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科记考》所载唐代知贡举地理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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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登科记考》中所记载的唐代知贡举大都集中在河北道、河南道、关内道、河东道等区域，呈现北多南少、分布不均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出现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知贡举;籍贯;特点
　　1 《登科记考》中知贡举的籍贯分布
　　知贡举一职始于唐代，是主持贡举考试的主考官。唐初，贡举由吏部主持，由考功员外郎任知贡举。《通典》卷二十三载：“武德旧令，考功郎中监试贡举人。”①开元二十四年（736），贡举由吏部转至礼部，将专知贡举改为礼部侍郎担任。
　　《登科记考》共记载知贡举142人，其中籍贯可考者117人。根据两《唐书》列传记载，按贞观十道行政区划对这些籍贯进行统计，具体如下：
　　河北道共25人：房玄龄，齐州临淄人;卢承庆，幽州范阳人;崔湜，定州安喜人;卢逸，幽州范阳人;李彭年，邢州柏仁人;崔明允，博陵人;孙逖，博州武水人;崔翘，清河人;潘炎，河北冀州人;高郢，渤海蓚县人;崔邠，清河武城人;崔枢，贝州清河人;崔群，贝州武城人;崔郾，贝州武城人;崔郸，清河人;崔蠡，卫州人;封敖，渤海蓨人;崔瑶，清河武城人;李藩，赵郡人;刘允章，洺州广平人;崔瑾，贝州武城人;崔沆，博陵人;崔澹，博陵安平人;张读，深州陆浑人;张文蔚，瀛洲河间人。
　　关内道共22人：王方庆，雍州咸阳人;李迥秀，泾阳人;严挺之，华阴人;韦陟，京兆万年人;杨绾，华州华阴人;常衮，京兆人;令狐峘，宜州华原人;于邵，京兆万年人;杜黄裳，京兆万年人;于尹躬，京兆长安人;许孟容，京兆长安人;韦贯之，京兆长安人;魏扶，同州澄城人;李褒，京兆人;韦慤，京兆人;杜审权，京兆杜陵人;赵骘，京兆奉天人;韦昭度，京兆杜陵人;杨涉，同州冯翊人;柳玭，京兆华原人;赵光逢，京兆奉天人;杜德祥，京兆万年人。
　　河南道共22人：刘思立，宋州宁陵人;張说，河南洛阳人;沈佺期，相州内黄人;宋之问，虢州弘农人;王丘，相州安阳人;源少良，河南安阳人;姚奕，陕州硖石人;达奚珣，洛阳人;萧昕，洛阳人;贾至，洛阳人;张谓，河内人;张濛，河南洛阳人;权德兴，河南洛阳人;庾承宣，邓州新野人;杨嗣复，虢州弘农人;郑浣，荥阳人;贾餗，河南人;裴休，河内济源人;郑颢，郑州荥阳人;郑从谠，郑州荥阳人;郑延昌，荥阳人;独孤损，河南人。
　　河东道共19人：武平一，并州文水人;裴耀卿，绛州稷山人;裴敦复，闻喜人;薛邕，河东永济人;裴士淹，河东闻喜人;张延赏，蒲州猗氏人;赵赞，河东阳曲人;吕渭，河中人;卫次公，河中河东人;张弘靖，蒲州猗氏人;王起，太原人;李景让，并州文水人;柳璟，蒲州河东人;裴坦，河东闻喜人;王铎，太原晋阳人;王凝，绛州人;裴贽，河东闻喜人;薛昭纬，河东人;薛廷珪，河东人。
　　陇右道共13人：骞味道，兰州金城人;赵彦昭，甘州张掖人;李昂，陇西成纪人;李揆，陇西成纪人;李逢吉，陇西姑臧人;李程，陇西成纪人;李宗闵，陇西成纪人;李蔚，陇西成纪人;李渥，陇西人;李暐、李麟、李希言、李纾记载均为宗室，故纳入陇右道。
　　江南道共10人：马怀素，润州丹徒人;蒋涣，常州义兴人;包佶，延陵人;刘太真，宣州人;陆贽，苏州嘉兴人;顾少连，苏州吴人;钱徽，吴兴人;陈商，宣州当涂人;沈询，苏州吴县人;归仁泽，苏州吴人。
　　山南道共4人：杜易简，襄州襄阳人;李纳，荆州人;鲍防，襄州襄阳人;李建，荆州石首人。
　　岭南道1人：郑愚，番禺人。
　　淮南道1人：崔凝，黄州土山人。
　　剑南道无知贡举。
　　2 《登科记考》中知贡举籍贯分布特点及原因
　　通过上述对知贡举籍贯的统计，唐代知贡举的分布呈北多南少的鲜明地域特点，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河东道、陇右道人数占到了总数的86%，而南方五道仅占14%，其中岭南道、淮南道仅1人，剑南道并未有知贡举出现。在各个区域内，知贡举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均衡态势，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然地理环境优越，人口众多。频出知贡举的地区长期以来也是唐代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常以“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①形容的岭南地区和自古出川两条路的剑南地区，远离京都且交通不便。相较于这两个地区，北方各道温和的气候使其具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关内道、河北道、河南道、河东道、陇右道、江南道在贞观十三年（640）和天宝元年（742）共有人口7656109人和30433520人②，分别占当时总人口的62%和80%。因而较南方地区而言，北方凭借其人口的绝对优势和便利的交通，出现知贡举的比例也更高。
　　二是经济发展因素。自唐初武德至天宝年间，北方地区在唐代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③，仅河北、河南两道的农户人口就占到了全国的37%，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此外，北方的手工业也极为发达，养蚕、纺织等行业也都远超其他地区。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出现“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④的情况，因而在知贡举极少出现的江淮以南地区，江南道却有10人担任知贡举，岭南和淮南在唐中后期也有两人。发达的经济条件使这些地区的人口有足够的精力、财力和机会步入仕途。
　　三是教育因素。唐代入仕的首要方式便是参加科举。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条件不同，人文教育水平不一，所以各地区间人才分布并不平衡。唐代各地区教育水平和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导致及第者的地区分布极为不均。唐代官方所设府、州、县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新唐书》中对各地官学的人数有详细规定，不同等级的都督府、州、县拥有的学生人数也不同。这种格局的形成，既与各地的区域优势、教育建制有关，又与南、北地区不同的文化基础有关。如关内道是唐朝政治中心所在，政治地位非其他地区可比的，其教育文化水平更是依托其政治地位在全国首屈一指。
　　四是士族因素。唐代是门荫制和科举制并存的时期，唐代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官员是通过门荫入仕，士族在唐朝的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唐代知贡举中，很大一部分官员都是出自世家大族。陇右道13人中，除骞味道和赵彦昭，其余11人均出自陇西李氏，且都为宗室子弟;河北道25人中，有13人出自崔氏;河东道19人中，6人出自河东裴氏;关内道22人中，也有4人出自京兆韦氏。而各道其余官员也大都有着深厚的士族背景。各士族之间的势力盘根错节，对唐代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影响着唐代科举的发展。士族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占据了唐中后期及第者的很大比例，其子弟通过门荫或科举入仕，也就逐渐取得了礼部侍郎、知贡举等重要官职。
　　3 小结
　　从唐前期的从六品的考功员外郎掌贡举，到唐中后期正四品上的礼部侍郎专知贡举、权知贡举，知贡举的使职化也越来越明显。知贡举一职的设置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知贡举的设置对防止舞弊现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知贡举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官职，到唐中晚期，因知贡举掌管省试，权责重大，甚至成为官员竞相争夺的美差。
　　参考文献
　　[1]（清）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王洪军.唐代人口数量及其地理分布[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1999（3）.
　　[4]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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