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萧红笔下农民形象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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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的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了萧红，并结合她的自身经历和精神追求最终形成了她自己的创作原则。萧红对鲁迅的理解是深刻而独到的，是对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继承和发展，鲁迅未完成的事业在她这里得到继承。同是批判国民性，鲁迅以他战士般的姿态发现和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并进行了深刻、严厉的批判;萧红在以温和的同情的态度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融入了她个体的生命体验：精神上的孤独寂寞、人生意义的困惑、生与死的感悟、生命哲学的探索。鲁迅与萧红，一个以战士般的姿态冲锋陷阵，一个以母亲般温暖的情怀缠绵絮语，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探寻中，得到了完美的配合。
关键词：鲁迅;萧红;农民形象;批评国民性;国民劣根性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9-0092-05
一、麻木愚昧的农民形象
（一）鲁迅与萧红笔下农民形象的相同之处
鲁迅和萧红笔下有这样一类人，他们麻木、愚昧、冷漠、狭隘，深受封建迷信的荼毒。《药》中的华老栓认为人血馒头能够治好儿子的病;《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生病不给请医生，而是请大仙为小团圆媳妇跳大神洗澡驱邪。在面对现实的剥削和压迫时，他们都以自欺自贱的病态的方式来应对生活对他们的蹂躏和打击。阿Q采取“精神胜利法”来应对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和侮辱，甚至以欺负弱者的方式来发泄转移;粉房里的人在这歪斜的马上就要倒塌的草房里住得那样自如，认为房子永远不会倒塌，却为了使河神高兴，在过河的时候，每次都要扔两个铜板。在这看似相同的背后，我们却能从中体察到其中的不同之处。鲁迅所刻画的农民的麻木性和愚昧性是被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和传统等级制度以及儒家传统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统治互相作用所造成的。鲁迅的家乡浙江绍兴，是儒家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水乡小城，在这里人们严苛遵守着儒家的传统思想和封建等级观念。鲁迅正是从家乡的这种文化环境中，挖掘和揭露农民身上的顽疾和弱点的。而萧红所刻画的是生活在东北人迹稀少地区的农民。在这片人们自给自足的黑土地上，人们与外界的鲜少交流，造成了封闭、落后的原始村落。在这里，人们只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欲望而活着，没有儒家文化或思想束缚或教化他们，他们遵守着或创造着属于他们的生存经验或法则，萧红是在这种有着原始性的环境背景下审视和挖掘着农民的愚昧和麻木。在这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塑造的农民形象，映射了作家对农民形象的本质解读和他们精神探索方向的不同。
（二）作家精神探索方向和对农民形象的本质解读的不同
年轻的鲁迅，认为中医是救不了中国人的，便想通过学习西医来救治国人。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内忧外患的局面，鲁迅便想要是战争的话就去当医生，救国救民。但是，当他在东京上学时看到画片上体格健壮而精神麻木、愚昧的中国看客时，便醒悟到靠医术是救不了国的，因为体格健壮而精神麻木愚昧的中国国民对救国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睹，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首立在人”的思想，认为“人立而后凡事举”。①所以他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②鲁迅对革命方向有着很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他对社会问题的理性认识始终在他的文艺方向的确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③若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开始，改变国民的劣根性、改变中国人迂腐落后的观念、打破农民精神上的枷锁。能够救国的不是先进的武器、技术，而是国人的精神。只有中国人民觉醒了，那么这个国家民族就有救了。鲁迅用他手中的笔，入目三分地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国民劣根性，即國民负面的社会心理与行动体例，即国民性格上的弱点。鲁迅用非常精辟的语言总结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民劣根性：“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④中国人的“奴性”根深蒂固，一代又一代地增强，成为一种“遗传基因”世代相袭。若是不从精神上完全废除这类“奴性”，中华民族便只能迅速地朝着灭亡的路上走去。《呐喊》与《彷徨》是中国反封建的一面镜子，为清除农民群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奴性与封建思想的影响，鲁迅以犀利的解剖刀，揭示了封建等级制度观念以及在此基础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杀人吃人的残酷本质，揭露了由这种道德造成的习惯性的虚伪以及他们的奴性、保守性、落后性、陈腐性，揭露中国病态的社会特征，让人民意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礼教对人民肉体和精神上的残害，农民除了自觉不自觉地消极接受，还可以站起来反抗，从而塑造一个健全的人格，只有中国人民灵魂真正觉醒了，才能救国。
萧红继承了恩师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思想，她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出了对鲁迅思想的承继，她以奇特的视角审视着为这个古老的民族。萧红改造国民性的探索在纵向上不及鲁迅，缺乏鲁迅像战士般坚韧的冲击力量和深邃的思想力度，却在广度上多了对生命不断探索的个人体悟。呼兰河人过着一种安逸的生活，这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循环，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是死一般的沉寂，是可怕的百年孤独和精神荒原。萧红对呼兰河人的这种原始的生存方式和精神荒原充满了同情和悲悯。在《生死场》中，萧红详尽地描绘了东北农民原始的生活方式，她深切挖掘分解了农民面对存亡时的立场，流露了她对生命的思索。她写出了人们面临生死时麻痹、病态的人生的文化特质。但到最后，面对日本人的虐杀和凌辱，人们对生与死不再麻木，不再沉寂，为了活着，人们开始站起来反抗了，这种反抗，是在一无所有、生命受到威胁时的反抗，是生命的反抗，他们发出了惊心动魄、歇斯底里的嘶喊，显示出了生命的厚度与力度。在这里萧红与她笔下的人物融为一体，为活在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为所有生命意识还未觉醒的人们，对命运发出了悲愤、有力量的呐喊。萧红个体对生与死的感悟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使她的作品充满了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对人生意义的困惑、对命运的反抗、对生命哲学的探索和对生死问题的迷茫。 鲁迅所描绘的农民都具备“社会性”，“人的社会性”是指人在实践中从他们所依存的社会文化中获得的特性，这包括人的社会角色以及按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人应该如何处理人的生物本能的一系列规则。⑤人的社会性是某个阶段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在阶层社会里，人的社会性表现为阶层性，人按照他所处的社会阶层构成那个阶层特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遵守这个阶层所形成的法则。
在19世纪初期，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相互作用下，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生存。尤其以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的等级制度对人民的精神思想的毒害最为深重，中国人民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农民面临着生存和精神的双重迫害。在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人们恪守封建等级思想，压抑自己的本性，以致造成了人性的麻木、愚昧、冷漠、扭曲。鲁迅笔下的农民正处于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遵循着这个阶级特有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一系列原则。他们被这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制度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产生了隔阂，人们遵守着这种封建礼教的规矩，来衡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的本性中对别人的同情、怜悯以及纯真的感情逐渐消失了，封建思想中的等级观念以及生活的重担压在农民的肩头上，使农民变得痛苦不堪、麻木迟钝，甚至对一个人的性格和面容的改变也是巨大的。闰土即是这此中的典范。在《故乡》中，少年的闰土是一个热情纯挚的孩子。可再次见到闰土时，他已变得沉默寡言、麻木迟钝。⑥少年闰土与“我”建立了纯厚的情谊，他送“我”贝壳和鸟毛，一块儿嬉戏玩耍。可中年的闰土再见到我时，在挣扎与纠结过后，终于叫了“我”一声“老爷……”。面对这样的情景，鲁迅怎能不痛心不悲愤。最终儿时纯真的情谊被千年来深深根植在中华大地上的封建等级观念打败了，人与人变得疏远、冷漠。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巩固封建制度，以封建思想束缚自己的意识，使之对自身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与鲁迅所刻画的具有“社会性”的农民形象不同，萧红笔下的农民具有“动物性”。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⑦这里的“兽性”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共同性，是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是人最低层次的属性，即“人的动物性”。⑧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就是为了满足人自身基本需求的一种客观本能。这种本能需求本质上是一种生理需要。诚如马斯洛所言，人的基本需要存在5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第一个层次需要就是生理需求，具体指人的本能冲动、性欲以及生存欲。也就是说，“人的动物性”主要包括人的性冲动和生存欲。⑨
萧红塑造的麻木、愚昧、冷酷、落后的农民形象是东北这片黑土地上因为地广人稀、交流不便造成的落后、闭塞、老化的人文环境和几千年封建宗法思想长期沉积的产物。生在这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空间里的人群，呈现出一种依附自然、安于现状、无目的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他们像动物一样任凭自己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支配着自己的生命活动，对待感情极端漠视，像动物一样绝望，漠视生与死的问题。《生死场》中，成业对金枝没有丝毫的感情甚至是怜悯，有的只是肉体的欲望和冲动，把金枝当纯粹发泄性欲的工具，身体的欲望和原始本能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充斥着他的生活。村子里的男人大多是成业这样的人，成业只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缩影。
二、具有反抗性的农民形象
（一）具有反抗性的农民形象的相同之处
在鲁迅与萧红的小说中，尽管农民形象都是愚昧麻木的，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受着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然而，也有反抗式的农民出现。
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兩次行为表现了她身上的反抗性。第一次，头一任丈夫死后，逃出婆家。第二次，当婆婆将她嫁给别人时，祥林嫂一路叫骂，拼死反抗。尽管两次反抗都没有成功，但是却表现出了祥林嫂对封建家长制度的不满与反抗，她不想遵循婆婆为她安排的人生，不希望婆婆把她当作赚钱的工具，她想要自由自在的人生，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小团圆媳妇来到婆家后，常受到婆家的凌辱与毒打。在因为受到虐待而生病的时候，婆婆为她请大神儿洗澡，她拼命反抗，却最终敌不过众人的力气，而在水里吱哇乱叫，就这样，小团圆媳妇的命就没了。
小团圆媳妇和祥林嫂都不满意不听从婆家的虐待的安排，进行了反抗，她们的反抗是对封建礼教家长制度的反抗，并且也是对自身悲惨命运的反抗，但是反抗的最终结果都失败了。并且，她们都被那些麻木、冷漠、愚昧的人给害死了。但是，鲁迅和萧红所表达的农民的反抗所蕴含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二）作家所表现的思想内涵与所塑造反抗性的农民形象的不同
《阿Q正传》的深刻性，是它揭示了辛亥革命本身的弱点和以农民群众为中心的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的不觉悟性。阿Q之所以受到鲁迅的高度重视，就在于他是最能够广泛地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状态的，就在于以他的地位和处境，他是最应该理解革命的目的与意义的，他是最应该争取解放和自由的，但假若他也没有民主、平等的要求，革命也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鲁迅常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⑩这里所说的骗人的“奴隶”，实际便是阿Q式的“革命党”。阿Q的造反不是真的造反，阿Q不是真的对封建社会的反抗，这反而更具有封建的意识。阿Q反抗的目的是想让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和未庄的人对他又恭敬、又惧畏、俯首称臣，阿Q的革命是对名利与金钱的追求，不了解革命的本质和意义，阿Q的革命是“阿Q式革命”。革命前，他们是奴隶，任人蹂躏和差遣;革命后，他们执掌政权，但其思想观念仍是封建帝王思想，没有丝毫民主和平等思想可言，他们就又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奴隶任意践踏和驱使了。鲁迅所试图证明的是：中国需要一次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若不伴随着深刻的思想革命，必将与辛亥革命一样半途流产。{11} 鲁迅的反抗之路是绝望的。鲁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意志和对国民的批判态度，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和批判农民愚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然而中国自古以来严苛的等级制度已被国民默认为合法化。作为大众的启蒙者和社会的改良者，鲁迅在探索国家道路时感到孤独与绝望。所以，鲁迅是痛苦的。
萧红所显现的农民的反抗性是爱国意识和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双重觉醒。在《生死场》中所表现的农民爱国意识、民族意识的觉醒离不开萧红当时所面临的国内的环境。“九·一八”之后，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命运。抗日救亡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萧红在这时期通过萧军和舒群，进入了当时左翼的文学群体，并秘密进行着抗日运动。《生死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它反映了萧红当时用文字积极抗日的先进思想，萧红想通过自己的笔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使他们站起来一起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生死场》中，日本人的入侵人们沉寂的生活被打乱，死亡向他们走来。在死亡面前，他们站立起来，选择反抗：王婆加入了“镰刀会”，二里半跟随李青山去城里参加革命。他们的反抗是面对死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醒悟，是对生与死的醒悟，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是爱国意识的觉醒。在《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具有了对生命意义的初步觉醒，在冯歪嘴子的女人死了后，人们都觉得他完了，但冯歪嘴子并不像别人眼中的那般绝望，冯歪嘴子的思想已经清醒，他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他的生命境界得到了提升。他以坦然的态度，平静勇敢地在生命长河中缓缓行走，具有了对生命的主动性的把握。在这里，渗透出了萧红对人生意义与个人价值的感悟与思索，个体对命运的抗争。在萧红的生命历程中，她不断地追逐着人的本真生存，追问着人生的意义。她把自己这种对人生意义深入骨髓的思考，倾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萧红的反抗之路是充满希望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萧红参加左翼文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与萧军、舒群等一起用文字积极抗日，这时候萧红对抗日是积极的充满激愤与希望的。《生死场》中，农民被逼到绝境后、生命受到威胁时才开始反抗，但这是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绝望地反抗，这种反抗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是生命本能的抗争，所以这种反抗更决绝、更彻底、更有力量。农民的这种反抗精神是积极的、向上的。这个时期，最缺乏与最需要的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在萧红的著作里呈现出来了。《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对命运的反抗是对个人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在呼兰河里的人们还处在蒙昧麻木的原始状态时，冯歪嘴子的觉醒具有先锋作用，这是生活在呼兰河中人们意识觉醒的希望之源。
三、作家对待所创作的农民的态度
（一）作家对待农民态度的相同之处
鲁迅和萧红在农民群众身上投下了最炽烈的感情，他们或严厉或慈爱的关怀着农民，同情着农民，审视着农民，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在《祝福》中，祥林嫂被绑走之后，鲁四太太时常提起她，但鲁四太太不是把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做活麻利”的“奴隶”记起她、提到她的。《生死场》中，有二伯在“我”家做了一生的奴隶，可是到头来一无所有，还要受尽人们的白眼和嘲笑，连尊严都保不住。这类人物的共同悲剧基础，就是他们自始至终都未被周围的人当“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蕴含着鲁迅和萧红对底层农民的人道主义的关怀。
（二）作家不同态度背后所隐藏的情感与对待农民态度的差异
鲁迅是真正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他以父亲般严厉的态度去对待他笔下的人物，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鲁迅与他笔下的人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采取冷然观看的态度，用冷峻严厉的笔锋揭示出中国农民身上的精神疾病，他们的愚昧、落后、保守、狭隘、虚伪等精神病根，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达到救治国民的疗效。鲁迅是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12}他用冷峻的笔锋深入、精细、一针见血地剖析着他们的一切应当否定的方面，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最深刻的发掘和最痛心、最坚决的否定，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和传统道德吃人的本质的需要是由封建思想的虚伪性、它特殊的吃人方式、吃人手段诸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封建观念以多数的力量杀人，并且不是依靠多数的物质力量，而是依靠多数的感情力量，依靠多数的感情的冷漠。孔乙己和夏瑜之死，让人感到心底发寒的不是丁举人和被处死，而是围观群众对他们冷眼旁观和看戏的态度。鲁迅采取冷然旁观的态度并且用冷峻严厉的笔锋，是为了表现出一种近于“残忍”的决心，他必须更无情地一层一层撕下封建道德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必须更无情地捣毁封建社会那表面田园诗般的情趣，才能真实地揭示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质和虚伪性。他如实地描写了旧社会的丑恶、罪恶和病根，批判了旧思想、旧道德，暴露与批判昏昧的广大人民群众，凝聚着对中国命运、出路的深沉思考。
萧红则是以一种更加温和的态度，以母亲般怜爱的胸怀去勾勒她笔下的人物的。她曾说过：“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13}萧红深深地爱着她笔下的普通人物，所以她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把她自己放在与写作对象同一高度同一位置上，从他们身上寻找愚昧、麻木、无知的国民劣根性，并且在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对农民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的担忧与同情。在1938年4月29日下午召开的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当多数人在争论是否应该上战场的时候，萧红却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14}正因为萧红的创作理念与当时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主流作家不同，萧红被排斥在主流作家之外，甚至不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萧红的童年经历、生活际遇与个性也影响着她的创作观念与创作道路。儿时的萧红，父亲与母亲对她很冷漠，没有给过她关怀和温暖，只有祖父很爱她，以及家里的后花园给了她童趣和快乐。少年时代的萧红离家出走，经历了饥饿、磨难和不幸的婚姻，使得她的性格变得忧郁、凄伤。在经历这種人生困境之后，萧红开始向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着永不止息的探索和追寻。这些充满哲学意义的思索和探寻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如《生死场》中，对生与死的独特认识与见解;《呼兰河传》中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萧红发现，人类的劣根性导致了人们的悲剧与痛苦，她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的视角审视着呼兰河人的麻木愚昧的劣根性，并且以一幅幅风俗画式的描写，生动形象地展现给世人。与鲁迅不同的是，萧红对她笔下具有劣根性的农民没有进行强烈尖锐的批判，而只是一种呈现、揭露，更多的是对他们的不幸与苦难充满了悲悯与同情。《呼兰河传》中，王大姑娘原本是人人夸赞的，只因私自嫁给了社会地位很低的冯歪嘴子，就遭到了周围人的嘲讽与奚落，王大姑娘因受到了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压迫，最后抱憾离开了世界。王大姑娘所受到的精神上的压迫是胡兰河里的人有意或无意地施加给她的，但作者没有愤怒地痛骂、指责他们，只是平静地呈现出人们施压的画面和过程，更多的是同情王大姑娘所遭受的苦难和看着她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的无能为力。萧红在她生命的最后的旅程中，很想回到她精神的乐园呼兰小城，甚至于想向她的父亲认错了，最终却没能回到养育她的那片乐土，但她留下了足以使那片乐土的人们骄傲自豪的《呼兰河传》。萧红把她对爱的追求与憧憬寄托在她对她的故土呼兰城的回忆与怀想里，寄托在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里，她以儿童视角回忆和讲述着呼兰城里的人和事，但在回忆的同时，萧红也在审视着自我和呼兰河上的人们，她在一个个普通的人物身上发现了人类的愚昧、无知、麻木的劣根性，萧红的创作完成了她主张作家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追求。 蕭红的这种文学追求离不开鲁迅的引导，鲁迅的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了萧红，并结合她的自身经历和精神追求最终形成了她自己的创作原则。萧红对鲁迅的理解是深刻而独到的，是对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继承和发展，鲁迅未完成的事业在她这里得到继承。同是批判国民性，鲁迅以他战士般的姿态发现和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并进行了深刻、严厉的批判;萧红在以温和的同情的态度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融入了她个体的生命体验：精神上的孤独寂寞、人生意义的困惑、生与死的感悟、生命哲学的探索。鲁迅与萧红，一个以战士般的姿态冲锋陷阵，一个以母亲般温暖的情怀缠绵絮语，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探寻中，得到了完美的配合。他们的作品都超越了时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们的作品穿越了历史长河，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其借鉴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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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④⑥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②王仁富.中国反革命思想的一面镜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⑤⑦⑧⑨曹贤信，赖建平.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92-103.
{12}{13}季红真.萧红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4}萧红.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上的谈话[J].七月，1938，（09）.
参考文献：
〔1〕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萧红.萧红全集（上下）[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3〕袁权.萧红与鲁迅[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easant Images in Lu Xun's and Xiao Hong's Works
WANG Wen-jin， LV Xiao-y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Chifeng College，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Lu Xun's thought influenced Xiao Hong imperceptibly， and finally formed her own creative principles combined with her own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 pursuit. Xiao Hong's understanding of Lu Xun is profound and unique.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u Xun's critical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s unfinished cause has been inherited here. In the same way， Lu Xun criticiz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discovering and exposing the bad root of the nation with his soldier-like attitude， and criticizing it deeply and severely. Xiao Hong criticiz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with a gentle and sympathetic attitude， 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also integrates into her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loneliness in spirit， confusion of life meaning， life and death. Perception and exploration of life philosophy. Lu Xun and Xiao Hong， a soldier-like attitude， and a mother-like warm sentiment， have been perfectly coordinated in their criticism and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Keywords： Lu Xun; Xiao Hong; Farmer Image; Criticism of 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 Infe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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