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钞写本P.3890文本形态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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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涵
内容摘要：敦煌写本P.3890是一份笺注性质的书钞。钞者当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本地中下层官员，本卷则是他纂辑的文章写作材料。该卷前半部分摘自诗赋的注文和释语，后半部分则摘取了一些判文的套语和例句。其编次有较强的随意性，缺乏规律，内容并不丰富，但能反映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应用性文章的写作要求和学习过程。P.3890的文本形态当追溯到先秦西汉之际的《尔雅》前三篇。从《尔雅》前三篇到后十六篇正是从书钞之学走向类书之学的过程。
关键词：书钞写本;P.3890;文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0）01-0101-07
Abstract： Dunhuang manuscript P.3890 is anannotated shuchao（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the compiler of which was likely a local official of middle or lower rank in Dunhuang during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first half was extracted from the notes and explanations of poems or odes， while the second half is from some formulas and examples of judicial writings. The compilation was constructed arbitrarily with no clear standard of selection and the content is not particularly rich， but it serves to reflect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practical writing of average scholars and administrators in the Dunhuang area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textual form of P.3890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Erya（Explanations on Words）from the early par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he third through the sixteenth chapters clearlyshows the transition in academic practice from study through copying and compilation to study through reference books organized by subject.
Keywords： manuscript of Shuchao; P.3890; text structure
敦煌写本P.3890是一份笺注性质的书钞。王重民、王三庆、施萍婷等学者都曾对该卷进行过整理或研究，但由于其内容较为芜杂，诸家对其性质和结构还没有较准确的定义。本卷的体例与现存敦煌类书有较大出入，文本内容也有一定区别。其文本形态源于先秦以来的抄撮之学，是典型的写本时代治学方式。
一 敦煌书钞写本P.3890的研究概况
敦煌书钞写本P.3890正面书写，首残尾完，全卷均为书钞。卷首仅存下半部“柱为对……虹梁也”和“言七香……亦车名”两行，其余部分保存较为完整。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注录P.3890，拟名为“小类书”，并云：“分类编纂，多采俗事。”[1]自王重民将其定义为类书，目录学者均无异词①。
王三庆《敦煌类书》对该卷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拟名作“对语乙”，并详细描述了本卷的基本形态：“全卷未立门目，分类编纂，辞条下并有释语。每数则即有结语云：‘言……事’，亦自成类别，体例或如《初学记》之对句部分。”又判断本卷的性质“皆释成辞或叙事，不引书名及出典，似就当时书仪用语而撰设。”因本卷内容“某有幸早逢唐化，得预登和，兄弟不和，有燃箕之忿也”，認为本卷为大中（847—860）以后敦煌本地的文人所编[2]。此外，还对本卷所涉及的典故事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
笔者通过对本卷内容、形态和体例进行考察，认为钞者当为晚唐时期的河西中下层官员，写本的体例与东洋文库藏《唐人杂抄》、P.5002《北堂书钞体丙》（据王三庆《敦煌类书》拟名）等接近，均为同类型的具有一定笺注性质的书钞。这类写本往往摘取经、史、诗赋的文本和注释，兼及文章写作的套语、典故和技巧。P.3890所钞选的注文有明显的“事义兼释”的性质，其结构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各条目之间往往具有联系性和指涉性。该卷前半部分摘取自诗赋释语，并时常疏通例句大意;为了方便判文撰写的取材，又辑录了一些相关例句和典故。该卷具有鲜明的随意性，但保存了唐代文人辑录写作材料的一些片段。书钞式的治学方式在写本时代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
二 敦煌书钞写本P.3890的
文本结构与内容
P.3890出自晚唐五代之际敦煌本地文化水平有限的中层官员之手。卷末钞者以“五行”配“五伦”和《五经》，这样的说法水平不高，即使该说不是钞者所创，也失于别裁。归义军时期沙州政权具有一定的半独立性，敦煌僧众和地方豪族大都为本地节度使政权服务，少有的入朝活动也基本代表了本地利益。相对独立的政治环境使敦煌中下层官员、僧人和文士的文章写作以服务本地文化仪式、宗教仪式或政治活动为主。骈语仍然是这个时代中下层礼仪文章占主导地位的语体，诗、赋、赞、愿文等文体写作需要积累大量典故，而判文的写作则既要兼顾实践性，又需要文采和辞藻。典故知识的扩充、对偶的使用以及例句的学习和赏析，在敦煌中下层士人的文章学习中占据较大的比重。 （一）P.3890的笺注性质与内容的指涉性
本卷的前半部分摘取诗赋例句和注文释语，有时还指出文章对偶。一些条目由“言”“故曰”等较为典型的笺注词汇领起。“言秋风仇扇”“言夫妇相敬如宾”“言夫妇好仇”“言爻分六位者”等条目均以“言”字领，而“香车杂流水之声”“如云之盖”“怨气添秦陇之云”“丝扰之地”“花飞十影”“逐六吕而萎死”诸条都有“故曰”领句。部分条目之前没有抄写原句或者原文，出现较为突兀，如“言夫妇相敬如宾”“言夫妇好仇”。这些特点足以证明，钞者直接抄录了某些诗文的笺注，或以其作为底本讲说诗文中的例句或文词。P.3890的笺注体例有如下几种：
1. 先解释字义，再梳理句意。如：“萎，黄也。故曰‘逐六吕而萎死’。六吕主阴，阴主煞也。”
2. 解释词意。如：“禀质，人伦也。”又如：“朝乌，日也。夕兔，月。相对。”
3. 解释典故。如：“三星者，嫁时星也。”
4. 抄写原句，再解释句意。如：“萧萧夏里，索索秋间。言天子左右厢莳兰种菊也。”“萧萧夏里，索索秋间”是钞者所据原文，其意义不容易明白，而注文则指出，这两句描写天子左右厢栽种兰、菊的情景，“兰”“菊”正好是对“夏里”“秋间”的解释。
5. 引用他书，不对原文进行解释。如：“《僧家事即》云：‘生居白屋，得预缁流。’”又如：“《左传》葛芦闻牛鸣曰：‘此必牺牲也。’”
6. 征引原文，再进行述评。如：“某有幸早逢唐化，得预登和，兄弟不和，有燃箕之忿也。兄弟亦有阋墙。”其中“兄弟亦有阋墙”是钞者对原句的评述。
写本所钞选的注文条目没有类书的逻辑，而是依照所据底本的内容进行排列。写本的一些条目直接透露出，钞手在引述这些典故时，必然依据了一些文本进行辑录和再创作。首先，写本中凡是涉及“言xx”的条目均有较强的指涉性。原卷有“言池似镜，故曰‘池镜’也”，《敦煌类书》于此条下注云：“本则所言过简，未详何指。”实际上，本卷不乏此类表述简单的条目，比如“披香者，殿名也”“惠炬，灯也”“昤昽者，光也”“禀质，人伦也”“春山，日没处也”“叟，老也”等。这些条目均与前后内容不相连属、各自成目且训释比较简要。其次，从卷首到“言池似镜，故曰‘池镜’也”诸条均与宫廷皇城相关，所涉事类不仅有与班固《西都赋》相类者，也还有“秦陇”“承明”等与长安相关的典故，而“香车杂流水之声”“如云之盖”两则描绘的应当是京都的繁华风貌。这几条很大可能钞自唐人所撰某篇京都类的佚赋。再次，写本中多有抄录原句，再进行评述的现象。卷中有“若四时初即云‘寒退暄来’，都而用之，各述其时也”一条，此处的意思是说，描述每年初春的时候可以用“寒退暄来”，也即“冬去春来”，而原卷中此条前后内容也均与气候变化相关。能够看出，“寒退暄来”一句是钞者从所据的原书中辑录而来的备用材料。
P.3890文本内容的指涉性还表现在各条目之间的逻辑性联系。如“《易》陈八卦，男女标六爻之文;《礼》备五经，夫妇著三周之御。”原卷接着抄录了其注文：“言三周，是绕马三匝也，亦言三年服也。言夫妇相敬如宾也。”而抄录了“夫妇好仇”等婚姻题材的典故之后，原卷又有“言爻分六位者，是《易》家男女之事，別用之最妙”，“礼三周也”两条。可以看出，这两条释语也是对前文“六爻”“三周”的阐述，此处重出显得颇为累赘。钞手摘录的这几条内容，均来自婚姻家庭关系的判文，“六爻”和“三周”在此类判文中较为常见，故钞手与之相关的注释材料都抄了下来，以资撰文参考。又如一组罪状内容之间，钞者辑录了两个条目：
汉成（宣）帝赐霍光车，上有金凤飞鸟，被王（黄）君仲网之。
龙飞去香莲之中，被预沮网之。
霍光金凤鸟的传说见于《续齐谐记》，龙飞入香莲被网之事则不详，应当也是唐宋时期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两则传说都涉及瑞兽被捕捉，而前后两则均为描述犯罪且录自判文的骈句。钞手大概认为，这两则典故可用于判文写作，尤其适用于描述犯人被捕的情形和叙述法律的高效性与威严性。
钞者还时常指出文章中的对偶，反映出钞者对文本材料的有意识组织和剪裁。虽然所据原文已不可考见，但仍能从用事特征看出它们大致是诗赋或判文，而这些文体的写作都非常重视对偶。本卷所指出的对偶有“言寒与火相对”“朝乌，日也;夕兔，月也，相对”“金钿玉钏为对”“兰肴竹叶为对”“清规戒慎为对”“狗性狼贪为对”“婵娟轻盈为对”等条，而仅有“言寒与火相对”一条抄录有原句。还有引述骈句并加以说解的现象，大都比较巧妙。除前文引述的“萧萧夏里，索索秋间”之外，还有“子夏衣似悬鹑，相如有百结衣。言学日进，如日新吐玉，月进含金，则能文辉濯锦。”钞者所据的文本必然使用了子夏和司馬相如身居贫贱却砥砺勤学的事迹{1}。阐述部分的“日新吐玉”“月进含金”也涉及骈偶和对应，钞者所据原文很可能分别施之于“悬鹑”和“百结”。又如所载韩信和范雎的一条：“韩信与南阳市中行盗，被辱于脚间;张禄被厕中之辱。信后蒙淮王追物主，兀两足。遇屈共途穷为对。”本条记载韩信在南阳行盗而被辱，且后来淮王追查到了物主，将其“兀两足”，此说不见于传世文献。在叙述了韩信和范雎遭受耻辱、得以复仇的典故之后，原卷继续抄写了“遇屈共途穷为对”一句。“遇屈”和“途穷”当是钞者所据文章中的词汇，且分别施之于韩信和范雎。据此推理加以还原的话，此条目疑即钞者对“韩信……遇屈，张禄……途穷”一联骈句的解释。
（二）写本后半部的判文材料及其价值
诗赋的笺释和评说内容之后，钞者又辑录了一些判文写作材料。王三庆《敦煌类书》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指出这些文字和白居易《百道判》类似{1}。实际上，本卷摘取的写作套语、范式和词汇不止《敦煌类书》所举两则。写本自“《易》陈八卦，男女标六爻之文;《礼》备五经，夫妇著三周之御”一条之后，抄录的均为判文中所涉及的典故。比如婚嫁相关的“三周”“三星”诸条，涉及“兄弟不和”诸条，涉及“县令神明”诸条，涉及子女不孝的“枭镜成群”一条，涉及“牛事”诸条，涉及“节妇”诸条，等等。钞手还直接引述了一些判文需要用到的套语。一类是为判官颂德的句子，如“沐舜海之珠潭”“荫尧云之玉叶”，两句后还附有阐述和解说。另一类是描述罪状的例句。比如“言罪状即云‘引沧波之锦浪，流罪无穷;斩昆岭之龙筠，书恶难尽’”，这是形容犯罪的恶劣影响。又如“言犯罪即云‘成汤一面，自此难容;萧何九章，犹其有罚’”，这是形容即使是网开三面的成汤，也无法容忍的罪行;在萧何的仁政治理之下，也依然会被惩罚。这两联骈语显然是从判文中直接摘录的。 P.3890书钞写本反映出当时中下层文士对案判写作的重视，同时也兼顾试判。唐代判文出现了较多流别，而现代学术界通常将唐代判文分为试判、案判、杂判和花判等类。由于杂判和花判涉及游戏文笔，将其归入到判文可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拟判和案判的分类是很对的[3]。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了《唐诸公试判》一卷和《唐诸公案判》一卷，从书名来看，显然是五代以后人所辑的唐人判文集，且很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4]。這种两书并行的现象表明，唐五代时期的士人对应试的试判和实践的案判都非常重视。今天所流传下来的唐人案判较少，且大多见载于《大唐新语》《酉阳杂俎》《北梦琐言》等唐五代人笔记杂著。敦煌写本P.2754是今天可见的为数不多的唐人案判集。该卷以往被池田温等学者命名为“安西判集”。据现今学术界的研究，该卷所载判文的作者为初唐时期的袁公瑜[5]。P.2754所抄录的文章均为实际断案工作中的案判，且书写规范，有朱笔句读，其钞者必然是当时河西一带的士人。从唐人案判实例来看，其以骈文为语体的形式和试判是一致的。
试判是文人针对考试而作的，故又被称为“拟判”。试判所涉及的案件大多为虚拟事件，人物多以天干来代替，故又有“甲乙判”的俗称。P.3890有“某乙凿井浮生，圭门贱品”，“某乙南陆庸夫，东皋贱品”两条，从这两句的内容来看，自然是从试判中摘取下来的文字。唐代以判文取士，刺激了文人对试判的拟作，尤其是针对虚拟案件的写作。编纂于宋初的《文苑英华》基本上继承了《文选》的文体为类、事类为门、文章为目的分体编纂方法，卷五〇三至卷五五二收录了五十卷试判，分为乾象、律历、岁时、雨雪、傩、礼、乐等数十门。与其他各体文章不同的是，《文苑英华》所收的判文是按照事类、判题和文章等层次分类的，通常判题之下系以一篇或多篇判文，并明确题有“对”字。这种分类就已经表明试判是唐代的应试文体。《文苑英华》的判文类中列有“鸟兽”一门，收录的判题包括“射牛判”“驱犊蹊园判”“杀牛判”“为父杀牛判”“解牛鸣判”等，足见当时所流传的判文试题有与牛事相关者。P.3890有“齐臣田单烧牛尾破燕军也。（已）以上牛事”一条，原卷中此条以上的数条内容均与牛相关。比如，“有黄牛被人盗之”和“宋人有白犊之祥”两条，很有可能是自试判中直接摘录出来的，且“有黄牛被人盗之”一条和“狗性狼贪”一条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一段末尾的“（已）以上牛事”四字指的应当不是“关于牛的典故”，而是关于牛的民事纷争。这种现象表明本卷的钞者正是在汇集关于“牛事”的判文材料，以备程式或断案之需。
唐判均以骈体写就。其实，敦煌所见的文章大多数为四六文，反映出同时代的文章写作仍以骈语作为主要的语体。晚唐五代仍然是骈文独大的时代，这是学术界较为普遍的共识。以P.3890为代表的书钞写本曾被学术界视为类书，最大的原因在于本卷几乎九成的文字都在阐释典故。这不得不回到《旧唐书·李邕传》李善注《文选》的“释事而忘意”记载，偏重典故材料的辑录正是骈文时代诗文注释的重要特点。唐代出现了搜集判文典事的著作，以张《龙筋凤髓判》为代表。该书以官曹为序，“条分件繋”，广泛征引与判文相关的写作材料。洪迈《容斋随笔》曾经评价《龙筋凤髓判》“堆垛故事，不切于蔽罪议法”，认为其不如白居易的《百道判》简训实用{1}。P.3890有“言齐国有即叟能铸钱，蜀地邓通能铸钱。更有母子钱，蛾目钱，榆钱。泉亦钱，青亦钱”一条，此处定然是钞者对原文中“即叟”“邓通”两则典故的解释，文后又突兀地列举了数条钱名。大概钞者觉得“钱”的典故在判文的写作中需求量较大，所以又胪列了一批相关的“代字”。这种风气表明，当时的中下层士人对文章堆垛故事是不以为嫌的。
三 敦煌书钞写本P.3890的形态渊源
中古时代的书钞写本应当追溯到先秦以来的抄撮之学{2}。抄撮之学是写本时代普遍的文献流传方式之一，近年来学术界对写本时代的文本层次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钞者在写本文献的文本形态生成过程中对各类资源的整合和构建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6]。敦煌遗书所保留的书钞写本是研究抄撮之学的重要文献，刘半农、周一良、张政烺、王重民、那波利贞等学者均有相关研究，这类写本对于考察中古时代的阅读史、文化史、教育史以及文学史的价值也已为学术界所充分重视[7]。从早期的抄撮之学到《尔雅》前三篇，再到敦煌书钞写本，是一条反映出古人治学方式的线索。书钞并非一种类例谨严的治学方式，但在写本时代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献整理现象，早期的字书、子书甚至辞赋都有书钞式的治学。汉魏以后，书钞的现象仍然在中下层士人中普遍存在，敦煌书钞写本则是考论唐五代文章写作的重要资料。
抄撮之学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治学方式。先秦至汉初的学术体系有着驳杂混沌的特点，尤其是在“著述之事专”之后，杂抄诸书、断以己意并汇集成帙的现象非常普遍。汉魏以后的经史传习、文章选本和类书的编纂等文献整理方式，几乎都保留了抄撮之学的影子。其实，最早的抄、撮指的是两种文献整理方式。《说文·金部》：“钞，叉取也。”“钞”的本义是“手指突入其间而取之”[8]。汉代以前“钞”字大多为抢夺、强取的含义，少有从经典、史传或诗赋中截取内容的意义。大致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抄集史传以便传习的专门著作。《左传序》孔颖达疏引刘向《别录》云：“《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9]这里记述的铎椒和虞卿均为战国时人。虽然此处关于《左传》的授受源流历来受到质疑，但战国时代是私家著述繁荣的时期，出现对内容繁重的经典文本进行撮举抄录的文献整理方式，自然是可信的。撮原指容器，引申为拣择之意。司马谈称道家之学“撮名法之要”，指的是道家吸取了名、法二家的优点，而刘向校书所谓的“撮其旨意”则是提炼出原书大旨并写作叙录的文献整理方式。不过，通常意义上的抄撮指的是钞集且撮取其“要”，并不涉及对原书大旨内容“撮其旨意”的概括。 早期辑录诸书释语的杂抄当以《尔雅》前三篇为最古。《尔雅》经历流传成书，自清代以后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10]虽然陆德明述的《释诂篇》的传习情况历来被视为“依托之词”[11]，但《尔雅》历代见重的原因是其出自汉初经生、目的是贯穿群经且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训诂资料{3}。从《尔雅》的文本层次来看，前三篇的分篇与后十六篇有显著的区别。后十六篇根据事物类别来分篇定目，具有显著的类书性质，故有学者将《尔雅》视为类书的直接祖先{4}。《釋诂》《释言》《释训》解释的则是一般语词，体例丛杂，自唐代以来，就有各种异说。比如，陆德明和邢昺《尔雅注疏》均认为《释诂篇》是解释古词语的;邢昺认为《释言篇》则是解释方言词汇的;《关雎》孔颖达疏所引《尔雅序》则认为“《释训》，言形貌也”。清代以前关于《尔雅》分篇的讨论基本不出此范畴。这些说法都是根据内容来讨论的，均有各自的不准确之处。比如，《释诂篇》《释言篇》各自都有解释方言、古语的此条，以此为准绳来衡量二者的分篇很不可靠[12]。清代俞樾则在《尔雅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名义说》一文中对传统的分篇说进行了修正。他提出《释诂》所收录的是解释古词语的条目;《释言》所收的是“非本义”;《释训》则是“后世笺注之祖”。俞樾对《尔雅》前三篇的分篇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因此20世纪以后多有踵事而作者。大致来说，现代学者从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角度对俞樾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且从编纂形式的角度对《尔雅》的分篇进行了更准确的定义。
俞樾对《释言》《释训》的分篇标准的概括仍然很有价值。他指出《释言篇》解释的是字的非本义，《释训篇》是后世笺注的祖先。其实，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恰恰反映出《释言篇》正是从群书传注中摘取词汇，否则一些词汇的释义就很难理解。比如《释言篇》篇首的“殷、齐，中也”一条，“殷”字的本义并不是“中”，但此处的释义来自《尚书·尧典》的“以殷仲春”一句，那么“殷”字则训为“中”了。《释训篇》则大量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并在其后作了简要的训释。比如“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僩兮，恂栗也”“赫兮烜兮，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既微且尰。骭疡为微，肿足为尰”“是刈是获，镬煑之也”“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张仲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这些诗句分别来自《诗经》的《卫风·淇澳》《周南·葛覃》《小雅·巧言》《大雅·生民》《小雅·六月》《周颂·有客》等篇目。《尔雅》时代的经生，要么在其后附有简要的训释，要么据《诗》立义对经句进行通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尔雅》的《释训篇》在很大程度上是杂抄了经典中的语句“以资广博”，其体例和后世部分敦煌书钞写本是一致的。虽然清代学者已经论证了《尔雅》并非经学的附庸，实则自成一书{1}，却不代表后十六篇中所载的内容不自《六经》取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所谓“《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这是兼全书而谈的，《尔雅》所包含的“鸟兽草木之名”的内容，大多都集中在后十六篇，而训释经典的内容则几乎贯穿了全书。前人主张“《诗》中鸟兽草木之名，当以《尔雅》为证”是没问题的[13]，《六经》所涉及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先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书于战国西汉之际的《尔雅》自然不可避免地自《六经》中取材。
从《释诂》《释训》《释言》再到后十六篇，正是从书钞之学走向类书之学的过程。《尔雅》文本的一部分出自汉初传习《六经》的经生。《释诂》《释言》《释训》三篇采用了书钞式的之学方式，使得其体例与后十六篇有显著的区别。后十六篇的撰集与同时代的《急就篇》等字书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子书著述方式接近，同为“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类书的雏形。汉魏以下，出现了体例严谨的字书、子书、类书以及文章总集等著述方式，杂抄诸书用以传习的文献整理方式就不再成为主流的治学方法了。但在中下层士人中间依旧盛行。《隋书·经籍志》几乎各个部类之下都著录了书钞著作。有截取经史者，如《谢氏毛诗谱钞》一卷、《晋书钞》三十卷等。子部杂家类则著录了《杂事钞》二十四卷、《杂书钞》四十四卷、《书钞》一百七十四卷。前一类往往是经典著作的截取，后者则“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目的在于多材和博观。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书钞写本，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书钞”一名所反映的学术源流更准确，更能准确定义敦煌遗书中体例较为松散、没有分门别类的且与类书有一定区别的书钞写本。敦煌遗书中不仅有题名为“钞”“杂抄”的中小型书钞写本，也有体例与类书有一定的区别而被学术界拟名为“杂抄”者。如P.2721《珠玉抄》的首题即为：“《杂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卷尾又题“《珠玉新抄》一卷”[14]。敦煌本《珠玉抄》采用问答形式，抄撮与日常生活、社会礼仪或文化活动相关的史传材料，是方便随身巡检的小型类书。《励忠节抄》本于托名魏征的《励忠节》。《励忠节抄》既可能根据该书节录而来，也可能沿袭该书的内容和架构，杂抄诸书将其推而广之{1}。此外，“书钞”一名能同时包含体例较为精审的小型类书或编次丛杂的书钞。前者以《勤读书钞》为代表，其特点是“钞”而不“杂”，编纂目的明确，体例精审，自成一帙。P.2607《勤读书钞》，首尾完全，书写美观，卷面清通平整。其编纂目的在于劝励后辈学习勤勉，所摘取的事类均与勤学有关{2}。实际上，敦煌类书《励忠节抄》是忠臣节士的书钞文字，卷帙较大且依类排撰，实则与《勤读书钞》性质相近。后者则以P.3890为代表。这类小型书钞往往摘取诗文中的例句或文词，而学术界往往以“杂抄”拟名。如东洋文库藏《唐人杂抄》，该卷摘录了多篇赋的例句，有班固《东都赋》、张衡《西京赋》、佚名《唐兴寒松赋》、班固《西都赋》等篇，足以考见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人的文章写作的取向[15]。
不过，将书钞写本也纳入类书的研究视野都是没错的。从学术源流角度来说，书钞之学本身是类书的前身和原始状态，或是类书的异名。在反映古人对事物的认识这一层面，两者的作用则是一致的。通过考察类书的体例、部类和所引书籍可以论证古人的学术体系，而通过书钞写本的形式、结构和内容，也能够考察古人的学术特征和文化观念。
参考文献：
[1]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7.
[2]王三庆.敦煌类书[M].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108.
[3]吴承学.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J].文学遗产，1999（6）：21-33.
[4]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827.
[5]刘子凡.法藏敦煌P.2754文书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袁公瑜判集考[J].敦煌研究，2015（5）：72-80.
[6]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48-157.
[7]周丕显.巴黎藏伯字第二七二一号《杂钞·书目》初探[C]//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415.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14.
[9]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3695.
[10]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M]//十三经注疏：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5581.
[1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339.
[12]管锡华.《尔雅》中《释诂》《释言》《释训》形式分篇说：《尔雅》研究之一[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7（3）：96-102.
[1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
[1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215.
[15]池田温.《唐人雜鈔》について[J].東洋文庫書報，2009，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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