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电视剧《欢乐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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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电视剧作品《欢乐颂》的出现曾引起了一阵舆论热议，于2016年开播的《欢乐颂》当年以113亿点击量位居开播电视剧榜首。这部以都市女性为题材的电视剧围绕五位性格迥异、来自不同阶层、拥有不同出身背景的女性讲述了她们的爱情与生活，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相当成功，本文笔者就对《欢乐颂》中的人物塑造展开论述。
　　 关键词：《欢乐颂》;电视剧;人物形象;都市女性;性格;背景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5-0099-03
　　电视剧在这个多元化思潮汇集的社会背景下成为了文艺作品的主要力量，每一个电视剧创作者都要思考如何为时代凝神聚气，传递积极正向的精神和意识。只有无愧于时代的电视剧作品才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
　　 一、基于成长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塑造
　　 罗伯特·麦基是底特律优秀的编剧，其在《故事》著作中曾写道：“优秀的作品在揭示人物真相的同时还会仔细刻画描写出人物本性变化轨迹，无论朝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发展。”《欢乐颂》这部电视剧就围绕“五美”的个性成长讲述了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
　　 电视剧《欢乐颂》第一季里一系列故事以不断揭示人物真相展开，所有情节的发展与铺垫都从客观角度上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与转变奠定了基础，最后在第二季中实现了质的转变。
　　 （一） 职场精英——安迪
　　 安迪是现代都市里具有代表性的职场精英，其特立独行、逻辑严密。高智商、低情商的安迪在职场上永远公私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她精明干练，但生活中的安迪却与人疏离，缺失亲情的她虽然愿意载送邻居上班，却没有表现出与更多人接触的意愿，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是避之不及。安迪的人生就好比辉煌的乱世，久经大起大落的安迪身上总是透出一种可以搞定一切的自信。
　　 在家庭方面，安迪经历了外公、父亲抛弃妻、女的遭遇和弟弟遗传了家族精神病的事實，自己身上还携带着随时可能发作的家族遗传精神病基因;在事业方面的无比自信、从容、风光和骄傲仍旧抵不过感情上的恐惧、自暴甚至抓狂，最终因为无法承受和处理好与魏兄的感情结束了恋情;在生活方面，安迪扮演了一个“大家长”的角色，每天上下班顺路带着关关，帮助邻里妹妹，帮曲筱绡解决了工作上的难题，并一步步开始面对和接受自己的身世，实现了自我突破，还勇敢地接受了包奕凡炽热的情感追求，同时也愿意在感情中为对方付出。曾经那个一提到生父魏国强就情绪崩溃的她，却在看到爱人陷入孤立无援时愿意主动找魏国强来帮忙。剧中“安迪”人物实现了本质的成长。
　　 （二） 胡同公主——樊胜美
　　 樊胜美是一个既善良又虚荣，出生贫寒的“胡同公主”，是一家外资企业的资深HR。貌美如花的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家庭中，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在父母的不公和兄长的拖累下一直用于“填洞”，无论生活再窘迫，日子再难过也不愿向别人求助，而是选择一个人默默的承担、流泪，在生活中好帮忙又讲义气的她还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是一个让人又同情又唏嘘的人物。
　　 剧中人物经历最丰富的就是樊胜美。哥哥打人闹事后带着一家人来上海投奔她，家中有一个瘫痪在床的父亲，哥嫂因违法被判坐牢，断米断粮的家中老小压得樊胜美喘不过气来，最后在男友王柏川的帮忙下得以解决。诸事不顺的樊胜美遇到了一个生意屡屡不顺的男友，遭遇了投资不慎走向破产的种种事情，最后樊胜美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男友在上海买房上，希望自己在他乡站稳脚跟过上安定的日子，不料得知了自己的名字不会写在房产证上，希望破灭，寄托成空[1]。历经了种种心酸和痛苦后的樊胜美开始慢慢明白，真正的独立和坚强是找到自我。她开始对客户昂贵的礼物表示拒绝，也不再有依附男人和金钱的心思，同时意识到了自己对男友王柏川一味的索取，这并不是爱情，勇敢地向他表示歉意，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格独立。
　　 （三） 绝对利己主义者——曲筱绡
　　 曲筱绡是一个典型的精明利己主义者，并附有自由和利益交换法则的双标，她在剧中属于一个相当明显的榴莲式主义者，拎得清、眼睛毒、三观正、做事没分寸、总是从自我角度随意插手他人的生活;在性格上属于刀子嘴、豆腐心类型，外表看似冷漠但内心火热，善于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剧中的曲筱绡虽然一路顺风顺水实现了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但也经历了诸多的不如意，比如被男友嫌弃没文化、遭到客户全英文沟通的刁难、在父亲重男轻女思想下从没有与母亲一起同父亲过过春节、因错送了礼物让男友自尊心受伤。缺失家庭陪伴的她从小只能和自己玩，在父母中间充当了一个双向“监督”的角色，由此来获得更多的金钱，继而对钱形成了安全感的认识。这个从小成长于金钱利益中的女孩，最后却在父母因家产分配问题而闹到离婚的时候，含泪忍痛解散了她最为骄傲的自创公司，用她所有的财产去保护家庭，从一个争夺家产富二代的形象实现了蜕变。
　　 （四） 单纯姑娘——邱莹莹
　　 这个来自小城市的人物邱莹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群体，只身一人到大城市打拼的平凡女孩，低智商低情商、乐观、善良、直爽、吃货、敢爱敢恨，满足于平凡简单的小幸福。爱情至上的她在刚入社会时表现的懵懂莽撞，虽然遇人不淑、甚至丢了工作，但仍然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邱莹莹在第一季中被“白渣男”骗色骗情、失业失恋，却还埋怨帮助她的朋友们。在事业方面，在建立咖啡网店、周末一家家跑客户的努力下，她最终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成为一家新店的店长。而在爱情上，她也经历了被男友应勤嫌弃不是处女，被应勤未婚妻当成第三者殴打住院，被应勤妈妈骂作没教养之后，终于觉醒[2]。这个往日弱到不能自保的“小蚯蚓”勇敢而真诚地向应勤妈妈表达了自己与应勤之问的感情，且不再把自己不是处女看成是一种羞愧之事，更不会为此道歉，因为那不是自己的错，她最终得到了应勤家人的认可。 　　 （五） 和平主义者——关雎尔
　　 关雎尔是一个缺乏主见和坚持的和平主义者，没有明显的性格特征。初入职场的她表现规规矩矩，还有一丝战战兢兢，工作态度努力上进、单纯、知足常乐。典型的听家长父母意见的乖乖女，做着父母安排好的工作，穿着妈妈买好的衣服，就连交朋友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听取父母的意见。
　　 一向乖巧可人的关雎尔在剧中做出了拒绝父母强行的相亲安排，在放下那个满心都是曲筱绡的赵医生做好心理建设后，也跟随自己的心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感情，关雎尔在剧中说道：“谢童爱上我，是因为我是我自己，并不是因为我是长辈们认为的乖乖女，并不是因为我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或者看着合适来追求我。”关雎尔在长期没有存在感的过程中，一步步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与魅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特色
　　 表面看上去非常高冷的安迪好像随时都戴着一个精致的面具，在她眼中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没有用高低贵贱之分看到周围人的情况下，她对待身边一切人事的态度都能保证公平理智，但因为家族精神病遗传和孤儿的身份让她存在严重的社交障碍，影响了她的人际交往。
　　 富家女曲筱绡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留学回国后不学无术。受家族企业思想的影响，在做生意方面喜欢耍小聪明，虽然如此，她还是会努力地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同时，基于家庭关系影响，十分敏感于人情世故的她相当清楚那些所谓的潜规则，加之仗义又毒蛇的性格让她在知晓邱莹莹被白主管潜规则时，直接揭穿了渣男的真面目，帮助邱莹莹认清现实[3]。
　　 另外的三个女性角色相比曲筱绡和安迪而言与大部分普通人的世界更加贴近，在他乡挣扎奋斗多年的资深HR樊胜美，虽然经历着生活苦难，但她却一直是一个有担当、善良的人，对室友关雎尔和邱莹莹这两个职场小白给予保护和指导;单纯耿直的邱莹莹很容易相信人，也经常不经意将人得罪，但她也在经过职场历练后看清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傻白甜”;关关作为一个来自于中产阶级普通家庭的乖乖女，默默地为工作而努力，温柔乖顺的她也因为性格的不主动和不勇敢让自己与暗恋的人再无可能。
　　 三、通过人物塑造呈现正能量美学精神
　　 文学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反之，现实生活也是创作文艺作品的动力和源泉，但同时文艺作品是将高于真正意义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出来，传达出了一种正能量美學精神。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欢乐颂》让现实人物与艺术人物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对话也体现出十分的真诚，以无限趋近现实为目的进行人物塑造的过程，还要充分彰显出现实的残酷性。比如邱莹莹的初次恋爱就遭遇职场潜规则，遇到一个品质恶劣的渣男白主管;爱慕虚荣，对生活有着过度追求的樊胜美受到了曲筱绡的嘲笑与不屑，这体现了现实残酷的阶级差异;初次见到开着豪车的安迪，曲筱绡也曾对其身份表示怀疑，这体现了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误读和偏见[4]。不过最终电视剧还是给所有问题作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心存梦想、希望与真情，一切难题都会得到解决。仗义的樊胜美化解了邱莹莹不幸的恋爱遭遇;安迪的社会关系解决了樊胜美的家庭问题;曲筱绡的工作困难也在安迪的指导和帮助下得到解决;大家在安迪面对自己问题时，给予她真诚的关怀。《欢乐颂》这部电视剧最终想要通过人物塑造表达的内容，就是正能量美学精神的一种传递，朋友之间、邻里之间无尽欢乐的颂歌在“五美”人物塑造和成长过程中，变得愈加悦耳动听。
　　 四、结 语
　　 电视剧中每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就好比一座孤岛上的明灯，聚焦光芒点亮生活，也点亮了人们的经历。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离不开典型的性格，不仅需要家庭背景烘托，还需要加入一些真实人性的冲击。《欢乐颂》这部电视剧围绕着人物形象这一主线推动剧情发展，一步步走向高潮，这是一部值得人思考的电视剧作品，其中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起着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谭晨洁.浅析电视剧《欢乐颂》“五美”的人物形象塑造[J].视听，2017（12）：82-83.
　　 [2] 何春耕，耿迪.都市情感剧中女性角色的建构——以《欢乐颂》为例[J].青年记者，2017（9）：84-85.
　　 [3] 赵宜钧.从电视剧《欢乐颂》看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J].新闻传播，2017（2）：104+106.
　　 [4] 谢择月.电视剧《欢乐颂》中的“伪女性主义”形象解读[J].视听，2017（8）：82-83.
　　[责任编辑：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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