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声音→阅读:叙事文本中的空间生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邹波

　　摘要：叙事是人形成认知和表达意志的符号化行为，因此也是通过重塑历史时间来建构主体的行为。叙事重塑历史时间的关键是使“过去－现在－未来”中的“现在”能向主体性之身体主体、意识主体、间性主体等层面敞开，从而能包容主体“当下”的异质性等空间因素。在叙事文本中，“视点”被层累地含化向“声音”，架构起主体性空间关系，最终又通过读者的阅读行为来激活“现在”／“当下”的异质性、开放性等主体化因素。
　　关键词：叙事文本；叙事时间；主体性；叙事空间；空间性体验
　　
　　叙事与时间形影不离，但在保尔・利科看来，不是叙事基于时间，而是时间以叙事的方式得以塑造：“时间变成属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这种程度，它是依照叙事方式来组织的；反过来，叙事的深远意义达到了这种程度，它摹写时间经验的特征。”叙事再造时间，强化了时间被塑造为历史时间的事实，以此刷新某种终极意义的设定方式和关系厘定的规范体系，从而展开主体性建构。据此，我们方能理解：叙事是以文字语言为媒体所进行的符号化行为，是造词命物、廓出主体的意义生成过程。如鲍勒诺夫所指，当艺术将包含在生活中的可能性表达出来时，它也反过来塑造生活。
　　因为历史时间植根于小写的人的具体生活时间，所以不仅“现在”应该成为时间化的基准点，勾连起关于“过去”的记忆与重述，和关于“未来”的将及而尚未，而且“现在”当与主体所在的“当下”二而一，才能保证所重塑的历史时间向主体的个体性差异和历时性差异等因素开放，真正成为主体性建构的时间再造。
　　在叙事文本中，叙事时间之“现在”的开放性具体含化在叙事空间中；叙事空间的意义在于能将异质、开放的主体性因素填充进叙事时间的“现在”，帮助完成叙事之重塑历史时间的行为。
　　
　　一　主体性存在基于空间性存在
　　
　　空间不是主体的意识对象，主体是空间意识性地存在。关于空间的内涵，往往有两种界定方式：一种是采用实体性思维的物理空间观，用空间指称物体的体积、位置，物体间为并存或分离的状态，相应地，用时间指称事物存在或运动过程的持续，以及事物之间或运动过程之间的继起序列和间隔；一种是采用实践哲学思维的实践空间观，其实质是实体性思维的变体：先把实体物质对转为实践行为，再用空间指称实践行为的广延，相应地，用时间指称实践行为的持续。实体性思维的空间观基于主体意识哲学认识论。主体意识哲学将世界二分为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空间与时间被当做认知主体的“客观”量器，用来标记认知客体的存在状态。如德谟克利特把世界万物还原为原子，空间作为“虚空”成为原子存在的容器，康德认为空间是“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用为先天的知识原理”，牛顿认为“绝对空间和时间不仅是独立地存在着，不依赖于物质的过程，而且彼此间也是互不依赖的”，“空间的各个部分和方面是完全同类的”，“在那里分布着物体，表演着事件”等等。无论如何，空间与物质分离，外在于实体(包括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没有个性差异。传统文学研究和经典叙事学研究那里的空间，如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总结的，“常常是作为打断时间流的‘描述’，或作为情节的静态‘背景’，或作为叙事事件在时间中展开的‘场景’而存在”，供人物活动、事件延展的场景，是主体认知方法论意义上的实体空间。但是，不同的社会个体所感知到的空间存在差异，就如清秋月下的凸碧堂于林黛玉是别有洞天，但傻大姐则可能视若无睹。可见，空间其实内在于主体的认知习性、世界经验中，强化当下空间关联着主体的生存经验。质言之，主体性存在首先是空间意识性地存在。
　　空间意识强调意识的主体，意识主体必然与身体主体有着本质关联，因此，空间意识和身体当下紧密相关――“空间”是个体基于当下的身体感知、通过意识呈现的。身体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占有一定物理空间的物质躯体，一是被特定文化化的符号身体。人的身体知觉并非是无主观差异的，首先，感知是在身体这个有重量物体的意义中把握性质，“感觉始终在参照身体”；其次，身体是在具体的空间方向上把握物体，“空间方向不是物体的一种偶然属性，而是我得以认识物体、把握物体意识为物体的手段”；再次，身体的感知角度、焦点等空间感知范型一定受到文化传统、价值立场等历史习性的干扰，习性作为无意识，是“生产了我们的思想范畴的集体的历史，和通过它这些思想的范畴被灌输给我们的个人的历史”。本真存在的到场决定了意识，本真存在到场的前提是身体知觉习性，身体知觉习性又是社会教化的，由此才能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
　　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互生这个事实，在具有超稳定的社会关系和人生模式的传统世界中，以及在主体认识论主宰的话语框架中都不甚明显。到了当代，我们在解构主义的视角下才看到，一方面，便捷的交通和信息使世界缩小为地球村，个体人、单件事都成为大网上的小点，在每个点看来，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由它与网上其他点之空间关系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另一方面，社会个体因为空间关系而“生成”于知识谱系、权力结构、文化传统的中心或边缘，因此其空间感知范型才受到文化传统、价值立场等历史习性的干扰。福柯曾用异质空间和空间边界来描述空间关系式的社会存在。所谓异质空间，指属我的空间和他者的空间之异质；所谓空间边界，指异质空间只有由异质空间之间的边界得以呈现。比如监狱和日常空间这两个异质空间只有借助这两个空间的边界才能让人看见其异质性。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基于社会主体而互生，可见，空间意识基于间性主体。
　　概言之，主体性实践是基于身体之当下、基于间性主体的空间意识性存在。这就意味着，在对主体实践空间展开认知时，不应忽略空间的身体性和主体间性；分析文本化的叙事空间也必须通过分析叙事空间的身体性、主体间性来展开。
　　
　　二　最小的叙事空间：“视角→声音→受述者”的关系性空间
　　
　　对于作为主体性实践的叙事文本而言，叙事空间一方面应该是一种拟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被文本化出最小的叙事空间单位，用以演绎主体性空间何以介入“现在”而构成重塑历史时间的主体性建构。
　　在叙事文本中，因为“视角”、“声音”保证了空间的身体性，“视角”、“声音”间的叙述关系构成空间的主体间性，因此最小的叙事空间是由受述者所在位格而揭示出的“视角一声音”之关系性空间。
　　
　　1.　视角：身体的看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的观察角度，它是基于身体的看。最基本的视角是人物的观察角度。它包括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想、所说，比如刘姥姥第一次进入大观园，因其外来的、底层的人物身份，故较为突出地使用“陌生化”的手段来极力强调刘姥姥的身体之声色触味与王熙凤房间之空间场景的“相遇”。视角还包括叙述者的观察角度。它是故事向叙述转化的基础环节，如英国小说理论家卢伯克所说：“我认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

要受观察点问题的支配，观察点问题即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
　　人物的视角更能让人看到其“身体性”，比如，人物站在什么空间、处于什么时间在听、看、想、说；叙述者的视角之“身体性”则显现的少，隐藏的多。显现的如《十日谈》这种框架式小说，交代叙述情境是叙述者们远离黑死病漫溢的佛罗伦萨，身处在洋溢着明媚夏景、青春气息的郊外。隐藏的则更为普遍，如《包法利夫人》开头一节叙述男主人公查理・包法利小时候入学的情境，我们无法确定到底谁是这里的“我们”之“我”及叙述动机。但无论显或隐，读者都能去推想其叙述情境，因此，这个叙述者依然具有“身体性”。视角的身体性在“看”中标划出当下的某个人在某种情境中的空间经验，因为这些空间经验，人物／叙述者的“看”引起了喜、嗔、怒、骂，混沌成人世百态，凝聚成特色性的物化空间。
　　
　　2.　声音：身体的被看
　　在叙事文本中，视角只是谁看，声音才是谁说。热奈特说，许多理论家都出现了“谁是叙事文中观察者的问题和谁是叙述者的问题之间的混淆――两者完全不同，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谁看与谁讲之间的混淆”。热奈特指出，视角作为“谁看”关乎的是语气，声音作为“谁讲”关乎的是语态。“声音是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的综合”，但声音基于视角，声音是对视角之所见的转述。
　　视角被声音转述，意味着视角的身体性在被叙述中被看到。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极为精练地用“过滤”这个词来描述视角被声音转述的情状：“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把动态的立体世界点化(或幻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线性的人事行为序列。这里所谓语言的透视镜、或文字的过滤网，就是视角，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它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因此，叙事角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一个叙事谋略的枢纽，它错综复杂地联结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何物，看者和被看者的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这实在是叙事理论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应该强调的是，“动态的立体世界”、“心灵结合点”、“召唤视野”、“语言”、“文字”等抽象的意义物，是基于视角的身体性的。
　　
　　3.　受述者：“视角→声音”的空间关系化
　　声音对视角的叙述，实质是在转述他人的话语，它是把他人的话语引入一个由转述人主导的对话语境和交往区域中，“话语进入交往的区域，与此相联系出现了语义和情态(语调)的变化，如隐喻的弱化和俗化，如实物化、具体化、日常生活化等等”。因此，(1)“视角”是由“看”的当下之身体性对世界的界分：人物作为一个身体主体－意识主体－间性主体，通过“看”确定了他在他所目及的空间关系中(与文本中其他人物)的站位和朝向，表征出主体在私人经验－知识传统－想生存三层面的空间性建构，具体而言，私人经验是个人在当下空间中的物象感知、主体情绪、具象感知方式，知识传统是群体文化所规定的间性规范、主体发展向度、审美传统，理想生存是个人对间性规范、神人之际、审美理想的反思。(2)“声音”是由“叙述”的当下对世界的再次界分：叙述话语中的每一次遣词造句，都是一次对空间边界的厘定和空间关系的确立。试想，一个人说“那个男人”时，不是简单地指称上下文中的某个男性，而是集聚了这个人在某空间立场上的世界感知及具体的空间界分――男人、女人，而不是男生、女生，也不是男性、女性……因此，“声音”也是具有身体性的，叙述者的“声音”转述人物(或下一层的叙述者)的“视角”，不仅使“视角”所在的身体被看，而且也使“声音”所在的身体被看。
　　“声音”的身体性是被受述者“看”到的：受述者从“声音”透视“视角”，看到“看者(即人物或下一层叙述者的视角)被(叙述者的声音)看”和“看者(叙述者的声音)在看”，由此透射出“被看”使人物的这种站位和朝向被上一层的叙述者纳入另一层的某种空间关系。于此，叙事不再是借摹仿、再现社会空间来指涉事件、塑造人物、摹仿世界，而是基于受述者所揭示出的“视角→声音”之关系性空间，来创生经验世界。比如《故乡》中，“我”和母亲坐船离开故乡时，闲聊起杨二嫂在闰土索要的草灰里挖出十多个碗碟，这个细节仿佛是再现了某种人情世故的空间，目的是为了渲染杨二嫂这个“豆腐西施”的小人心态，或者是揭示中年闰土老实背后的某种狡黠，以更深刻地揭露贫苦生活对淳朴农民的扭曲。但是，如果我们从“视角→声音(→受述者)”这个叙事空间来看，就有不同的结果。“杨二嫂在闰土索要的草灰里挖出十多个碗碟”这个事件是作为人物“我”的视角，被作为叙述者之“我”的声音转述出来的，其中，人物“我”在和母亲“又提起闰土来”中“看”到“杨二嫂在闰土索要的草灰里挖出十多个碗碟”，叙述者“我”把人物“我”所看到的事件放在“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中，借此来“看”人物“我”的“看”。于此，读者不仅借助叙述者之“看”看到人物之“看”，而且还看到了人物之“看”如何被叙述者“看”。可见，行文至此的空间边界不是关于人物“我”与杨二嫂或中年闰土或母亲的关系，而是关于人物“我”与叙述者“我”的，在意义焦点上，已不是中年闰土与少年闰土的差别及造成这种差别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引起读者的讶异、哀怜；而是叙述者“我”看人物“我”及他所生活的乡村中国的姿势，这种姿势是鲁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乡村中国的一种典型的描画方式，而正是这种描画方式定义了当时中国的自我认知，规划了当时中国的发展路径，是为主体性建构。
　　
　　三　读者的空间性体验激活异质、开放的“当下”
　　
　　故事内人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均以叙述者对人物的空间关系为中介，平面的叙事文本被“视角→声音”统摄为这样的空间关系架构：
　　视角：人物“看到”的空间关系　　
　　　　　　　　↓　　　　
　　　　　　　　事件　　
　　　　　　　　↓　　
　　声音：呈现、叙述、议论事件，人物“被看到”的空间关系
　　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话语成多层次的转述－被转述关系，所以人物之间的空间关系一层层地被上一层叙述者转折，直至经过最外层的叙述者。因此，叙事文本的交流模式是叙事文本建构叙事者(隐含作者)、人物、情节、“隐含读者”等之间的层累结构，不同叙述者层层向内包容，直至故事中的人物言行和场景，不同叙述者所对应的层层受述者之间也由故事内向故事外延伸至读者――读者是最外层的、最终的受述者。抵达读者的阅读行为时，已经历经了层累的从“视角”到“声音”，又将“声音”转为“视角”，因此，经历了一次次的“叙述”，构成“视角→声音”之“看→被看”的多次循环和多次对空间的当下界分。赫尔德说动词的“叙述”特征是：“一个直接模仿刚刚消逝的自然音的词，意

味着过去的行为，因此过去时是动词的基础；但在初始阶段，过去时几乎也用来表示现在……对当前的存在可以把它指示出来，而对过去的事情却必须加以叙述。叙述可以用许多方式进行，同时，迫于寻找词的需要，人最初也不得不采取多样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在所有古老的语言里都有许多种过去时形式，而现在时则只有一种，甚至一种也没有。”我们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其实已经过去，讲述的动词是一种动态的过去时。叙事“narrative”的拉丁词源“narrare”(“讲述”)和“gnarus”(“知道”)表明“讲述”与“知道”是一体两面，如同以词命物一般，唯有能指称事物方能认知事物。可见，所谓“过去的东西”，是在记忆中想象地对世界的持存和一体化，是日常生活中对已有命名体系的分有、挪用，所谓使“过去的东西”正在“发生”，是叙述者借“叙述”来对世界重新命名、指称，重新确定命名秩序。比如对于神话而言，自我和实在之间并不预先存在一个严格明确的界限，这一界限正是由用神话故事所代表的符号形式系统所创设出来的。概言之，一次次“视角→声音”的空间关系化，使世界处在不断地被持存和重新被界分中。“持存”使“现在”被封闭地连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线上；“重新界分”是“现在”的完成性被开放的“当下”所打开。
　　读者的阅读使界分空间的当下成为主体性空间。文本生产止于读者阅读，“视角→声音”所构成的“看→被看”的循环实际积聚在读者的阅读行为上，读者既是隐含作者的受述者，又是阅读事件的叙述者。可见，因为叙事文本是以“受述者”这个位格作为提供观察行动、透视作品意义的立场，所以叙事文本的意义其实是产生于“文本提供的角色与真实读者的气质”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如果说“文本提供的角色”是非主体性的身体，那么，“真实读者的气质”则为叙事文本导入生根在群体性相关的社会条件下的主体性因素，它使“文本提供的角色”获得了“当下性”。表面看来，叙事文本借助“读者-受述者”这个中介，将被转述者的意向层层集聚、涵盖进叙述者的意向中；实际上，因为“读者-受述者／转述者”的双重身份使叙述文本构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关系网：读者的阅读行为使身体性、身体的当下性、身体间性等主体性要素充实了“视角→声音”的空间关系，致使不同层次的被转述者(可能也是不同层次的叙述者)在被集聚、涵盖进其他叙述者(可能也是被转述者)时依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显现了自己的意向，因而和叙述者的意向构成同一和分化的辩证统一，叙述者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同样被被转述者撕开。这样，我们看到，“叙述”是此时此刻的某个主体在叙述异己的他者。这个他者可以是另一个人，也可以是从前的自己。
　　读者在“视角→声音”之空间关系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空间性体验。所谓空间性体验，是指自觉地意识到形成具体的空间体验的某种模式，它是对空间体验的源始性还原。带着空间性体验，读者将线性的叙事文本历时地生成多维空间关系――读者逐字逐句地体验(转述)前后继起的词语、句子、段落，激活了“叙述”情境：在叙事中，高保真的对象其实不是事情与事情的关系，而是叙述者如何呈现事情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地呈现事情，它已不在于如何能用“各表一枝”的历时来仿真“花朵同开”的共时，而在于用怎样“各表”的历时来生产出人(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事(人物的看似整一的行动)，在转述和被转述情境中相互交错的空间关系。
　　
　　责任编辑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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