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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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认知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的发展情况，我们将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萌动初期、新兴发展期、后续发展期。认知社会语言学已历经萌动初期，目前尚处于新兴发展期，亟待长远发展。我们与国内外不少学者的观点一致，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具有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相融合的创新价值，值得支持与推进。我们期望通过对认知社会语言学发展的概述和思考，推动更多学者关注语言、认知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深入开展不同主题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更真实地揭示语言使用等方面的情况。
　　关键词：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认知 社会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4-0078-02
　　“变化是万物之规律。”[1]人类社会、语言和认知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关注这些变化的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本身也在不停地更新和发展。认知社会语言学就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持续前进的产物。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新研究领域，融会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与方法。虽然Croft（2009）[2]曾在其研究中使用“社会认知语言学”一说，意图在于表明是认知语言学家主动纳入社会语言学观点，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萌芽初期其他学者也使用过“社会认知语言学”或者“社会认知”等说法，但当前已基本统一了对该新领域的称呼——“认知社会语言学”。根据认知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的发展情况，我们可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大体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萌动初期、新兴发展期、后续发展期。认知社会语言学已历经萌动初期，目前尚处于新兴发展期，函待长远发展。
　　一、萌动初期
　　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认知语言学研究最终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现实与相关实证方法，而社会语言学同样需要借鉴认知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义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摆脱长期以来其忽视或难以面对却又不可避免的语义等问题。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萌动初期正体现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在后续发展时对彼此的需求，但在此阶段“认知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名称还未出现，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地位也未正式确立。认知社会语言学萌动初期的主要研究包括Langacker（1999）[3]、Hudson（2000）[4]、Dirven et al.（2003）[5]、Itkonen（2003）[6]、Harder（2003）[7]、Dirven（2005）[8]、Zlatev（2005）[9]、Verhagen（2005）[10]、Sinha（2007）[11]、Frank et al.（2008）[12]等。如Langacker在其《語法与概念化》（1999：376）著作中就开始强调应将认知语言学拓展到话语和社会互动领域。Hudson（2000）是为数不多的从社会语言学领域出发主动提出社会语言学需借鉴认知语言学的研究。Dirven et al.（2003）指出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看法离不开潜在的认知和/或文化模型或思维模式的影响。Itkonen（2003）分析了语言系统的社会性。Harder（2003）从功能角度重新审视了认知、社会机构和话语之间的关系。Frank et al.（2008）从言语变化、语言和文化角度论述了集体认知和个体活动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各自的发展促成和见证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也反映了认知社会语言学出现的必然性。例如与语言学相关的术语学研究Temmerman（2000）[13]也揭示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产生趋势。Temmerman （2000） 在其著作《关于术语学描述的新方法：社会认知法》中明确反驳了传统术语学的原则和方法，并在术语学和认知语言学后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知术语学，反对传统术语学主张的概念先于术语等观点，用“范畴”替换了“概念”，并将范畴视为具有体验性的理解单元，而且指出术语学研究应着眼于专家撰写的真实文本和术语的实际交流情况。Temmerman主要将其社会认知术语学的方法应用于生命科学的相关术语。
　　二、新兴发展期与后续发展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新兴发展期涵盖正式成立到现在以及将来的新兴研究阶段，研究数量较萌芽阶段陆续增多，但目前还不充足。认知社会语言学正式成立的标志是Kritiansen & Dirven（2008）[14]汇编的论文集《认知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化、文化模型、社会系统》。促成该论文集和下文将提到的另一本论文集的事件是2007年7月15—20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市召开的第10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上关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主题会议。
　　Kritiansen & Dirven（2008）指出他们对其汇编的论文集确定采用“认知社会语言学”这一新术语的理由有四点：（1）该论文集汇聚了新兴的但研究仍显离散的领域的不同方法，而这些方法都支持社会认知的观点;（2）该论文集有助于确立社会语言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之间的跨学科联系;（3）认知语言学研究本身不可避免地受益于关注变化与互动的语言学，也不可脱离社会因素和实证分析;（4）认知语言学以语言使用为基础，也自然应重视“情境”因素。国内学者朱海燕和刘懿娴（2012）[15]评介了该论文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第10届国际认知语言学会促成的另一本认知社会语言学论文集是Geeraerts，Kristiansen & Peirsman汇编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进展》（2010）[16]。二位编者（2010）明确地给出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界定，认为广义而言，认知社会语言学指对汇集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社会语言学传统的尝试，指出认知社会语言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是旨在基于使用层面促进语言的社会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中以语义研究为主导和基于使用的性质决定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视角。二位编者还提到第一本论文集（Kritiansen & Dirven 2008）的研究视角宽泛，解释了社会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自然相结合的各个领域，而第二集则具体关注认知社会语言学领域内的语言内部变化和方法进展，强调实证的基于使用的变化研究与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涵盖三个领域：词汇与词汇语义变化、构式变化、对语言变体的态度与习得研究。 　　2009年，认知社会语言学代表人物Geeraerts[16]在北京主讲了十场关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讲座。2010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Geeraerts的讲座编辑成册，并以《认知社会语言学十讲》为名在国内出版发行。该书涵括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研究范围、意义、类型等方面，指出网络是影响文化个体的社会认知因素，认知社会语言学借鉴了社会语言学的实证方法等。
　　随后，Pütz et al.（2014）[17]汇编了论文集《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与语言使用中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1）基于使用的语言学和语言内部变化;（2）基于规则的语言概念和基于使用的语言概念;（3）意义变化;（4）范畴化与原型;（5）语言、文化与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6）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优势。该论文集的编者也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界定表明了看法，提出认知社会语言学是新兴领域，汇集了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框架;狭义而言，指从社会与认知制约相结合的角度关注语言变化的研究;广义而言，认知社会语言学不仅包括对语言结构（音位、语法、词汇、语篇）的研究，还涉及偏应用方面的语言研究，例如语言与意识研究（Dirven等，2001）、语言政策辩论研究（Dirven & Pütz，2008）、应用文化语言学研究（Sharifian & Palmer，2007），以及世界英语变体研究（Wolf & Polzenhagen，2009）。
　　Pütz et al.（2014）还指出：基于使用的语言学主张意义具有体验性，意义变化是通过使用事件推理产生的;要收集真实的语言使用数据就语料库语言学的实证方法，而这种方法也是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合并的相似基础。虽然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都重视使用事件与实证方法，但社会语言学明确关注说话人、言语社区和文化，语言的使用数据来源于预定好的言语社区，其形式包括诱导实验、访谈、大型人种志考察等，而认知语言学不重视社会互动中语言的实际使用者，其语言使用的数据源于大型语料库。认知社会语言学认为关注语言的使用除了要重视认知因素以外，还需要关注社会与文化因素、说话人及其社会地位、说话人在在不同社区角色中的参与、说话人隐性与显性的对语言变化的态度和对语言变化的感知、文化和社区规范，以及社会、文化和認知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传统社会语言学主要是基于语言规则的研究，近年才转变为基于语言使用的研究。而且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意义的研究方法和关于意义变化的观点截然不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学是研究的基础，与其他语言层面的研究不可分割;社会语言学则几乎完全忽视了语义及其变化，早期的社会语言学主要围绕音位学展开，后来陆续对句法和话语有所研究，但主要领域还是在音位学，而对语义学和语义变化的研究极少，其主要原因是方法问题——其客观明确的定义和传统分类的方法以及同义原则法使其无法合理研究语义学。认知社会语言学主张利用认知语义学理论研究语义变化的做法为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出路。此外，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范畴化和原型，以及语言、文化与意识的看法基本一致。
　　Pütz et al.（2014）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是研究语言变化及其与社会阶层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竭力为意义建构与变化提供更全面的理解，另一方面旨在从不同语言、言语社区、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研究意义的变化。社会认知语言学并非临时的学科之间的变化，而是更大范围的“社会转变”（参见Harder 2010）一部分，这种转变在各认知科学中都有所体现。他们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优势，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语言整体提供了真实的研究方法（Croft 2009）。此外，他们提及认知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动因即两个学科研究语言变化方面的方法有相同之处。
　　此外，Pütz et al.（2014）谈到其论文集源自2010年3月15—18日于德国科布伦茨-兰道大学（兰道校区）召开的主题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第34届国际LAUD研讨会会议报告。该研讨会是目前为止最新、最大规模的一次关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事件（涵括了70篇常规论文和9场会议讲座）。此次研讨会的第二次论文收集成果体现在Kritiansen & Geeraerts（2013）汇编的《认知社会语言学中使用的情境》系列论文中。该研讨会的第三次论文收集成果（部分探讨了认知社会语言学）展现在Reif等（2013）汇编的题为《语言中的变化与语言使用：社会语言学、社会文化和认知视角》的论文集当中。第34届国际LAUD研讨会探讨了涉及语言内部变化的如下问题，这些也都属于认知社会语言学新兴发展期的研究问题。
　　（1）社会与认知角度如何在普遍的整体的语言模式中共同适应？语言使用中的社会、认知、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是什么？
　　（2）基于使用的语言变化的社会建构程度如何？这种语言内部变化是如何体现在个体语言使用者的隐性或显性知识中的？
　　（3）语言内部变化如何影响语言概念方面（语义和隐喻范畴化）？
　　（4）语义范畴化与变化如何体现在个体、社区、文化和社会系统的边界层面？
　　（5）语言社区中语言变化如何与文化模型相互作用？语言变化是否顺应文化模型，或仅仅体现文化模型，或决定了文化模型？语言变化的具体文化模型特征是什么？
　　（6）社区中语言变化是如何影响相同社区、不同系统与社区，特别是相同与社区之间边界中的范畴化的？
　　（7）社会言语社区在各种不同的变化研究时出现的认知分布特征是什么？
　　（8）研究文本实践时出现的空间、社会、文化与社区心智模型特征是什么？认知、结构、社会文体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
　　（9）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如何适应更大的社会、认知学科背景，如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科学等？ 　　国内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在也处于新兴发展阶段，而目前该领域的国内研究数量较少，始于本世纪初对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背景、研究理论与方法、应用领域等问题的综述，如苏晓军（2009）[20]、张辉和周红英（2010）[21]、王天翼和王寅（2012）[22]、周红英（2012）[23]、汪亚利（2012）[24]等。近年来，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国内学者尝试从认知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语言问题，如赵永峰（2013）[25]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结合认知参照点和概念整合理论分析了地产广告语的认知性与社会性，王梦（2017）[26]基于认知社会语言学探讨了汉语网络词汇的语法发展和变化等。
　　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新出路，在其后续发展阶段来临之前，国内外特别是国内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还有待持续、充分地开发。
　　三、结语
　　认知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末萌芽发起至今仍处于新兴发展阶段，还需要各相关学科领域的人员积极促动。认知语言学者是这一新方向目前的主要推动者，同时社会语言学和术语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也在发挥促进作用，但整体仍需不懈努力。综观当前认知社會语言学的发展情况，我们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不足之一即对于具体的社会因素考察和实证方法应用等欠充分。Kritiansen & Dirven（2008）当中Geeraerts（2008）的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解决颇具启发性。该研究认为原型范畴理论忽略了言语社区的不同个体的理解情况，忽视了社会因素;从社会视角考虑语义的话，则涉及语义合作（Bartsch 1987）、语义服从（Putnam 1999等）、语义冲突（Janicki 1987等）三类影响力;如果考虑语言的社会性则：应顾及不同个体的理解情况与言语变化;考虑不同领域中相同与不同作者的文本与谈话等;应作历时研究、定量研究，并考察社会语义影响力;不应局限于词汇研究，而要囊括音位、方言、语法等层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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