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岁末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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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文君
黄昏时分，我正伏案工作，C教授将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站在门口大声对我说，“Violet(我的英文名)，外面下雨了，很有可能转成雨夹雪，早点回家吧!”我抬起头笑了笑，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自从到了多伦多，“家”成了离我很遥远的一个词，心也永远处在一个漂泊的状态。
多伦多是一个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人与事变幻不息，期待永久简直是一种奢侈。在这里待了五年多，对人和事我早已习惯于不再留恋，但此时，竟然有些怅然若失。被这种情绪纠缠，我竟然无法继续刚才被打断的工作。
追根溯源，这种情绪好像来自一个学生的一句平常的问话。这个男孩儿几年前随父母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他来办公室问期末考试的事，最后问了我一句跟考试全无关系的话，“Violet，下学期还能见到你吗?”
他在学生当中是比较喜欢跟我聊天爱问这问那的一个。刚开学的时候，他问我，你从哪儿来，北京，上海……后来熟了，他就问我，中国怎么样?你为什么来加拿大?你喜欢多伦多吗?我不喜欢，人和天气都太冷了。我喜欢香港，将来想回去工作……
北美的师生关系很淡漠，不少老师在校园里见到学生不哼不哈，学生除了问问题或者是要求增加分数就再也不会想到老师，从来不曾有哪个学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对此，我吃了一惊――是好奇还是想表达再见到我的愿望以示对我工作的肯定。
过去做助教跟学生接触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在办公室一坐，自己拿本书看或者是拿一堆卷子来改，或者什么也不干，就那么慵懒地坐着，等学生来问问题。我不习惯把他们当作我的学生，我内心里并没有觉得我跟他们有什么师生关系，只因谋生的需要我才跟他们有了见面的机会，我预备跟他们再不谋面，或者相见不相识――老外不都是这样的吗?
大学，对于任何人都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地方，短了一两年，多了三五年，不管多熟的人都会各奔东西。我认定，彼时彼刻，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在一起，此时此刻，那种原因不存在了，也就没有谋面的理由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我每学期麻木地做着分内的工作，关心的只是工资有没有按时到账。至于接触过的学生，只是跟我擦肩而过的路人，全都像过眼烟云，在我大脑里不留一丝痕迹。我不在意他们是否记得我，也不会惋惜今后再也不能跟他们相见。
这个学期不同，我经常到教室去，给学生答疑，在办公室的时候也经常有学生来问问题，他们发来电子邮件打听跟学习有关或者没有太多关系的事也都由我来解答。沟通和见面的机会多了，一来二去我跟不少学生熟悉起来。在校园里碰到他们，经常有人叫我的英文名字，Violet。
我的工作虽然千篇一律，但也不乏快乐的瞬间。一次给学生的小组作业打分，每个作业都有二百多页。我愁苦地想，又没让他们写博士论文，写这么多干嘛?等到把它们全都看完我恐怕得满头白发了。我看完一份就懒洋洋地把它扔在一边，这个活儿真Boring(乏味)。又拿起一份作业，雪白的纸上一朵紫色花映入眼帘。虽然眼前一亮，我还是不屑，“老外就爱搞这花哨的东西，以为一张漂亮的封皮就能得高分吗?”接着看下去，封皮的下方有两行字，“这个作业为C教授和Pretty Violet(漂亮的紫罗兰)准备”。Violet是我的英文名字，也有紫罗兰的意思。“他们还真有点奇思妙想。”我不禁笑了……
我问自己，下学期我还能见到他们吗?就算他们还在大学里读书，他们上课的时间不固定，要见到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在这儿上学比工作还忙。
难道这是令我惆怅的唯一原因吗?
今天，C教授跟我谈期末的工作安排，想到一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下学期我将跟不同的人工作，不会再跟C教授共事了。这也是让我无法回避的心绪黯然的理由吧。
一旦意识到一个时间段的结束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它的开始。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初次见到她的情景依然清晰。
她四十上下年纪，像大部分女教授一样戴副眼镜，一双不大的眼睛经常从镜片后面露出惊诧的眼神；也像大部分女教授一样，满脸倦意，眼睛浮肿，明显的睡眠不足。她穿着一件洗旧了的铁锈红T恤，一条泛白的牛仔裤。我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要开口，电话铃响，她赶紧说了声“Sorry”，从门口冲到办公桌旁，抓起电话，慌乱中还碰翻了咖啡杯。她一边随手找了张纸擦桌子一边用粤语大声跟人聊起天来。我早就知道她从新加坡来加拿大，而新加坡的一些华裔也讲粤语。不管她是哪里人，粤语也是中国话啊，一听之下让我觉出些熟悉的氛围。
听她聊了足足有二十多分钟以后，我心里渐渐开始厌烦起来，“华裔到哪儿都公事私事不分!”
谈话几次被电话和进来打听事情的学生打断，好不容易把我的工作布置完了。很简单的事，却用了一个多钟头。
C教授好像是系里最忙的人。慢慢地我发现这不是因为事情多，而是因为她杂乱无章，把简单的事搞得无穷复杂。我经常对别人抱怨C教授。好在了解大学教授的人都说，他们的大脑在学术上面高精尖，做起具体的事都这么糊里糊涂，他们的思维方式跟正常人不一样。听了这话，心里多少感到些安慰――她这样做决非故意，这实在就是她的风格。
不知道多少次，巴不得这学期早点结束，不用早晨七点钟接C教授的电话，晚上十二点回她的电子邮件。可是真要结束了怎么又会怅然若失呢?――可能就像人们经常说的，茫茫人海，你单单有机会认识某一个人，这难道不是一种缘分?不管对方是怎样一个人，你跟她相处时间长了都是有感情的。何况，在那些冷漠的当地人中间，C教授的华人面孔，甚至是一些华人的小毛病，也足以让我感觉亲切了。
过往的零星片段执拗地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我想起C教授跟我谈考卷的时候，得意地说，这次考试的卷子我出了六个版本，每个版本，我都故意把每个数字换了，这样他们谁也不能抄邻座的。说完以后露出狡黠的微笑。正在这时，一个学生从背后叫了一声MS(女士)，想问她问题，她警觉地转了一下头，脸也在一秒钟之内拉下来，想表现师道尊严。我憋住不笑，心里却想，四十多岁的人了，竟然还会露出孩子性情。
期中考试结束，她让我五天之内改完六百多份卷子。忙着改卷子，一不小心就累病了，感冒，不停地咳嗽流鼻涕。手里忙着，心里恨恨地想，这个人真是个Slave―River(监管奴隶的人)，病了还得给她卖命。正这么想着，顺手就从桌子上的面纸盒抽出纸来擤鼻子。突然想到，原来桌子上没有这个，是C教授不知什么时候把它放在了我的桌子上，除了这盒面纸，还有一盒巧克力……
心底深处升腾起一丝温暖。曾经出现在我生命里，跟我一起走过一段时光，给我留下回忆的每一个人，他们就像是一幅风景画中的人物，凝固在那里，虽然模糊不清，却也依稀可辨。有时我会在一个人安闲的时候去细细品味那幅画，去思念那些人。
黄昏时分将要锁门离开办公室的瞬间我摸了摸兜里的钥匙，心想，再过一个月就要把钥匙交还给C教授了。于是，忍不住又往窗外看了一眼。
办公楼离市中心YONGE和DUNDAS的十字路口只有不过五六十米之遥。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是GUESS品牌店；南面则是EATON购物中心和H&M专卖店。正对着窗口的位置是一只用来做广告的巨型可乐筒；在它下面，吊车缓缓移动着长臂，过不了半年YONGE和DUNDAS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就会有一幢新楼拔地而起。
外面刚刚下过一场大暴雨，但很快就晴了，不过天空中仍然飘着迷迷蒙蒙的雨丝。人们在雨里行色匆匆，旁若无人地走过，穿越路灯、车灯、广告灯箱以及办公楼发出的光束汇成的光海。
现在天色更暗了。那些电视屏幕啊，灯箱广告啊，就格外醒目。繁忙的大街上有白领上班族，还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我告诉自己，必须走了，便走出办公楼，汇入这人流，顶风冒雨，走上回家的路。一个人走在雨夜的街头，突然忆起十多年前听到的一首歌，《我独自在风雨中》：
“就在一场风雨中／让零乱的脚步引着你我各奔西东／那滋味?摇像凛利的刀锋
我独自在风雨中／让纷乱的心绪伴我走向茫茫前程／那滋味?摇我怆然独饮
我独自在风雨中／让零乱的脚步?摇踏碎我的梦……
一边走一边想，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很多往事忍不住要去回忆吧，也有很多或悲伤或快乐的旧事去缅怀吧。过去的日子，逝去的岁月，又怎么能追怀；岁岁年年，又有多少怅然的情绪只能留在心底呢?
到了我所住的公寓楼了，看到不知谁家的阳台外面已经装点上了彩灯，彩灯闪烁，光芒流动。噢，快圣诞节了，真的是岁尾了。
(责编/孙厚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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