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六安花石嘴出土宋代铜镜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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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解析六安花石嘴夫妻合葬墓出土铜镜的相关信息，确定该墓年代为南宋时期，提出神仙头部加圆光的龟鹤齐寿或鹤鹿同春镜可能是宋徽宗崇奉长生大帝的产物，该镜主要铸造于政和七年至北宋灭亡的一段时期。花石嘴男女墓主头部分别随葬道教题材的铜镜，可能是宋代道教信仰在本地墓葬的表现。
　　关键词：铜镜;南宋;道教
　　安徽六安花石嘴夫妻合葬墓发掘于1981年，清理简报刊载在《考古》杂志1986年第10期，出土器物现收藏于皖西博物馆。花石嘴两墓出土金、银、铜、角、漆、木等各类文物数十件，简报依据银器纹饰的特点，推定墓葬年代为宋末元初。而重新梳理的铜镜信息显示，墓葬年代应适当提前。
　　花石嘴两墓出土有M1∶742、M2∶720及M2∶721共3件铜镜。其中M2∶720出土时放置于2号墓中一件多层刻花银奁的上层，是女性墓主妆具的组成部分，为日用器;另外两件具体出土位置不详，因两墓“随葬品皆陈置在一端”[1]，推测它们可能被分别安放在男女墓主的头部，或是厌胜明器。三件铜镜背面纹饰和铭文均不甚清晰，但仍各自保留了部分可辨的特征。
　　1 八出菱花形镜（M2∶720）
　　八出菱花形镜（M2∶720），直径19.3厘米，缘厚0.3厘米，重475克。小拱形实心纽，素缘。近缘处一长方形凸线框内有两列阳文楷书“□州真石三十□□□子”（图1、图2）。铜镜铭文采用宋代商号铭文的惯用格式，虽然产地文字模糊，但可以看到铸坊名号属于石家。宋代，湖州、饶州、成都、建康等许多地区都出产带有商号铭文的青铜镜，“石家”是湖州最具规模的私家铸镜商号，其产品为现今存世量最多且发现范围最广的商号铭文镜。
　　“湖州石家镜的始铸年代为北宋早期，至北宋中晚期已大为流行，进入南宋后开始衰退，于南宋晚期退出人们的视线。”[2]尽管湖州石家镜的铸行时间几乎纵跨两宋时期，但目前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该类铜镜则多集中于北宋晚期到南宋中期，其中又以南宋时期的居多。而在湖州镜的诸多形制类型中，八出菱花形镜的主要流行时间在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南宋晚期，湖州镜的形制有所减少，八出菱花形镜不再承继生产[3]。依照上述判断，花石嘴M2∶720铜镜的形制与铭文的流行期都在南宋中期之前，其铸造年代亦当在此时段。
　　M2∶720铜镜镜身完好，镜面呈水银亮光，似为一层银色涂层。涂层局部大量的细小气泡依然完好，显示其未经过较长时间或较多次数的摩擦。无论M2∶720铜镜是否真正作为实用器被使用过，其埋葬时间距离铸造时间都应该是十分接近的，故而花石嘴2号墓的年代下限在南宋中期。
　　2 圆形有柄镜（M2∶721）
　　2号墓出土的M2∶721为圆形有柄镜，直径12.3厘米，柄长10.4厘米，重405克。镜身为圆形，扁平长条形柄，柄尾圆弧状，窄素缘。镜背以轻微凸起的细密线条勾勒出图案，可惜近半图案模糊，只依稀可辨一位端坐着的仙人，头顶束发，脑后有圓形光圈，着宽大长袍，身边有大片修竹，一侧立有侍者，图案外围的两周弦纹间饰以卷云纹（图2、图3）。
　　仙人、侍者、修竹都是宋代神仙故事镜的基本素材，多与松、鹿、鹤、龟等组合，营造出道家宣扬的修道、登仙、长生、长寿的意境。这一主题的宋代铜镜纹饰构图多样，图案中各元素的造型也不尽相同，但其中仙人的道家装束与仪态却是极为鲜明的。“金代此种题材铜镜也有很多，是对宋的延续，但仙人头上已没有头光，道教的装束被削弱，多数采用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形象，故事的内容表达非常的直观……显示了神仙题材逐渐世俗化的一面。”[4]颇具宗教色彩的神仙故事被用作装饰题材，本身就是道教世俗化的一部分，这种世俗化伴随着道教诞生、发展的全过程，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会局限于一时一地。从汉代的神兽镜到唐代的王子乔吹笙引凤镜，再到宋代的仙人渡海镜、仙人降龙镜，道教传说中约定俗成的各类仙人，在中国古代铜镜中的形象普遍具有凡人的外在特征，仙的特质则更多是通过画面故事或环境、道具来传达，极少见其有标志性的符号。反倒是头上带有圆光的仙人显得较为特殊，而且仅见于宋代神仙龟鹤齐寿镜或神仙鹤鹿同春镜，或许是特定时间和特定事件的产物。
　　唐代道教取法佛教，开始在诸天神头部加添圆光，之后历代延用，但直到宋代，道教神像作品中加添圆光的做法仍不普遍。即便如北宋初期《八十七神仙卷》及其南宋摹本《朝元仙杖图》[5]这样严肃的宗教绘画作品，也只是在三方天帝的头上绘有圆光，而簇拥在帝君前后的其他男女神仙并没有加光环。可以说，这一时期道教神仙脑后的圆光代表着尊崇的地位，有象征法力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彰显身份。铜镜背面的仙人图案基本都取自民间最为流行的传说故事，是道教世界观世俗化的反映。作为道教中心内容的神仙思想，其核心是认为凡人通过修炼可以长生不死、羽化升仙，所谓的法力、地位都不是其表达的要点，自然无需特别提示。但在北宋政和后期，林灵素的“神霄理论”将宋徽宗吹嘘为天帝之子长生大帝君，并通过长期的讲经活动使这一观点广泛传播，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政和七年（1117）二月，宋徽宗下诏天下各州、县、军、监兴建供奉长生大帝君的神霄玉清宫，四月，下诏称道君皇帝[6]。所谓长生大帝君，《宋史·林灵素传》有：“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日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南极长生大帝主南方，在道教典籍里执掌人间寿福之事。政和七年（1117）以后的长生大帝，不仅拥有神界的至尊地位，更拥有着人间的无上名望，而真实的后者更是依靠国家力量不断强化虚幻的前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寓意长生、长寿的图案突出一下主神的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宋徽宗退位及北狩，盛极一时的神霄玉清宫逐渐凋敝，需要突显长生大帝尊崇地位的现实需求也不复存在，相关神仙主题自然又回归到世俗化的主流。虽然元代以后道教神仙图像中圆光的使用已十分平常，其作用也由强调地位演化为标志神性的符号，但其主要出现在宗教场所，对其他相关作品的影响则极为有限。金代铜镜中仙人形象的变化其实是该题材表述方式的回归，鉴于“在南宋和金对峙时，一些宋代镜子流入金国，被检验刻记，所以宋金有些铜镜是一样的”[7]，类似特征应该同样见于南宋时期的铜镜。 　　神仙头部加圆光的龟鹤齐寿或鹤鹿同春镜可能集中铸造于政和七年（1117）至北宋灭亡的一段时期内，使用时间则可后延至南宋。以此推断，花石嘴墓2号墓的年代上限在北宋政和末年，而该墓出土年号钱中最晚的为政和通宝，二者是相适应的。考虑到器物可能的流传时间，墓葬年代上限为南宋早期的可能性更大。
　　3 圆形铭文镜（M2∶742）
　　1号墓出土的M1∶742为圆形镜，直径20.7厘米，缘厚0.3厘米，重865克。圆纽，纽外是排成方形的云篆，云篆以纽孔延伸线为界分为左右两部分，分别由连续的直、曲线条构成不同的样式，线条中间均有断点，但无法判断是锈蚀所致的局部损毁，还是自然的字间分隔，四周布列着似星象图且数量不等的凸圆点。云篆外围一周篆书铭文，共22字，未识。铭文外一周卷草纹饰于凸起的平面，素缘（图5、图6）。
　　云篆“或形似篆书，或神似狂草，其中或杂以云气，或间以星图”[8]，因笔画繁复，屈曲诡异，大多不知所云。作为道家独有的符箓类型之一，云篆一般篆刻书写在道教法器和文书上，功用不外乎是追求长生与成仙，祈愿风调雨顺、安置鬼物、役使生灵等。1979年，江西贵溪县龙虎山附近的沙洲内发现的一面宋代道教铜镜，不仅铸有符箓、北斗、二十八宿和山水雷电图案，还有极具道教色彩的反映我国古代丧礼的铭文，被考证为道教超度亡人所用[9]。M1∶742铜镜是否为道教法器，目前尚无法证实，但其随葬于墓中，确有可能是为了安助死者亡灵。
　　4 结语
　　依照花石嘴2号墓出土铜镜的信息分析，花石嘴夫妻合葬墓的年代或在南宋早中期。
　　宋代崇道之风盛行，道教的影响已深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道教在各地宋墓中表现不一，“南方地区宋墓中体现的道教因素较为浓厚，除较为封闭的峡江地区和乌江—红水河区，其他地区道教因素对墓葬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0]。六安地处江淮，本地宋墓兼受南方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未见有买地券、墓室石刻、镇墓铁牛等道教葬俗的相关报道。花石嘴男女墓主头部随葬的铜镜形制、纹饰各异，但题材均与道教相关，可能是南方与中原地区的道教传播到本地后，浸染本地葬俗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邵建白.安徽六安县花石咀古墓清理简报[J].考古，1986（10）：916-921.
　　[2]袁宏磊.宋代湖州石家鏡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
　　[3]沈如春.湖州镜及两宋官民铸镜业的互动[J].东方博物，2009（1）：93-101.
　　[4]谷莉.宋辽夏金装饰纹样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5]李凇.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J].艺术探索，2007（3）：5-28.
　　[6]刘江.道君皇帝宋徽宗[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7]解立新.宋“稽康学琴”人物镜考辨[J].东南文化，2004（4）：74-77.
　　[8]李俊涛.“云篆天书”：道教符图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启示[J].文艺研究，2006（4）：151-152.
　　[9]金来恩.贵溪县发现道教铜镜[J].南方文物，1982（4）：31.
　　[10]吴敬.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的区域性及相关问题研[D].长春：吉林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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