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语言自我言说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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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直以来，语言被看作言说他者的工具。然而，解构主义认为语言是产生意义的主体，充分享有言说自己的权利。文章从分析解构主义翻译观入手，说明在解构主义翻译观影响下的翻译确实为语言提供了自我言说的场所。
　　关键词：语言;影响;解构主义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H0-0g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36-0080-02
　　一、引言
　　结构主义者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决定符号的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中心。语言完全是为再现意义而存在，是意义复制的工具。只有在解构主义中，语言才真正从意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解构主义者颠覆了这一形而上学的理论前提，提出不是我们书写语言，而是语言书写我们。语言本身是一个创作主体。解构主义者通过解构传统的翻译理论告诉人们：翻译为语言自我言说提供了场所。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传统理论中，意义是确定的、可理解的、可掌握的，独立于语言之外，因此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意义能一成不变地从一套能指系统传递到另一套能指系统。解构主义却否认独立于语言之外的超然意义和结构，否认把语言与意义分割开，质疑传统理论中假定的“原初意义”，认为意义是流动的、不稳定的、不可掌控的，在我们试图抓住它的时候悄悄播散、溜走，而以往的理论抑制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翻译过程恰恰反映了意义播散、溜走的痕迹。既然没有独立于语言之外的超然意义，翻译就是一条无限指向其他能指的链条。在这条链条上，一个译文是对前一个译文的翻译，译文中的文字表现的是其他文字所表现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这样，语言就不再是单纯地反映某一存在，而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
　　三、解构主义翻译观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一）德里达对翻译的思考
　　德里达对翻译的思考发端于黑格尔企图展现既“在场”又“不在场”的思想。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延异”（diff e rance）来表现不在场，以此来质疑那种基于在场而决定存在的存在论方法。diff e rance衍生于拉丁动词differre，既表示差异或区分，即“to differ”，又表示延期或推迟，即“to delay”。前者指空间概念，后者指时间概念。但是，德里达没有按照语法变换规则采用differre的名词形式diff e rence，而是在读音不变的情况下变动其中一个字母。这提醒读者思考被我们忽视的声音。同时，它让我们想到一个在法语中已经不存在的词，一个由现在分词diff e rant衍生而来的动名词，这又使读者关注语言发展过程中所丢失的，被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所压抑的东西。德里达指出：“假设一个不确定、不恒定的文字游戏，并且假设在这个游戏中对差异的保存和保护，对空间和时间的穿越，踪迹的游走。”德里达试图在避免指向任何深层意义的情况下展示被掩盖的但潜意识能感觉到的踪迹的游走。在德里达看来，翻译总是不断地修改原文，不断地破坏为万物命名的企图，不断地使那个超然意义移位，不断地隐藏在场。由此看来，翻译与踪迹的游走有很多切合点。翻译可被视为“延异”的执行者，是阻碍原文含义的“元凶”，但同時它又提供一系列不同的文本，为语际交流服务。因此，德里达认为，不妨把翻译定义为展现差异和激活语言中静默、遗失部分的过程。同时，还可以把翻译定义为语言符号播散和逃逸的场所。翻译能够为游弋提供更多的空间，延伸其界限并开启进一步差异的新场所。在翻译中，沿着语言表面的运动变得可见，语言言说自己的过程也变得清晰明了。
　　（二）福柯对翻译的主张
　　解构主义者认为，译者创造了原文，否认原作者的创造性。福柯的论文《作者是什么？》中，他指出传统翻译理论在强调原文第一性时，实际上赋予了原文一个超验的、神圣的、起源的地位。然而，一个文本是与其他文本和它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定话语紧密相连的。福柯否认作者是一个个体，相反，他把作者看作一个主观的集合体，但是这个集合体并不统一，而是充满分歧、中断和破裂。和那些连贯的、统一的和明确申明的一样，这些分歧、差异和静默也是理解文本意义的重要方式。
　　在这篇论文中，福柯分别对现代和古典时代下了定义。他认为，传统翻译理论是建立在古典时代对意义的认识基础上，即认为原文有一个稳定、统一、超然的意义，能够为译文所捕捉。他指出，在整个18世纪，语言被视为认识世界的工具。话语的研究对象是话语之外的事物和概念等。人们赋予世界上每个事物一个确定的名称，并在此后的认识活动中依靠这些确定的名称来认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能指和所指是一一对应的。原文一旦产生，它的意义就是确定的，译文所做的就是用不同的文字符号来重现这个意义。当人类进入福柯所指的现代时，话语的研究对象变成话语本身。语言成为创造的主体，与它所代表的事物分割开来，与自然秩序的延续分割开来，获得独立的地位。虽然语言与其所代表的事物分离开来，但它仍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因此，对世界的分析就应该从对语言的探索、研究开始。语言不再是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下哲学真理的描述者，而是一个自足体。语言成为自己的权威，过去的权威停止对它制定规则，甚至原文作者也变成整个话语中的一个“功能”而已。福柯要求我们仔细思考语言中历来被忽视的“声音”和“影像”，这些是语言中长期以来静默的部分。于是，解构主义对文学作品的探究，由对显性意义的关注转变到对隐性意义的关注。他们对所谓的作者和明确的意义不以为然，而主张接近被埋没的声音以及无法把握的意义。这些意义既在这儿又不在这儿，消失在能指与所指的空隙之间。翻译正是对文本意义的重新思考，对隐性意义的挖掘，把在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下被掩盖的原文中的隐藏意义展现出来。翻译让我们接触到语言和意义的多样性。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原文和译文都是语言的一个“功能”，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
　　（三）本杰明对翻译的启发
　　每种语言之间有着超历史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存在于语言的整体意指中。然而，任何一种单独的语言意指都无法构成这个整体意指，它是各种语言意指的集合体，即本杰明心目中的“纯语言”。语言翻译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协调语言的多元性使他们相互联结，相互补充，成为无所不包的独特语言，即“纯语言”。在“纯语言”思想的观照下，本杰明主张译作应该反映对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和追求，其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和强调程度。翻译凸显了语言之间的差异，但新的表达方法正是由翻译催生出来的，通过翻译可以使现存的语言最终迈向“纯语言”的理想境界。德里达和本杰明都认为，即便原文从没有被翻译过，它自身都包含另一个结构或形式，一个为了生存的舞台。这个结构不可见，也不是完整统一的。本杰明认为，这个不完整的结构与指导翻译的法则紧密相连。原文本身就有不断修改自身的要求，它们在修改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原文被注入新的活力，语言本身也得到发展。本杰明把“纯语言”比喻为一个打破的双耳罐，原文和译文就是一块块被打破的碎片。译者的任务不是寻找两块完全相同的碎片，而是寻找形状虽不相同但彼此吻合的碎片。译文越多，就越有可能还原双耳罐，也就越接近“纯语言”。但可能的译文是无限多的，我们只能不断接近“纯语言”，而不能最终达到“纯语言”。由此观之，原文与译文都是“纯语言”的组成部分，没有先后、孰高孰低之分。在本杰明看来，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潜伏于各种语言中的“纯语言”开发出来，确保语言生命的延续。翻译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在翻译中，原文的意义被不断扩大，译文就像一个小孩，但它并不是繁殖法则的产物，而是以一种新的、不同的形式表达意见。翻译保证了语言的重生和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构主义在解构的同时也在重建。
　　四、结语
　　解构主义主张“差异性”，主张表现他者。自哲学的语言转向后，很多学科纷纷转向语言的研究。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不单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它自身也参与了世界的建构。语言成为话语本身。因此，研究语言时，必然遇到语言怎样言说自己的问题。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翻译的跨文化性、延异性、阐释性恰恰为语言提供了言说自己的场所。翻译使语言踪迹的游走清晰可见，说出自己被遮蔽的部分，展示自己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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