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朝对正统含义的选择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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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昱
摘 要：正统观念诞生于农耕民族对外扩张的背景下，是用以解释农耕民族扩张合理性的理论，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正统观念逐渐丰富，有了政治正统、文化正统等多重含义，各政权依据自身特点在正统观念中加以选择和利用，以解释自身正统地位的合理性。辽朝作为由契丹人建立的王朝，在确立本政权正统性的过程中，对于正统的多种含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和利用，以满足自身统治的需要。
关键词：正统;民族;游牧;农耕;辽朝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正统观念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王朝建立之初，承正统、定德运都是统治阶级的当务之急。如王恽所说：“盖闻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应天革命，推论五运，以明肇造之始。”对于历代王朝来讲，树正统也就意味着宣告了政权的合法性，辽朝亦是如此。但与中原王朝不同，辽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同时，在当时的时局中，辽朝并不是一个统一政权。这样一来，辽朝在树立自己正统地位的过程中，需要对传统的正统观念加以选择和摒弃，以此证明自己正统地位的合理性。
1 辽朝正统观念的确立
如果汉族的政权只是一代代接替地流传下去，那正统这一观念本身的内涵或许并不会产生什么变化。可当同一历史时期出现并列的多个政权时，正统的含义便会产生些许变化。如笔者前文所说，正统是一种对合理性的解释，随着时间的发展，它的含义也越来越多，这就使分裂时期的每个政权都可以根据本政权与正统观念的契合点去解释本政权的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对正统有一种新的解释，辽朝亦是如此。
辽朝正统的确立过程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深入的。在辽朝立国初期并未形成正统意识，既不认为辽朝为中国，也不认为其为正统。辽太宗南下中原之际，述律太后曾劝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又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久居。”可见，此时辽朝统治者的心中依然有明确的胡汉之分。故在辽前期，对于宋人对其“夷”“蛮”“狄”等带有蔑视性的称呼不以为意。因而，对于中原帝国所宣称的正统也没有相应认识。辽太宗南下灭亡中原后，曾于后晋手中得到了虽为伪作但具有象征着“正统”的传国玉玺，但这在当时却没有受到过多重视。“会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
辽圣宗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汉文化理解的加深，辽人逐渐摒弃了“夷狄”的称谓，而以华夏自居。不仅如此，辽人还以炎黄子孙自居。众所周知，契丹以青牛白马为民族根源。在《辽史》中时常可见用青牛白马祭天地的记载。可辽道宗末年间修成的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据冯家昇先生统计，自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以后，即辽兴宗、道宗、天祚帝统治期间，却再也找不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的记载。在笔者看来，这极有可能反映了辽人对自己民族本源看法的转变，他们已经不将祖先看作为以青牛白马为代表的“男神”和“女仙”，而转为与华夏同源了。至于改变民族本源的原因，自然和正统意识的确立有关。
此时，辽国开始以“中国”自居，而以周边为“诸番”。大安末年，刘辉上书言曰：“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计。”辽人在拥有了对华夏的认同和接受了藩属体制之后，还具备了德运的思想。但因为辽朝史料的匮乏，在今天的辽代文献资料中，我们看不到关于辽代德运的任何记载，那么辽朝的德运究竟为何呢？金章宗泰和年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干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唯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干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刘浦江先生也持辽为水德说。
而辽人继承后晋的德运的关键就在于传国玉玺。作为王朝正统的象征，传国玉玺自秦始皇始便被世人视为正统的象征。“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辽朝中期以后，辽朝统治者具备了正统意识，便以此作为承袭正统的依据。“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
具备了正统观念的辽朝不但以“中国”自居，视周边为“诸番”。对待宋朝时，也不再承认其正统地位。但在辽兴宗以后，“寿隆二年，复上书曰：‘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上嘉其言，迁礼部郎中”。在与宋朝的外交活动中，辽朝也希望凌驾于宋朝之上，重熙年间的岁币之争便反映了这一问题。辽宋两国在宋朝给予辽朝的岁币，用“献”“纳”“贡”三字上争论不一。可见，此时以正统自居的辽朝已有将宋朝视为“诸番”而非正统的想法。同时，在德运上承袭石晋，也有不承认宋朝正统之意。对宋朝正统地位的否认在《辽史》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辽史》太祖本纪中太祖即皇帝位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于太祖元年（907），“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第二次则是于神册二年（916），“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针对辽太祖两次即位的问题，学界一般认为太祖元年（907）太祖继可汗之位，神册二年（916）即皇帝位。中华书局修订本《辽史》所采纳的就是这一观点。至于为什么会在史书中记载两个即位年份。崔瑞德认为：“907年这一时间本身令人产生怀疑，因为它与唐的正式灭亡时间一致。从人们所熟知的他们强调辽王朝继承的正统性这一角度而言，这是辽朝史学家选择他们王朝开端的一个方便的和引人注目的年代。”据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中的看法，元人所修《辽史》，其史源主要出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史》以及题名宋人叶隆礼的伪书《契丹国志》。而《辽史·朔考》中，太祖元年孟月丁末朔下即表明关于太祖元年的记载很有可能源自耶律俨《皇朝实录》一书，而《皇朝实录》修撰于辽道宗寿昌年间至天祚帝乾统年间。这就表明在辽道宗时，契丹人为了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将太祖继位放在了唐朝灭亡之际，以此来否定同时段中原王朝政权的合法性。
2 辽朝对正统观的作用和利用
首先，辽朝摆脱游牧帝国的身份，将政权性质设定为“中原王朝”，即中国。为此，辽人需要摒弃自身“蛮夷”的地位，将自身认同为“炎黄子孙”，以此来说明民族的本源与汉人相同。同时，利用自身对礼乐等汉化的认同，将自身与“蛮夷”割裂开来，正式确立自己“华夏”的地位。
但是，仅仅将自身确立为“中国”还远远不够，因为此时的宋政权也为“中国”，而正统政权却只能存在一个。因此，辽政权需要寻找新的正统依据，以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同时否认宋政权的正统地位。为此，辽朝统治者选择了中原王朝继承正统的方式——五德终始说，宣称自身继承了石晋政权的正统，承袭金德为水德。其以传国玉玺为标志，宣称自身继承了中原历代王朝的德运，同时将太祖立国的时间选定在了与唐朝灭亡的同一年，以否定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做法与宣称自身继承石晋政权正统的做法存在某些冲突。但其目的都是为了确立自身的正统性，只不过前者注重自身继承的合法性，后者注重说明同时段中原政权即宋政权的非法性，本质目的并无不同。
3 结语
辽朝正统观在确立和形成的过程中，统治者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对正统的含义进行选择和利用，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要从正统观念的源头入手，才能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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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舒焚.辽史稿[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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