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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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摄缘起
　　马丽琳（以下简称马）：您拍摄这样一个家庭内部的故事，缘起是什么呢？
　　陆庆屹（以下简称陆）：我喜欢拍照，我们家人也挺喜欢的。2012年底，我在豆瓣上放了一个相册，是关于家乡的特别日常的东西，没想到反应非常热烈。我之前觉得这些照片是关于我自己的家乡，所以容易打动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有共鸣，觉得是不是应该更认真对待这件事。那时候正好需要添一台相机，就买了一个可以拍视频的尼康。我始终觉得照片记录下来的是定格的画面，就那一下，没有时间的感觉，所以想着还是拍视频吧。回家好几天之后，才试着去拍视频。那一年里，陆陆续续拍着，看到特好的画面就停下来，拍两张照片，那些视频断得很厉害，反正很碎。2013年，我在豆瓣上写了一篇日记《我爸》，两天之内点赞和转播超过了2万，这在豆瓣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当时我就懵了。这么个人的内容，为什么会打动那么多人？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记录的意义。所以第二年回家前，我买了一个三脚架，想把影像拍得更好一点，传说中1500元的投资，就是从这来的。当时只是觉得剪成片段，刻成盘给亲戚朋友，只是这么想。2015年我的工作比较自由，回家的时间可以长一点，越拍越觉得可拍，看所谓家乡父老，他们的一举一动跟北京人、跟其他地方的人的状态不一样。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情怀，你就会觉得这种不一样很特别、很重要。为什么重要，你也不知道。我看自己父母的一举一动，吃饭啊，走路啊，都觉得可爱极了，什么都想记录下来。我爸妈本身就是特别可爱的人。
　　马：后来怎么想到拍成一部电影呢？
　　陆：其实我之前对电影了解特别少，但是我很喜欢侯孝贤，他的《童年往事》有些状态跟我少年时期很像。我还特别喜欢《风柜来的人》。2015年《聂隐娘》上映，我看了他的很多访谈。有一个导演系的学生问他：“我是学导演的，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我的第一步？”侯导说：“想拍就去拍，你不拍你怎么知道怎么开始”。这句话很刺激我，因为拍摄了几年，对影像也有了一些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做电影，所以就买书、看电影。那时候我对电影没什么概念，只是凭直觉去看。有些电影打动我，就没完没了地看，比如《东京物语》，看了至少50遍。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买什么书，就在豆瓣上找各种各样的影评来看，看得头晕脑胀。后来偶然看到有人说《故事》那本书特别好，就买来看。因为它是讲写剧本的，我本人也写东西，看得也是津津有味，但是看了之后觉得跟我的电影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加了很多影评的公众号，几乎每一篇影评我都看，里面有很多推荐的书，我就买了几千块钱的书。电影世界、电影艺术、电影哲学等等，各方面的书都看。电影哲学的书没看完，看不动了，太厚了。后来我觉得可以做一部完整的作品，不只是给家庭看的影像。从这开始一点点建构自己的电影观。到2016年的春节，我父母的身体突然之间就衰弱下去了，我姐的离开对他们的打击很大。这部片子是想给他们的，当时我又不会剪辑，我怕这个片子他们看不到，因为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剪出来。四月我回到北京后，就找人帮我装软件，也不知道怎么用。卖电脑的小哥建议我买本书来看，我又跑到中关村买了两本书，学习怎么操作软件。就这么一点点剪，剪了20个月才剪完。
　　那时候我差不多两个星期出一次门，扔垃圾，买点菜啊。每天都是这种状态。当时我自己觉得剪得挺好，但是我没有参照，也不认识做电影的人。我的朋友们看了说挺好的，但是提不出意见。我有个搞艺术的朋友叫刘耀华，他是艺术策展人，不搞电影，不过他看过很多电影，有自己的艺术观念，他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其实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他的意见有很多独到之处。后来我们就一直讨论，最后两个多月都经常泡在一起。第一场公开放映也是他帮我联系的，在尤伦斯放映一场。我当时觉得能放映一场就挺好，就立刻回家接我爸妈。我觉得他们那一代里有很多人都很有才华，而且对艺术有特别纯粹的爱，但是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我也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后面事情的发展就是靠运气，因为直到第一场公开放映，我也不认识任何做电影的人。后来第二场放映的时候，赵殉和王立学看到了这部片子，才开始考虑发行。
　　马：从2017年第一次放映到2018年12月路演，一年时间做了哪些筹备工作？
　　陆：后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也不问他们。包括参加FIRST影展，都是他们报名的，我不懂。
　　马：当初您用了一个尼康相机，拍摄频率是29.97帧，而电影的播放速度是24帧每秒，怎么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陆：我不懂，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的。他们说画面的问题还好，主要是处理声音遇到困难，声音对不上，但后来还是解决了。我看他们成天愁眉苦脸，挺搞笑的。
　　二、人物：乐观坚韧的生命态度
　　马：我发现影片里两位老人总是在笑。影片中的情绪大部分是快乐的，也有一些悲伤，几乎没有愤怒的情绪。
　　陆：我爸妈这辈子没抱怨过一句话。我妈一向雄赳赳、气昂昂的，做事情不求什么回报。以前大年三十有乞丐来我家，我妈就会给钱、给饭。他们俩属于乐天知命的类型。我妈一直在做她熟悉的事隋，我爸对所有的东西兴趣都很大，觉得什么都好玩。有时候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哈哈大笑，自己念叨“大活人，还摔了？”就是觉得很好玩的状态。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以前家里发生了火灾，他们没有特别大的怒气，也没有追究谁的责任，只是说：“这回小心点！”事情已经发生了，抱怨没有任何意义。我家就是这样，人活着就是解决问题。我们那里，没有人不喜欢我爸妈。
　　马：影片中的爸爸很喜欢拍照，有很多他拍的照片和视频，这是否也影响了你？
　　陆：1997年我姐花了2万多买了一个摄像机。那时候我三舅买了一套房子，100多平米，才3万。我们家十年前才买冰箱，2007或者2008年才买洗衣机什么的。但是我爸買手风琴，一个就几千块钱，还买各种乐器，都是添置喜欢的东西。我买洗衣机的时候，我妈说没必要，用手洗就好。买了之后，我妈夸我孝顺。我爸一辈子，一个朋友都没有，因为他整个生命的重心就是工作和家庭，他是我们县唯一一个全国高级教师，他喜欢工作。1984年，大家还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的时候，我爸就会用单卡的录音机录程序，还教给我。如果在条件更好的地方，他可能会成为研究这些的专家。他太喜欢钻研了，任何他看到的东西他都想钻研。2015年我哥回家带了个电动独轮车，我爸眼睛发亮，说：“我要玩。”太天真了，别的老人不会这样。他不逛街，几乎出门就是去山野。别人叫他交流书法、乐器，他会去参加，但是不深度介入。 　　马：影片开始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退休之后的生活状态，很满足、很平和。
　　陆：他们退休之前也这样。我从小感受到的家庭气息就是这样的。我五六岁的时候，住在乡村中学，贵州雨又多，家里房子漏雨。我们夜里起来拿盆子接水，我爸打着手电筒到屋顶去弄瓦片。那时候物质太匮乏了，但是我爸妈没有抱怨过。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困难，反而觉得挺好玩，全家人说着说着还笑了。除了生死，生活没什么困难。就觉得生活就这样，大家都很穷。他俩结婚的时候连口锅都沒有，我爸一双鞋也没有，我妈用三天给他做了一双千层底，这种鞋一般半个月才能做出来。我爸妈还了整整30年的账，1995年才把账还完。我从没见过他们那样的人，温柔、坚韧又天真。我三舅说我妈那个脾气，要不是陆姐夫，早离婚多少次了，我妈就瞪着他，我爸就嘿嘿地笑。
　　马：除了物质，婚姻终究是建筑在爱的基础上，包括关爱，健全的家庭的温暖，这是影片《四个春天》想表达的主题么？
　　陆：我就是想在一个旁观的角度看他们，因为我从内心非常赞美他们。
　　马：每次离开家，爸爸把你们送上火车或者出租车，这些片段特别能触动那些离家打拼的人。
　　陆：有一年先送我哥走，然后我爸把我送到火车站，送完我，他自己用一个多小时走回家。我妈发了一条短信说，你们还是别回来了，走的时候太难受了。刚才想叫你下来吃面，结果你已经走了。我看到短信，从候车室—直哭到了车上。人要是没有这些成长的经历，肯定也有些缺憾。贵州有些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往外走的渴望很强烈。我爸妈非常支持我，从来没干涉过。我对火车有很特殊的感情，为了拍火车隧道的镜头，我还专门坐了一趟绿皮车。因为绿皮车的厕所可以开窗，我就先把镜头卸下来，把相机伸出窗外，再把镜头拧上。当时风很大，特别担心一失手相机掉下去。我想以后有钱了，要把自己感受到的火车拍下来。目前所有电影里的火车镜头，只有几个是我喜欢的。可能因为我离家出走，我对火车的感受跟别人不一样。我甚至想过拍一部纯粹在火车上发生的故事。
　　1999年我突然想去当矿工，就是一念之问的想法，我妈问我：“你觉得你行吗？”我说：“应该可以吧。，我妈说：“注意安全。”她没有反对我。我哥当年从清华离职，我爸认为能养活自己就行。我哥19岁在清华当老师，23岁辞职隐居，我爸妈也没有异议。那个时候觉得很自在，过了多少年回想--起来，看到其他人的家庭关系，一对照，觉得我父母特别了不起，特别开明。
　　马：让你们自由生长，这也是他们爱的方式。
　　陆：特别无私。我高一只上了一个学期，之后再也没上过学，没在稳定的情况下成长，很多人情世故我不懂。我某些方面很早熟，某些方面很晚熟。比如北京的朋友结婚，叫我去吃饭，我吃完就走。后来朋友在群里讨论给红包，我才意识到还有这件事，我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我2006年开公司，挣钱挺多的，我都没想到给父母钱。不是不想给，是想不起来给他们。当时我回家揣着2万元现金，放在裤兜里露出来。我妈问：“怎么拿这么多钱？那你给我点。”我就抽出几百块，其他钱都给她了。其实那时候我家还有欠债，他们从来没问过我要钱，父母一直在默默承担，我妈说不想给孩子添任何负担。那时候觉得自己蠢极了，后来才意识到挣了钱，除了给朋友，还可以给家里。后来我有了钱就先给父母，但是他们不要。我只好买东西，买到后来我妈都怒了，说：“那么多衣服！没柜子装。”我就买衣柜。他们真的是无怨无悔。
　　马：《四个春天》展现了一个充满歌声、充满爱的家庭，如何选择影片表现的内容？
　　陆：本来也设想了表现独山县的风俗、人文的东西，加上自然的风光，想把这个作为背景。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
　　马：为什么删掉了这些？
　　陆：一方面素材不够，另一方面那几年家乡变化很大，比如房地产公司来了，很多变化打乱了我少年时的记忆，我不愿意去拍。两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后来决定还是算了，拍最熟悉的内容剪起来更自然一些。
　　马：您如何看待您的家乡？那个地方的水土和个性有何特征？它们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陆：我家乡那里山水无穷，总觉得隐藏着很多神秘的故事。独山人很热情，是很真挚的热情，这是比山水更能铭刻在我脑中的家乡的印迹。我很喜欢独山人，他们至今还保持着一些可贵的品质，比如尊老、比如对文化的尊重。我很想找到那种看似平常却很有力量的气质，想找到根源。我想以后还会尽力去挖掘那种独特的社会生态。
　　三、整体构思：本真呈现的生活质感
　　马：有了这样的构思之后，怎么将内容整合起来，进行叙事？
　　陆：就是四个春天，按照时间上一年一年的小的变化。比如一株腊梅，最开始很小一株，长高、开花，就像养孩子一样。比如燕子，飞去又飞来。我自己那个版本有段对话，我爸看着腊梅说：“腊梅黄的啊，不好看。”他就是那种特别客观的人，也不会说假话，想什么就说什么。
　　马：这些都成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元素。第一个春天开始的时候相机就记录了爸爸在晨跑，然后熏腊肠、做饭，以这些生活细节展开？
　　陆：挺奇妙的，这是生活的一部分，维系着生活的内在逻辑，人要吃饭。其实我还删掉了很多食物的片段，不然就变成《舌尖上的我家》了，我妈会做很多本地的食物，我想以后有闲心了，剪辑一个独山的食物。
　　马：通过这些细节感受到生活的质感。
　　陆：这话我特别赞同，我想拍的就是生活的质感。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质感，看你去不去拍，你以什么角度、身份去介入，生活以什么样貌被记录。我觉得剪辑这个片子的过程中，对我的思考有很大的扩展，我想了很多以前没思考过的东西。人是什么，生活的本质是什么，社会的样貌是什么。每个地方的差别，都培养出一些灵感。有一次我叫朋友来看影片，他特别喜欢植物，他看到我妈说“大地回春，刺梨发芽”，就潸然泪下。你很难想象那种状态，普通人不会因为平平常常的两句话有那样的反应。对于时间的叹息放到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来表达，就—下子戳动了情感，就像在好多日本片子里精微的细节，让人产生共鸣。之前共鸣都是朋友之间聊天产生的。 　　马：这里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
　　陆：状态。真正应该拍的是人的状态、人的反应，不是事件本身。这是我喜欢的。有些拍摄者特别关注事件，会凑得很近。我觉得远点、稳定点会更好。我不喜欢拍成新闻调查的风格。
　　马：有的人是线性思维，不是艺术思维。
　　陆：不知道，人跟人的差距太大了。喜欢植物的人就很喜欢这部片子里的一些细节，种植也是我爸妈的爱好。我觉得我对植物、对自然有一种敬畏感，以前困难时期，我们家种了这些植物才得以顺利地挺过来。我自己在北京种了二百多棵植物。
　　马：影片跟大地、跟自然的关系特别近，大地拥有治愈的力量，可以把悲伤消融。人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人的一部分。你怎么看影片跟自然和大地的关系？
　　陆：人最后变成山林。所以有的事情争来争去很无聊。你想想乔布斯在临终前的那段时间会想什么？可能还在想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人最后就是白茫茫一片，不管社会身份是什么，不管最后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力展示出来，就不枉一生。
　　马：影片里还有很多细节，比如爸爸给妈妈染头发。有一个镜头妈妈在做小鞋子、爸爸对着电脑唱歌，两个人乐在其中。用这些很暖心的细节构成这部影片？
　　陆：每个家庭里都有这些东西，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比如丈夫给妻子盛一碗饭，生活就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很多时候细节里有特别细小、微妙的情感。重要的是凝视感，对生命的凝视，用心去观察生活。凝视多了，对于什么东西能打动你，自然比较敏感。我爸妈对这个世界特别温柔，特别天真，特别怜惜，这里面就有诗意。比如，我家网上购物的纸箱子，我妈就会留给收废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生病了，我妈还买了几斤核桃去看她，特别慈悲。这也影响了我，我以前上班坐地铁，地铁上有收矿泉水瓶的老人，我每次都给他矿泉水瓶。你有一点点善意，对自己满意一点。其实那时候每天下班，就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乏味极了。有这个事情，每天有些小小的期待。
　　马：这是生活中暖心的时刻。
　　陆：暖谁呢？暖自己，感觉多了一件事情可做。一个矿泉水瓶对人家老人能有多大帮助？没多大改变，自己知道而已。
　　马：他们对别人的苦难怀有悲悯之心，他们自己也经历了人生的波折。
　　陆：以前他们特别穷。我印象中6岁之前我都没吃过几次干米饭。但是没有比较，大家都这样，我也没觉得我家特别穷。有些广东的知青，他们的亲戚会给他们寄一些年糕、奶糖，我家就没有。我妈托人从广西弄了两斤蜂蜜，分成好几份，等到假期的时候送给我外公。那时候物资太匮乏了，但是也挺快乐的。
　　马：两位老人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姐姐去世之后，妈妈在姐姐坟前哼唱起姐姐最喜欢的歌，歌聲把内在的痛苦变成了可以言说，能被超越的身外之物。
　　陆：我姐最喜欢跳舞。我妈10年前就跟我聊过，如果他们走了会怎么样。他们对这事看得挺淡的，还能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生命的过程吧。
　　马：《四个春天》里的家庭充满了乐声、歌声，音乐在你家里起了什么作用？在影片里发挥了什么作用？
　　陆：音乐在我家是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生活的自然呈现。
　　马：音乐起到了治愈作用？
　　陆：这不应该是作者回答的问题，每个观看者会有自己的答案。每个人都是世界的过客。比如坐地铁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人吵架了，我们会去问为什么吵架吗？基本上不会，很少会去追究原因的。我只想让人们看到这样的生活，那些很具体、很细的东西，我不想去挖掘。
　　马：第二个春天和第四个春天的开头，是爸妈站在门口说欢迎欢迎，这是一个特意的设计吗？
　　陆：本身就是这样的，回家拍到的第一个镜头。2014年我把相机挂在身上，为了拍那样的镜头，没告诉他们哪天回来，所以回去的时候他们很惊喜。2016年也是这样，我自己先回去，回家拍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爸妈在厨房门口欢迎。
　　四、镜头语言：整体观照的生活状态
　　马：《四个春天》的影调偏向朴实平和。您学过油画，请谈一谈美术经历对这部影片的影响。在摄影基调方面，这部影片又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陆：纪实摄影和绘画是两个领域的东西，只能说画画的经历培养并强化了我的审美的“意识”，在拍摄时我会随时下意识地判断画面构成。
　　马：拍摄时用了很多平视的角度，用儿子的视角去贴近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
　　陆：其实我反倒想远一点，但是相机的收声限制了我，很多素材用不了。距离太远，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很可陪。后来就随心所欲地拍。
　　马：所以您还是用冷静节制的方式处理家庭影像。作为一部纪录片，很多时候人物会直接对着镜头说话，观众会意识到儿子就在镜头后面，有意识带入你的视角？
　　陆：相机在我手里，从儿子的视角拍他们在那个环境的感觉、状态。不能说完全没有设计，所有的拍摄者都无意识地在进行设计，但是他们在镜头前没有压力，能呈现出生活本来的状态。我拍了很多，有二百四十几个小时的素材。
　　马：这么多素材，您的剪辑取舍原则是什么？
　　陆：我高兴就行。因为同样的素材太多了，只能说挑一个吧，都差不多，也许第二次看觉得另一段更好。有一段是我妈种了苦麻菜，挨家挨户给邻居送。那些街坊看到我拿镜头拍，也没有特别诧异。但是最后剪辑的时候没有放进去，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线里去了解这些人，你会觉得这些人太好了，太假了，以前的人情世故跟现在不太一样。影片里有一段是邻居送腊梅，我爸收下之后，邻居说了谢谢。其实这背后有故事，在我们那里，如果我爸妈接受了谁的礼物，他们会感到很高兴。那个吴叔叔知道我们喜欢植物，他到成都的时候就带回来两株送给我们，还对我们说谢谢。但是这些前因后果我没有拍到，我也不想去摆拍。从小我家里就寄宿别人家的孩子，直到我15岁离开家，这期间陆续有17个孩子曾经在我家生活过。我爸辅导他们功课，管他们吃住，没要过他们一分钱。我爸妈也不为什么，纯粹是帮助他们的学业和生活。这些我没展开，我妈说凭良心做事情，不求回报。这些都没放到影片里，不然就太杂乱了。 　　马：据说最初剪辑的版本长达四五个小时，后来剪到这个长度？
　　陆：我自己那版是2个小时，上院线是1小时45分钟。我特别欣慰得到了金马最佳剪辑的提名。我自己觉得剪得挺好，但是没有横向的比较，也没有专业人士的评判，总是觉得不清楚。有了专业人士的肯定，我挺欣慰的。至少证明我对剪辑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
　　马：所以您是按照直觉把这些素材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整体？
　　陆：我没有按我看过的纪录片的方式剪。我研究的是《谍影重重》和《七武士》。它们对我的剪辑有多大影响，我不知道，我从里面看到了一些剪辑的逻辑，我就不想剪成很闷的那种。
　　马：有没有关注商业电影的技巧？
　　陆：我特别喜欢研究斯皮尔伯格。他的部分商业片很程序化、特别精密，作为学习对象是极好的范本。阿巴斯的片子，比如《橄榄树下的情人》，一看就像艺术家做出来的。我前几天看了蔡明亮的《爱情万岁》，发现再怎么样的片子都有自己的规矩在里面。电影想吸引人看下去，必须有某种特征在里面。蔡明亮制造悬念的能力太强了，他什么也没说，他不需要说，看到这一段，就可以了q我觉得电影很好玩，就觉得什么都好。电影没有类别的高低，只有水平的高低。我最喜欢的片子还是《东京物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还有《风柜来的人》，特别喜欢。生活中有很多残酷的东西，一旦隐藏到电影里面，能感受到人生的复杂，这一生需要去体会的东西太多了。
　　马：怎么把握影片的节奏、起伏？
　　陆：我觉得纯粹是凭直觉，到现在我也总结不出来。非科班出身的，很难去总结这些东西，没有系统性。流畅度、节奏感的把握就是凭直觉。
　　马：艺术创作需要凭直觉。
　　陆：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有电影天赋，我觉得我能拍好电影。自信是一方面，还得看有没有把握。我现在没有把握，这东西还得学习。我现在看很多片子会想导演怎么想，导演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为什么这么拍。看多了，就会有收获。一些在书本上看到的不能理解的东西，在观影的时候反而理解了。
　　马：第一部作品就获得金马奖提名，在FIRST获奖，是很难得的事。
　　陆：其实我激动的是入围FIRST初选，特别激动。那时候大家都很忐忑，不知道能不能入围，而且没走过后门，也没后门可走。对我而言，那一项就够了。后来入围金马，反而没那么激动了，特别奇怪的状态。
　　马：豆瓣评分达到了8.99分，被称为年度黑马，您怎么看？
　　陆：最初点映了几十场，最开始那批观众的热情建立起影片的口碑。这是发行方最关注的。我只是觉得很喜欢路演，我比较喜欢跟观众互动，能得到很多不同的信息，跟观众的交流让我感到很温暖，还有的让我感到很惊喜。从观众的视角看到的东西对我很有帮助。
　　马：您内心还是喜欢故事、叙事，包括您关注的电影技巧。
　　陆：我从小就意识到自己是个旁观者。小时候躺在床上，看到墙上有个黑点，脑海里就想这个黑点是不是苍蝇，它会不会飞？然后我就想这个房间在独山县哪个地方。然后抽离出来，思考是否有人知道有个小孩在家里想这些。这种状态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还比如坐公共汽车，有人走过，跟我目光对视，我就会带入他的视角，揣摩他的心理。
　　马：这种思维和视角的转换很电影化。
　　陆：我的直觉告诉我电影特别适合我。我以前画油画，我还做过运动员。我踢球的时候，踢着踢着，我的思维就飘掉了，我觉得变成了移动镜头，其他人在动，空间在变幻。
　　马：你的眼睛就像摄影机。
　　陆：真的是。我把自己分裂成一个主观、一个非主观的视点，有点像魂魄分离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这样。很早以前，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经常主动加班，每天赶末班车回家。那时的公交车不开灯，车里是黑的。我背着包，拿着笔记本、小铅笔头，我就摸着黑写日记。等汽车停站的时候，灯亮了，我就看看自己写得什么，一看发现全写花了。你可以试一下盲写。你会发现，在黑暗中，你也可以做点什么事情。那种感觉很好，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感觉自己的手里有一个小秘密。然后你会想，车上这些人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小秘密，可能是心理活动，可能是他们手里摸着什么小东西。我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马：这些镜头的选取，也构成了影片的风格。
　　陆：我拍了很多好玩的镜头。但是给自己家人看与给观众看是不一样的。有好多剪掉的，我当然知道特别好，但是没放进去，太动人了，可能这种动人出现在生活中很自然。但是单独截取出来，就很突兀。
　　马：破坏整体风格的一致？
　　陆：说不清楚，文艺作品，我喜欢情感含蓄的，像《海边的曼彻斯特》。
　　马：所以您喜欢客观节制的拍摄方式？《四个春天》对特别悲伤的事情表达也很克制，这种克制的表达反而让人觉得很有力量。
　　陆：本身也没什么故事，很少戏剧化的东西，生活就是这样。我喜欢静静地待着，观察，感受很难说清楚。人过了35岁或者40岁，想法会不一样，我以前是个特别躁动的一个人。以前夜晚的时候会骑车出去瞎逛，有这样的习惯就会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次在清华西门附近，碰到一个躺在大马路上的人。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去帮他，我过去一看是个三十几岁的男的，我问：“你怎么了？”他说：“这是哪儿啊？”我说：“你是不是喝酒了？你躺在这，一会儿被车撞死了。”他说：“瞎说！车敢撞我？”我说：“随便吧，你要是爬不动，我可以扶你，挺危險的。”他说：“那帮我吧！”他很重，拖都拖不动，最后他连滚带爬到马路边了。然后，我就骑着车走了。如果没有特别无聊的人的习惯，是碰不到这些事情的。这些事情—直在发生，我也没有特意观察，它就在你眼前。我就是喜欢晚上出去，我上初中的时候，三四点就起床，先去跑一下步，然后自己煮碗面，背着书包去学校。我就坐在窗台上，看天亮起来，看同学们背着书包来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特别愉悦。我们那的早餐吃米粉，那时候1角5分钱一份，加点肉丝是2角钱。我爸妈总是给我2角钱。那时候马路上有两家米粉店，我总是去其中一家。后来我觉得自己煮的面条也挺好吃，我就没跟我父母要钱，我路过米粉店的时候，我绕着走。心理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之前一直吃这家，而且是他们的第一个客户。现在不去吃了，我担心他们想我是不是去另外一家了，有点隐隐的背叛感。人的心理特别微妙，有意思。我始终觉得电影的事件只是背景，真正应该拍的是人的状态。我喜欢的东西是这样的。
　　马：您艺术创作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陆：缺乏经验，我会去学习。剪辑《四个春天》的时候我也没有经验，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马：您下一步的计划呢？
　　陆：下一步，我要拍故事片。我试着写剧本，内容不太相同，但基本都是现实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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