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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新历史主义背景下关于英美文学功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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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提出对于英美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冲击力,以新颖的批评方式向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和后结构形式主义批评提出了挑战,是文学史的一种改革,新历史主义接受文学在历史范畴内,反对将历史仅作为文学背景和反应对象的做法。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与背景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在新历史主义中,其认为文学是现实与社会批评形态的结合部,文学对于批评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背景下探究了文学功能和批评形态。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批评形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12-0082-03
   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英美文学界诞生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并且引起较大的轰动。随着人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流派。新历史主义核心关注是文学批评同物质实践活动关系的问题,一是文学的发生,文学是一种实践活动,认为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两者之间是相互流通的。二是文学的功能,新历史主义关注文学的政治功能,其认为文学是揭露、批判和反抗的行为,是一种谴责手段,同时也有成为揭露实践活动牺牲品的危险[1]。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形态
   历史主义将文学作品重新置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中,以往的历史批评多注重作品本身,而新历史批判不仅仅对文学活动各个要素具体定位,同时还蕴含着一个关于文学本质功能观念的设定。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作为历史现实和社会批评形态的交汇处。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既可以文学文本与文本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新历史主义是对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一种反叛,改变了传统形式主义的批判,从形式批判到意义批判。新历史主义批评主要受到四方面思想的影响,其一是阿尔都塞修正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其认为一个时代的意识思想都会在该时代中的惯例话语中加以展示,引导读者认同时代话语,从而实现统治阶级的有效统治;其二是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其认为话语中的概念、等级分明的对立范畴等构成了权力关系,并且将知识和真理加以确定,进而将犯罪、疯癫等行为加以排斥;其三是解构批评文无定论的理论,其融合了巴赫金许多文本中对话性质的理论,其认为文本中出现的话语具有冲突性,同时也是独立存在着的;其四是克利福·格尔兹理论,其认为各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旨意系统构成了文化,同时能够发现一个特定社会产品思维模式、代码等對文化的作用。在新历史主义发展中,所受到影响最大的理论应是前两者。
   在旧历史主义中,其认为历史是第一位的,文学作品位于第二位,为人们将历史直观地呈现出来,并且分析作者的本意,进而掌握文学的内涵。在旧历史主义中,历史的真实性决定了文学内容,且通过文学作品,将历史背景展现。在新历史主义中,文学参与到历史发展中,文学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两者是相互交融的,相互作用的。在新历史主义时期中,赋予文学一定的批判性,可以将文学作为一种谴责手段,进而在新历史主义中,其提出推到、约束以及强化三方面的概念。即推到是指秩序被反叛、推到,约束是指明显的推到性压力被约束,强化是指依靠于秩序手段使得自身永久存在。此中,约束和强化之间相互作用,强化是约束的目的,约束是强化的手段。新历史主义主要使用是推到、约束两个概念,并利用推到、约束两个概念对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2]。格林布拉特在1981年发表《看不见的子弹》一文中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破坏文本批评形态的推到性话语,促使该话语免遭严重威胁,且通过某种主导批评形态从而约束这种推到。在托马斯·哈里奥特所发表的《关于弗吉尼亚新发现地的简短而真实的报告》中,其文章中的正统性话语和推到性话语将权力的推到以及对这种推到的约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这一方面,托马斯·哈里奥特《报告》与莎士比亚历史剧一样,可以通过理解托马斯·哈里奥特《报告》中的推到与约束,进一步理解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推导与约束[3]。
   二、新历史主义的推到、约束具体形式
   格林布拉特将推到——约束过程进行了划分,主要将整个过程分为三个试验、记录与解释等三个具体形式。
   试验:在印第安人身上,对宗教这种具有推到性的假设进行试验,迫使印第安人接受欧洲宗教,改变印第安人原有的信仰,致使英国人获得了印第安人的供养。且在《亨利四世》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试验着隐秘的思想,但对于被这些思想威胁的新秩序不产生任何的伤害。迫使英国人如印第安人一样,被迫向一种信仰体系效忠,传播该信仰体系的人获得权力,依靠于欺骗正视自身的权力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而且在《亨利五世》中,其试验:在成功的统治下,依靠的不是上帝的神性而是恶魔的暴力。揭露了皇室的伪善、不道德的一面。是对马基雅维利关于统治权力假设的试验[4]。
   记录:记录异己的声音。在哈里奥特《报告》中,将印第安人对疾病流行时的看法记录,其认为英国人可以利用空气中“看不见的子弹”杀死他们不喜欢的人。记录异己的声音,是权力机构的功能,其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对记录的声音进行改造、训练,实现约束。在《亨利四世》中,福斯塔夫将异己的声音传达,未来的国王要想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其需要采取相应的约束措施将异己声音排除。福斯塔夫征来的兵为主任辞退的仆人、失业的马夫异己、捣乱的酒保等,福斯塔夫列举了具有推到性的人物,他们会铤而走险反对上层社会,造成混乱,他们会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通过福斯塔夫的征兵之举,他们成为现存秩序的捍卫者,同时牺牲在战争中,为当时的权利消除了威胁,这将约束完美诠释[5]。
   解释:哈里奥特《报告》中,印第安人的酋长将疾病的流行归咎于敌对势力的暗算,在请求英国人帮忙时,英国人将行为进行了解释,但是英国人的解释属于自身矛盾的,将基督教的神秘性从而揭示,让大众对基督教有了浅显的认知。在《亨利四世》中,哈尔与福斯塔夫等一群流氓在酒店内鬼混,在国内发生叛乱时,弃恶从善,将叛乱平定,成为受到人们爱戴的国王。随后哈尔对自己以往的荒唐行为进行了解释,加以掩饰。正是通过分析哈尔的解释,认为哈尔是骗子,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将君权的神圣性粉碎,是最具有推到性的解释[6]。    莎士比亚通过上述三种形式将统治者的权力起源进行揭示,即认为统治权力起源于暴力,因此不断地唤起对权力的质疑,表现出了较强的推到性。统治者允许推到和约束同时存在,统治者通过适当刺激大众对现存统治秩序进行推导,同时统治者也会利用权力对真正有威胁的大众推到进行约束,在大众的推到对统治者权力没有危害时,统治者是允许的,促使大众的不满情绪得到有效的发泄,此时,巩固了统治者的权力。而且格林布拉特还分析了莎士比亚历史剧演出形式,其认为莎士比亚历史剧可以通过试验、记录与解释三个具体形式,揭示了对统治权力的质疑。在推到性之上是权力,权力约束这种推到性,不断地强化自身权力的统治。
   三、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
   在20世纪之前,文学的政治功能被人所忽视,成为过时命题。随着新历史主义的提出,其从政治角度对文学的功能问题进行了研究,是英美文艺批评的重要转折点,恢复文艺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旧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较为单一化,文学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简单的对应;新历史主义认为社会具有复杂性,处于社会中的文学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旧历史主义将文学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划分的十分明确,非此即彼。而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将推到与约束这种对立的效应统一在文学介入社会的运动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发现对立的政治功能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相互转化、渗透的,进而丰富人们对于推到-约束的认知。新历史主义充分的利用推到、约束以及强化等术语,促使对文学的研究进入到规范化的发展中[7]。
   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将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联系,从而向读者揭示不一样的莎学。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将文学政治功能充分的发挥,其一创作是主体行为,其二可以利用文学作品将创作主体的意识以及社会结构充分地表现出来。其三创作主体的能动性质。在文化实现政治功能时,其需要注重创作主体的作用,不能忽视创作主体的意识行为和无意识行为,在新历史主义发展中,主体地位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作为新历史主义学者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剧中约束推到性以强化政权的策略不是莎士比亚的发明,而是其在努力吸收、改造政治权利的某些力量,也就是说其挪用惯例的。对于此种看法,难以引起广大读者的认同。莎剧的内容十分的丰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研究出全新的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代已有的成果。莎士比亚所创作的作品是他对人性的探索,是他人本主义思想的呈现,如果莎士比亚在创作作品时,要考虑统治集团的政治斗争的策略,并利用文学作品将其表现出来,就无法向读者呈现出伟大的文学作品。莎士比亚戏剧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一个观众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吸收接受其中的某些内容,同时也会抵制一些内容。无论从读者阅读的角度还是从作者创造的角度来说,推到与约束是新历史主义时期所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文本閱读方式。莎士比亚在不同阶段所创作的作品都有着不同的戏剧形式,展现的政治内涵也是不同。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政治内涵理解也不尽相同。
   四、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形态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形态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巨大的差距,在心理师主义文学批评形态中,其将文学批评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同时,其也不同于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意识受到阿尔都塞理论的影响较大,阿尔都塞将人类主体概念引入批评形态,认为批评形态无处不在,其能够渗透文学、穿越文学。也可以将新历史文学主义意识作为一种批评形态武器使用,这种概念是受到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转变而来的,其认为话语可以实现对立面的统一,并且为人们提供精神,促使个人服从于权力,统治的话语可以消除他异因素对于统治者的威胁。
   同时,推到与约束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文本阐释的一种新模式,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文学参与到批评形态构建中的行为,从而界定为文学批评形态功能。新历史主义中的推到是在不触动现存社会体制前提下的歧见。格林布拉特认为明显的推到生产是权力的条件。也就是说权力需要推到的存在。与格林布拉特有的相似观点福柯理论,认为权力创造出推到,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东西,通常推到会被约束,因此,对上述观点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8]。推到-约束理论是英美文学界风暴,新历史主义学家对推到-约束理论也有着不同的认知。例如:道利莫尔在反对格林布拉特的约束论时提出了诸多的理论。道利莫尔认为:“推到可以被权力为了某种目的而‘挪用’,但是推到的影响是双面的,也可以用来反对权力。”另一位新历史主义学家孟酬士教授认为推到-约束对立模式较为简单,缺乏生机与活力,没有太大的概念价值。仅仅单从推到-约束对立模式进行分析,较为简单,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主流性批评形态受到各种具体情况的限制和影响,即阶级、个人利益以及职业等方面的限制。孟酬士教授认为对批评形态的界定应该更为松动多样的,注重过程以及具有渗透性。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将文学放置在历史现实与批评形态两种作用力发生交汇的场所,认为文学不仅仅是对象历史或者北京的介绍,而是通过“流通”“交换”等手段与历史现实等多种力量进行多种塑造。新历史主义中的约束论和推到论,其并不是争论推到与约束的术语含义,而是争论在特定时期,推到与约束所占的比率。由此可以说新历史主义将推到、约束和强化界定为文学的主要批评形态功能。
   新历史主义在美国诞生,其引起了较大的冲击,新历史主义主要以一般矛盾冲突概念取代了阶级斗争概念,新历史主义不断的修正或者软化马克思主义。随着新历史主义的提升,其恢复了文学的政治功能以及文学批评形态功能。新历史主义将推到和约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推到和约束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激进的推到,一种是一般的推到,莎士比亚文学术语后者,这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形态论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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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杨静.福柯历史观与话语权力理论对新历史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J].湘南学院学报,2018,176(03):50-53.
  〔4〕关峰.日常生活关联下的新历史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论[J].东方论坛,2018,(04):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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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王阅(译),汪余礼(校).感通与惊奇——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两个重要概念[J].长江学术,2019,(01):44-57.
  〔7〕王晨芳.推到与遏制——新历史主义视阈下艾丽斯·沃克的《梅丽迪安》[J].青年文学家,2017,(24).
  〔8〕王雅华.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含义及其嬗变[J].国外文学,2018,(01):9-18.
   (责任编辑 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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