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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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彦明
摘 要：本文通过对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者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系统梳理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为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佛教;伊斯兰教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20）01-00054-05
近年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成为宗教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重大课题。我国有五大宗教，除道教是本土宗教之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传入以来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在实现中国化的方向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在开展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中，学术界往往把佛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认为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化很成功的宗教，而基督教在神学思想和社会实践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海内外专家学者大多认为，佛教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教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相比之下，‘基督教中国化’却依然显得任重道远。”[1]事实上，伊斯兰教中国化也是一个重要命题。开展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图对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二者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以便更好地研究外来宗教中国化的经验和路径。为了便于研讨的展开，仅就同处于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环境中的汉传佛教和回族伊斯兰教进行研究。
一、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传入过很多种外来宗教，但是大部分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和发展下来的外来宗教，正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时代和方式不同，不是一下子就融入中国社会，而是经过长期的适应和调整，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不同于外国宗教的鲜明特征，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要系统梳理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以期为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借鉴。
中国基督教思想家赵紫宸先生曾将佛教中国化与基督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人需要宗教的话必须自己去求，认为“求”有三端： “求诸行”“求诸经”“求诸文”，分别代表的是“要做到身体力行”“要到发源地求经求教”“要自己翻译经典”。张志刚先生进一步研究指出，“从‘求诸经’‘求诸文’再到‘求诸行’”，“或许更合乎逻辑思维”[2]。他指出，“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来看，假如前述‘三求’的说法是有学术启发的，而对于任何一种外来宗教来说，‘求诸经’与‘求诸文’又可以看作两个不可或缺的本土化前提或步骤，即只有‘取到真经’并‘译出真义’，才有可能在另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与社会处境之下‘求诸行’——‘践行真谛’、‘得以认可’并‘传播开来’，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三求’比作外来宗教得以扎根、开花与结果的‘三乐章’”[3]因此，任何外来宗教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都必须面对如何翻译经典、如何处理与境外发源地的关系、如何调适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如何适应统治者的管理等问题。归根结底，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就是要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关系，进而实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和传播开来。
二、佛教中国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路径
（一）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一般认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西汉到西晋时期，佛教传播以佛经翻译为主，东汉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译出大量佛教典籍。“此时的佛教首先是在宫廷中流行，并且被看做祠祀的一种，混同于黄老之学。”[4]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东晋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调和儒家和佛教的矛盾，在理论上解决了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以儒家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佛教的传播逐渐由上层社会扩大到民间，佛刹遍及大江南北。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佛教八大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基本完成。与此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道思想为辅的思想文化格局逐渐形成。”[5]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改铸而渐失光环，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的理学已难以容纳佛教繁盛的局面，佛教再也难以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列。”[6]明清时期，佛教由诸宗并弘逐渐演化为诸宗融通，最终形成了各派融合，儒、释、道合流成为趋势。
（二）伊斯蘭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后传播至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性宗教。7世纪中后期伴随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商贸活动传入中国（一般认为，唐高宗永徽二年即公元651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之一）。唐宋时期，外来穆斯林侨居中国，伊斯兰教是外来侨民信仰的宗教。元朝，伊斯兰教成为与佛教、道教并列的政府认可的宗教。明朝，统治者实行“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和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政策，穆斯林与汉文化群体的心理和文化距离在逐步拉近。明代中叶实行海禁，“这样切断了唐宋元三朝以来，中外伊斯兰文化自然交流的通道，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面临着在汉文化的大海中孤舟独行的局面。”[7]。明末至清中期，穆斯林学者开启了“以儒诠经”活动，“通过吸收、改造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掀起了一个影响深广的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孤芳自赏’的保守状态。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8]清朝中后期，伊斯兰世界复兴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的穆斯林，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儒诠经”活动逐渐陷入沉寂。
三、佛教中国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之比较
开展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应该从经典翻译、与统治者的关系、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与境外发源地的关系、与所处时代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经典翻译
外来宗教传入一个新的地区，宗教经典是否翻译为当地文字，对其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佛教认为只要坚持基本教义思想，对佛经翻译为其他文字持开放支持的态度。佛教创立初期就使用两种不同文字进行传播，北传佛教主要依据梵语经典（雅语），南传佛教主要依据巴利文经典（大众语言）。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开始将大量佛经翻译成中文，最早由外来僧人主持译经，现存最早的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相传为东汉时期天竺高僧译出。随着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求法与译经并行，三国时期僧之行、东晋法显、唐代玄奘、义净前往古印度取经后回国译经、弘法。译经活动一直持续到宋代，随着佛教在印度湮灭而结束。大量佛经的译出，使得中国社会逐步认识和了解佛教理念。
伊斯兰教创立初期，关于《古兰经》是否翻译为外国语文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争论。正统神学家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为绝对维护原貌，反对翻译成任何一种文字。随着伊斯兰教向外传播和发展，就出现了《古兰经》翻译版本，16世纪拉丁文《古兰经》正式出版，这个时期大致相当于我国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近一千年之后，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始对《古兰经》进行摘译，迟至20世纪才出现《古兰经》中文全译本。按照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古兰经》标准文本为阿文和中文对照。因此，中国主流社会和伊斯兰教外人士长期无法了解伊斯兰教的真义。
（二）与统治者的关系
佛教传入之初，首先是在宫廷和贵族中流行，有的封建帝王本身就是虔诚的佛教徒。东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是最早信仰佛教的人，汉桓帝成为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梁武帝崇信佛教，要求王公贵戚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作《断酒肉文》劝导和命令僧徒遵守，改变了汉传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僧徒的肉食习惯。总体来看，除“三武一宗”灭佛之外，大部分封建王朝对佛教持宽容、支持态度。
对伊斯兰教来说，中央政权把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民族的信仰看待，伊斯兰教从未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信奉。唐宋时期，穆斯林作为侨民、生活在“蕃坊”之内。元代，穆斯林作为色目人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明代，中央政权重新回归汉族政权，穆斯林失去了特权地位，最高统治者对伊斯兰教进行褒扬，同时又把穆斯林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在内地禁止“胡服、胡语、胡姓”。清代，雍正元年、雍正八年，地方官员两次奏请朝廷严禁回教，革除回俗，雍正皇帝予以驳回，同时认为“回教原一无所取”。清朝后期穆斯林与清政府冲突过程中，有的穆斯林打出伊斯兰教旗号，有的阿訇成为实际召集人，清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高压政策。
（三）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佛教进入中国后，通过与儒、道接触、融合以及佛道辩经、佛儒论战，逐渐获得统治者和主流社会的认同。东晋慧远指出“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调和佛教与儒家思想的矛盾，为佛教的发展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儒家和道教也深受佛教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发展和全真道的形成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启发。“至于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的风气。”[9]随着唐宋以后儒、释、道合流，佛教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以前，伊斯兰教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保持距离，不注重对教外人士宣传和解释教理教义，主流社会无法了解伊斯兰教的内涵。明末清初出现了穆斯林信仰淡化、伊斯兰教衰落的问题，穆斯林学者开创了以儒诠经活动，在伊斯兰教与主流文化关系上迈出重要一步。清代穆斯林学者蓝煦在《天方正学》中说：“东方孔子仲尼，西方穆罕默德，心同理同，道无不同”“知回、儒两教，道本同原，初无二理。”穆斯林学者以当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架构来阐述伊斯兰教义的体系，主动把程朱理学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与伊斯兰教哲学和教义教规结合起来，在保留最根本信仰不变的同时，使伊斯兰教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现实需要。需要指出的是，“以儒诠经”活动主要是用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伊斯兰教，反过来伊斯兰教对宋明理学和主流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也被有的学者称为伊斯兰教儒学化进程，这与佛教与儒、道相互影响并走向合流殊为不同。
（四）与境外发源地的关系
从两汉至隋唐，中国与古印度、西域诸国联系紧密，境外僧人来到中国译经、弘法，中国僧人前往古印度取经活动从未间断，中国佛教深受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隋代，“在与外国佛教的关系方面，从总体上說，隋代佛教已经脱离了对印度佛教的依附，逐步走向独立和创新。”[10]中国佛教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宗派，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宋太宗时建立国家译经院，正值印度国内密教全盛时期，由于密教与儒家伦理相抵触，译出后即被焚毁。13世纪印度本土佛教湮灭，中国与印度佛教联系几乎中断。中国佛教延续下来并处于不断发展中，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明代以前，中国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经常性联系，宗教职业者靠外来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其后代充任，没有形成中国的培养宗教人才的制度。“明代中叶实行海禁以后，来华的伊斯兰教学者越来越少，各地清真寺普遍出现有宗教知识素养的掌教阿訇后继乏人的现象。”[11]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通过经堂教育培养教职人员，通过“以儒诠经”活动开启中国化进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的结合程度进一步加深。清朝前期，河西走廊连接中亚和中东的丝绸之路再度恢复，伊斯兰世界各种思潮源源不断传入中国，给中国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带来了重大影响。清朝后期，穆斯林与清政府爆发了多次冲突，“刚刚起步的伊斯兰教儒学化进程就此中断”[12]。
（五）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意识形式总是与特定的国家形式、社会形式相联系的，并由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所决定。“要把宗教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要用历史来说明宗教”[13]。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对佛教来说，两汉之际（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彼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快速上升期，社会主流文化正在孕育形成之中，儒家、道家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尚未定型，此时距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树立儒家“大一统”思想不过一百余年，公元142年张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正一盟威之道，道教方始形成，这又比佛教传入晚了一百余年。因此，佛教虽然是一种外来宗教，与儒家、道家思想共同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佛教、道教展开竞争，儒、释、道竞相争辉，取长补短。自隋至唐，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顶峰，国力强盛，善交友邦，兼容并蓄，呈现出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盛唐气象”。中华文明更加发达和自信，对于外来文化持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外来文化不但不会对中华文化带来冲击，反而还会受到中华文化的吸引和影响。佛教与中华文化的结合进一步向前推进，形成了中国化的八大佛教宗派。
唐代中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儒、释、道涵盖了宇宙、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的局面。伊斯兰教没有赶上与儒家、道家思想共同成长并展开竞争的历史时代，唐宋时期几乎没有给其他外来文化得以跻身于主流文化地位的空间。“唐代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至此，中国社会由上升期逐渐进入了下降期。”[14]进入宋代以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更加强固，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至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更加封闭、保守，不复盛唐时期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心态和气度。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开始探索中国化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思想条件与隋唐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完全不同。清朝后期，伊斯兰世界复兴思潮与中国封建王朝的保守之间发生冲突，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遭遇挫折。
四、对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国际学术界在研究外来宗教本土化时强调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15]佛教中国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轨迹不同，但是在探索中国化的道路上，在实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上都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也是共同的历史启示。
（一）实现文化认同。对佛教来说，佛教在与儒家、道教相遇、碰撞和竞争中，彼此丰富，也使得佛教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向儒、释、道合流的趋势，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伊斯兰教来说，通过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道本同原”，主动靠近主流文化，把伊斯兰思想与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紧密结合起来，从哲学思想到伦理道德，从基本概念到专用术语，进行全面吸收和改造，解决了穆斯林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问题。
（二）实现民族认同。东晋时期发生了“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也就是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东晋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指出既认同于儒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礼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发挥儒家思想所不足甚至没有的独特作用，儒家和佛教出发点和作用范围不同，最后的目的和归宿是一致的。对伊斯兰教来说，王岱舆《正教真诠》说：“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认为忠于真主和忠于君王是一致的，提出了“二元忠诚”思想，解决了教权与王权相统一的问题，对于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现社会认同。针对儒家认为佛教舍弃家庭、否定现世、无君无父的指责，东晋慧远认为沙门“不违其孝”“不失其敬”，佛教道德与儒家伦理纲常是一致的。东晋居士孙绰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命题，强调佛教的持修与儒家孝道的统一性。“佛教这种与儒家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倾向，构成了中国佛教道德的根本特点。”[16]清初刘智将伊斯兰教中念、礼、斋、课、朝五项功课称为“五功”，把伊斯兰教体系中关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伦理关系内容称为“五典”。刘智《天方典礼》说：“圣教立五功，以尽天道，又立五典，以尽人道者，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将中国传统社会“三纲五常”与穆斯林的“五功”、“五典”联系起来，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体系。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外来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要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土壤上落地生根，核心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关系。在新时代研究和推进宗教中国化，要引导我国宗教界坚持爱国爱教方向，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绝不照搬照抄外国宗教模式，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深入推进经典阐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宗教，用中华优秀文化浸润我国宗教，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适应时代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適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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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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