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式解读”视角下的高雅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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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大众文化浪潮的高涨，高雅文化“失落”或是“文化重心下移”的说法层出不穷。本文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出发，结合近年来我国大众媒介传播高雅文化的部分典型案例进行解读分析，论述了其中的“协商式解读”对于当下高雅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以期促进其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服务社会进步发展。
　　关键词：协商式解读;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大众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5-0136-04
　　随着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大众文化在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更迭中不断发展壮大，形成浪潮。相比之下，高雅文化却在这场变革中受到“冷落”，其传播力度远低于大众文化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渗透。如何使这一代表着各个时代文化水准的高层次精神产品在文化多样繁荣的当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价值意义，使其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好地服务社会进步发展，应成为学界和行业共同思考的话题。本文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学说出发，结合我国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具体实际，论证其“协商式解读”理论对于当下高雅文化传播的作用。
　　一、需要明确的两个问题
　　（一）高雅文化是什么
　　 我国目前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大辞海》中对“高雅文化”的解释是“指以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为主要受众，旨在表达其价值判断、审美趣味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化形态。具有底蕴深厚、内涵丰富、高尚风雅和小众性等特点[1]。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这些经典的欣赏和掌握可以成为其品位和修养的标志。”同样的观点还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著作中，这些学者对彼时社会中出现的“流水线式”商业文化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并非由高级学者或艺术家创造的仅供普罗大众娱乐消遣的文化使原本高雅的文化低俗化了。
　　（二）如何理解“协商式解读”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在1973年的一次发言中第一次从符号学视角将传播活动的“编码/解码”环节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编码和解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前者可以嘗试‘预先选定’，但不能规定或者保证后者，因为后者有自己的条件”[2]。而这个后者“自己的条件”考虑到的是解码者（受众）在解码时所拥有的不同阶级背景、文化学识等状况。对此，霍尔提出了三种“观众解码大众传播的理想类型立场”[2]，分别是：占主导地位的或霸权式的立场、协调式的立场和对抗式的立场。
　　 其中，以协商形式进行的解码活动中包含着“适应性的和对抗性因素的混合”。这些受众对所传播的信息内容通常有充分的了解和认知，根据其既有的背景和立场，他们既不完全反对也不完全支持这些信息，而是采取一种谈判式的接受方法，承认那些专业的，带有“霸权性质”的既定表述，同时制定属于自己的基本规则以保留观点的余地。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理解为是一种趋于折中态度的信息解读方式，而这种较为“温和”的解码倾向在研究高雅文化的传播策略中则显得尤为关键。
　　二、“协商式解读”的必要性分析
　　（一）大众对高雅文化的需求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雷蒙德·威廉斯在《传播学》中曾经将传播体制区分为四种，其中“父权式体制”虽涉及操纵，但更倾向于引导维护作为少数统治者的合法性存在基础的一些价值和品味，如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等，同时还希望将它扩展到全体民众，为全体民众所接受。威廉斯认为，“大众不是无知的群氓，人们没有理由阻止大众对于种种传播媒介的兴趣，正当的做法是让大众在广泛的接触之中进行自己的选择。”[3]
　　 随着我国国民教育程度的提高，高雅文化会逐渐被更多民众接受和认同，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当下的社会正是一个呼唤“文化自信”的社会，而这种自信的文化除了大众文化中的佼佼者，更明显的体现在众多底蕴深厚的高雅文化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离不开高雅文化的参与和影响，这些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化瑰宝，不但可以“提升社会成员对自己生存环境的认同，也传达了生活的美感”[4]，有利于培养良好的情操和真、善、美的习性。因此，在文化传播中使高雅文化走下所谓的“神坛”，面向大众，并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繁荣文化多样性的必要之举。
　　（二）大众的解码能力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今社会的发展趋势，类似于“皮下注射”效果的霸权式解读立场已经不适用于高雅文化传播中的受众，而霍尔本人也表示，只有在人们形成“完美有机的、有着革命性的主体”时，才会获得一种完全的对抗式的解读，那么只有“谈判解读可能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运用的一种解读方式了。”[2]每个人都带着他既往的文化经历来欣赏艺术作品，只有那些与他精神世界契合的部分才会深刻打动他，也才能使作品发挥最大的文化传播力。也就是说，传播者应该注意把握大多数受众的这种协商式解读立场，在面向大众传播高雅文化时，至少应该保有进行“协商”的基本态度，不一味地“主导式”灌输信息。毕竟广大受众对于曾经长期只在小范围内传播的高雅文化本就缺乏了解，传播者要考虑到这些大众解码者的诸多文化经历和社会关系，配合其可能的接受度，留有协商交流的余地，以保持传受双方的良性互动以提高传播效果。
　　（三）大众的媒介使用习惯
　　 柏拉图的“洞穴理论”认为，媒介是处于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中介，我们通过媒介感受世界就像洞穴中的囚徒通过火光感受外部环境一样。麦克卢汉也指出，不同的媒介方式塑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一旦某种媒介在社会传播中占有大量份额，这种媒介就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认识事物和探寻真理的方法，改变社会的公共话语模式、行为模式和文化倾向。”[5]
　　 以电视为例，它作为一种元媒介，早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依旧具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一个电视产品的成功，很可能带动一系列相关的社会文化产业的兴盛。因此，向来曲高和寡的高雅文化需要积极适应类似电视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这是与受众进行“协商”的首要前提。虽然电视偏向娱乐性，但并不表示其传播内容无法诉诸适当的专业性和严肃性。关键是，传播者需要在编码前多进行考量，如何配合大众的媒介使用习惯，在其现有的文化经验中为其解码信息，挖掘尽可能多的“协商余地”，以达到可观的传播效果，不仅对于大众文化的传播尤为重要，高雅文化更是如此。 　　三、“协商式解读”相关案例
　　 “文化是群体共享的一种社会意义，意义并不是客观的悬浮在某处的东西，而是通过符号（特别是语言）产生出来的”[6]。这一特性也为文化能通过媒介进行编码传播提供了可能性。至少就大部分文化而言，其所蕴含的意义能被编辑成各类符码以适应多种传播媒介，高雅文化也是如此。当其受众面需要从小范围扩至社会大众时，传播者在编码前对受众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水平等进行多方面考量，为其匹配合适的编码方式，能提高受众接收到信息后采取协商式解读的概率。
　　（一）“协商式”编码
　　 “协商”，顾名思义至少是双方之间的行为活动。传播者要促使受众进行协商式解读，其本身也需要有一定的协商行为。霍尔曾表示，他并不将“编码/解码”理论看作是“仅仅指向一种对电视话语内在组织的封闭而正式的关切”，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对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的关切，尤其是对那种语言中所使用的（在生产和接收的最后）各种各样的能力的关切”[2]。因此，在保持高雅文化中专业的既定表述不变的情况下，传播者根据与大众的协商结果对其进行编码，使大众接收信息时能产生更大的协商意愿，这样的编码方式可以与受众的协商式解读对应地概括为“协商式编码”。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文化类节目《国家宝藏》可以作为“协商式编码”的典型。它是中央电视台在2017年第四季度推出的一档文博探索节目，融合了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旨在通过对众多珍贵文物的介绍和总结，带领观众感悟历史之美的同时，了解这些文物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核心。
　　 首先，这些珍藏在各大博物馆中，人们日常难以观摩到的文物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毋庸置疑属于高雅文化的范畴，而由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国家级的博物馆所提供的支持，使得节目编码的信息来源显得更加专业权威。以上这些都是大众进行协商式解码时所承认的那部分“占主导的”、既定的信息。
　　 其次，节目中每一件参展的国宝都分别由不同的国宝守护人来讲述其前世故事，这部分编码的“协商”空间较大。明星“国宝守护人”的设定能吸引众多年轻观众的关注，而故事化的表现形式则赋予了“国宝”以人文润色和艺术活力，既配合了广大观眾的知识接受力，使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更容易理解，也使节目环节生动活泼。
　　 再次，节目中“国宝”的今生故事由相关专家来讲述，通过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之口，唤起大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增强民族文化归属感。以《国家宝藏》第二季第13期中出自新疆古国高昌的绢衣彩绘木俑为例，其今生故事的讲述嘉宾是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楚艳，她不仅为观众介绍了唐代流行的服装样式以及古代衣物的染色知识，还准备了一场再现古代服饰艺术的时装秀，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视听盛宴。这样精致生动的编码给接收信息的大众提供了广阔的解码空间，足以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二）创新编码形式
　　 新媒体时代以来，媒介传播工具日益丰富，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从昔日的报纸、广播、电视逐渐转移至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终端。信息承载工具的变化也为高雅文化的传播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编码形式，以此来和大众达成更加有效的协商。
　　 作为国内首档艺术自媒体节目的《艺术很难吗》是面向大众传播高雅文化的成功案例。该节目的选题集中于世界经典艺术作品，采用主持人脱口秀的方式，以作品为核心延伸至艺术家的人生故事及时代背景，并辅以图片和动画解析。其传播平台包括国内各大视频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及新浪官方微博等社交媒体还有Facebook等国外传播渠道，目前播出至第五季仍热度不减。
　　 《艺术很难吗》每集视频时间基本在10分钟左右，可以用短小精悍来形容，为了适应不同年龄段和知识水平的人群收看，节目还特别分制了少儿版。虽然一直致力于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大众了解晦涩难懂的艺术，但除了让艺术更好懂之外，这档节目还将帮助大众寻找对艺术的感知力作为己任。正是这种对内容品质的坚持、对受众情况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新媒体编码的熟练运用，使得这个小小的自媒体节目在大众娱乐浪潮中走出一条高雅文化传播的成功之路。
　　四、结 语
　　 许多人把目前高雅文化“失落”的现象称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文化重心下移”。但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其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早在明朝时期，商业出版的兴起便“打破了精英文化的绝对垄断地位，促进了知识的下移和大众文化的传播”[7]。所谓“精英文化的失落”只是言其大趋势，是这个时代里我们的文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表现，也是文化发展回归的表现。高雅文化同样如此。长久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与人民大众相对而立的文化终究走不长远，高雅文化的发展也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大众的需求出发，了解大众的接受能力和媒介偏好，因为“失落”不是绝对的，只是需要大众逐渐形成一个“协商式的解读”习惯。
　　 总之，一味地以“雅俗”之分来拒绝和大众进行协商交流，表现出来的反而是高雅文化本身的“不自信”，毕竟经典和高品质的可贵之处不仅是能笑傲时间的洗礼，更在于它即使身处芸芸众生依然能独树一帜、光彩夺目，突破精英与大众间的“藩篱”，那不断涌进的生命力会让高雅文化在这个时代实现更伟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夏征农.大辞海·文化 新闻出版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2.
　　[2] （英）斯图亚特·霍尔著.肖爽译.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J].上海文化，2018（2）：33-45+106+125-126.
　　[3] 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24.
　　[4] 沈卫星，李晓枫，云德.受众视野中的文化多样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94.
　　[5] 陈嘉映.说隐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6）.
　　[6] 张兵娟.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02.
　　[7] 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69.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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