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更关注文化资本还是经济和社会资本?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吴振华

　　摘要：本文基于CGSS2015的数据，检验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重要因素，家庭文化资本的提高在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对教育性别差距的缩小有显著的作用，而家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提高在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具有扩大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作用。提升家庭文化资本，尤其是母亲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本，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居民性别间的教育差距。
　　关键词：家庭资本;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20.01.11
　　一、引言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础与主要内容，教育公平的实现对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大意义。性别公平作为教育公平的重要维度之一，是衡量教育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社会发展及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论坛于2000年通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及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都将促进教育的性别公平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国政府于201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及于2016年颁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均提出要大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因此，中国教育性别公平问题是一个重要且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教育公平政策的不断推进，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教育的性别不公平得到改善。女性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接近100%，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开始超过男性。1999年中国大学生录取率中女性占比仅为39%，但从2007年开始女性占比开始高于50%，并呈逐步提高的趋势。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各年龄段分性别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重来看，女性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逐渐赶超男性，并且在本科以上教育领域女性入学机会显著高于男性。Bauer et al（1992）、Hannum and Xie（1994）、李春玲（2010）、叶华与吴晓刚（2011）等研究认为，中国女性受教育的地位得以改善，甚至在受教育年限和升学率方面超过男性;吴愈晓（2012）、郑磊与张鼎权（2013）、孙百才与刘云鹏（2014）、卫丽红（2016）、蔡栋梁等（2016）研究认为，我国居民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仍然低于男性，且面临更高的辍学、复读风险。
　　在教育获得上的性别差异还存在显著的民族、地区和阶层特征，且异质性很高。受父权制文化的影响，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公平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特别是在农村女性的扫盲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女童的失学与辍学、高中教育阶段女生的入学率、高等教育阶段女生的专业选择，以及家庭教育投资和教育回报等方面仍然存在比较突出的性别差异。如Connelly and Zheng（2003）⑩研究认为农村女性在入学注册率和毕业率等方面显著低于男性;连鹏灵与郑真真（2004）⑩研究认为教育性别差距在西部农村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郭丛斌等（2007）研究认为理工类高校男生比例过高是造成总体上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差异大的重要原因，这种差异在农村地区尤其明显;李春玲（2009、2010、2014）研究认为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生长于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吴愈晓（2012）研究认为，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蔡栋梁（2016）研究认为，农村居民教育获得机会的性别差异程度要高于城市居民;卫丽红（2016）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性别间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但农村性别间教育差距仍比城市严重。那么要实现更高水平的教育性别公平，重点是缩小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因此，研究农村居民性别教育差距的缩小对实现教育公平以至于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缩小教育性别差距的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性别差距的核心要素出发寻找解决方法。影响教育性别差距的因素众多，教育性别差距不仅受到经济发展、教育扩展、社会保障、人口结构等社会发展政策的影响，也受到传统习俗以及由此导致的婚姻匹配、养儿防老等家庭偏好的影响。已有关于教育性别差距缩小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条脉络：一是从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的视角寻找教育性别差距缩小的思路。经济发展与性别不平等的关系并不是线性，即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教育性别差距的缩小。在经济起飞初期，经济收入的限制以及男性偏好的倾向使得家庭在男孩教育上投资的可能性大于女孩，拉大了教育性别差距。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家庭在此时突破了子女教育投资的资源瓶颈，在投资男孩的教育后开始增加对女孩教育的投资，因此教育性别差距开始缩小。Nancy等（2000）研究认为，在经济起飞前及发展初期，教育性别差距扩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性别差距开始缩小。Hannum and Xie（1994）认为中国政府推行的众多促进性别平等的举措是教育性别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教育性别差距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与不同历史时期政策环境有直接关系。在强调平等的时期，教育性别差距表现为缩小的趋势，而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期，教育性别差距则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二是从教育扩展的视角寻找教育性别差距缩小的思路。如Lavdy等（1990）、Hannum和Xie（1994）⑩、刘精明（2006）⑩、张兆曙与陈奇（2013）⑩等研究认为，中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从整体上改变了女性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劣势地位。三是从社会发展政策及传统习俗的视角寻找教育性别差距缩小的思路。生育政策对教育性别差距有显著影响，在既定的家庭经济收入条件下，子女数量越少，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经济约束越低，父母男性偏好的教育投资倾向更弱化，从而有利于缩小男女间的教育差距。陆万军等（2019）、叶华和吴晓刚（2011）认为教育性别差距不仅受国家促进男女平等政策的影响，还受生育政策的影响。他们指出，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年轻一代的教育性别差距相对老一代降低了。 　　然而，从教育性别差距产生的内在因素来看，初始禀赋的影响最为关键，而初始禀赋来源于影响家庭决策的家庭资本因素。家庭资本因素不仅妨碍教育发挥促进代际流动及公平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代际的持久性，其引起的教育性别差距可能长期存在。因此，家庭资本因素成为研究教育性别差距的核心。众多学者从该视角对教育性别差距进行了研究，如Hannum（2005）、吴愈晓（2012）研究认为，经济条件越好的家庭，其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偏好越不明显，因而教育性别差距越小;Bourdieu and Passeron（2007）、刘泽云（2007）研究认为，相对于男性而言，家庭背景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李春玲（2009）研究认为女性的受教育機会更容易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尤其是生长在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吴愈晓（2012）研究认为，父亲的职业地位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性别差距越大;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差距越大;Huang（2013）研究认为，家庭资产增加显著提高父母教育背景向男孩的传递性。范静波（2016）⑩研究认为，家庭资本因素在不同性别子女教育的支持力度上存在差异，对男性后代的支持力度要高于女性后代。
　　关于家庭资本影响教育性别差距，虽然已有研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农村作为教育性别差距问题突出地区却被已有研究所忽视。已有研究大多只涉及对农村教育性别差距问题基本情况的判断，而鲜有深入分析农村教育性别差距产生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从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等方面构建家庭资本因素的分析框架，以农村家庭为研究主体，以家庭教育资源的约束及内部分配为研究切入点，分析家庭背景因素如何通过影响家庭教育资源的总量水平与内部分配影响性别间及性别内部的教育差距。并利用CGSS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来剖析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问题突出的原因，以期能为缩小农村教育性别差距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及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在既定的教育市场及政策背景下。家庭成员教育资源的获得直接取决于家庭教育资源的总量水平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根据Becker的家庭决策理论，孩子是家庭内部父母生产的“家庭品”，在一定的家庭收入预算约束下，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取决于投入净成本及其产生的收益。教育投资成本体现为获得教育资源投入的物质资本和时间成本，教育投资收益主要体现为消费效用即父母从孩子身上得到的精神满足，经济效用即将来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保险效用即将来为父母提供养老生活保障。同时，在多子女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还需要进行家庭内部教育资源的分配决策。因此，在就业、养老、生育等政策及文化环境既定的情况下，家庭成员获得的教育资源取决于他所处的家庭背景，因为家庭背景影响着家庭教育资源的总量水平，及其在家庭内部的分配。那么，在同一环境下，不同家庭的成员所获教育资源的差距取决于不同家庭背景作用下家庭教育资源的总量水平，以及家庭资源在子女教育和其他方面分配的差距，同一家庭的成员所获得教育资源的差距取决于特定家庭背景作用下教育资源在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在我国“父权思想”较为突出的农村地区，家庭核心成员在既定教育资源总量下，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期望及家庭内部教育资源的分配表现为显性的男性偏好特征，从而导致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公平问题相对突出。
　　家庭资本和家庭结构是影响家庭教育资源总量水平及教育资源分配决策的核心因素，因此，本文从家庭资本和家庭结构两方面构建农村地区家庭资本影响教育性别差距的分析框架，分析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Bourdieu（1986）将家庭资本分为三个部分，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其中，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庭拥有的、能以货币化形态衡量的经济资源的总和，表现为家庭的经济收入，其决定着家庭教育投资的能力范围，影响着不同家庭间及家庭内部成员的受教育机会。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所拥有的、建立在相互了解和认可基础上的、实际或潜在的社会网络资源，表现为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责任与期望、信息网络及社会规范等，影响着既定家庭经济资本下家庭教育资源的获得能力。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的总和，表现为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学历文化、思想意识等，其不仅影响不同家庭核心成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还影响同一家庭中教育资源在子女问的分配，并具有较强的代际传递性。根据核心家庭理论，对家庭教育决策存在影响的家庭结构因素包括家庭子女规模及子女出生顺序两个方面，由于子女在家庭内部教育支出等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存在潜在的竞争，子女个数和不同性别子女出生顺序对家庭内部教育资源的分配具有显著影响，即在既定的家庭教育投资能力和教育资源获得能力决定的家庭教育资源总量水平下。其影响家庭教育资源在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子女间的分配。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家庭资本影响教育性别差距的分析框架：
　　图1家庭资本影响教育性别差距的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库。样本数据经过变量调整和缺失值处理后，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3310个，其中男性样本为1559个，女性样本为1751个，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7.1%与52.9%。从受教育的性别差距来看，男性样本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各组样本占比均高于女性，且卡方检验显示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见表1。
　　（三）变量选择
　　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以下变量分析家庭背景因素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
　　1.教育完成情况：本文以教育完成情况作为因变量，衡量教育的实际获得情况，采用实际受教育年限（Edu）指标进行测量。Beeker（1962）认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受教育的年限反映了教育的投资情况，因此，使用受教育年限指标也可以反映同一社会、经济环境背景下不同家庭的教育投资情况。同时，为分析农村教育性别差距问题，本文引人性别（sex）虚拟变量来辅助分析家庭背景及其他控制变量如何影响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 　　2.家庭资本变量：本文将影响教育完成情况的家庭因素划分为家庭资本因素和家庭结构因素。家庭资本包含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其中家庭文化资本代表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学历文化、思想意识等，而父母的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家庭的文化资本，因此以父亲受教育程度（Eduf）和母亲受教育程度（Edum）两个多分虚拟变量衡量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代表家庭经济资源实力，家庭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家庭的经济资本，因此以家庭在当地的经济状况（Eco）这一多分虚拟变量衡量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代表的是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源。父母亲的职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家庭的社会资本，因此以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f）和母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m）衡量家庭社会资本。
　　3.控制变量：本文包含控制变量。首先，本文将地区（Dis）作为控制变量。理由在于：不管是现代化进程还是经济发展在我国都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从而使处于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教育资源的性别配置上存在差异。其次，本文将民族（Eth）作为控制变量。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包括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心物层面的政策、宗教、习俗，心理层面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在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下，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具有不同的性别认知。李静与赵伟（2004）认为少数民族居民一方面长期生活在较为偏远、封闭和分散的地区，对外界的人或事具有不同程度的排斥及封闭心理，对新鲜、复杂的事物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受宗教教义的束缚，导致其具有严重的女性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并且这种印象根深蒂固难以逆转，从而使不同民族地区的农村居民在教育资源的性别配置上存在差异。再次，本文将出生世代（Year）作为控制变量。叶华与吴晓刚（2011）认为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性别间的教育差距在年轻的出生世代中会小于年长的出生世代。为了控制生育率的下降对农村居民性别间教育差距的影响，本文将出生世代（Year）这一多分变量纳入控制变量的范围。同时，本文借鉴叶华与吴晓刚（2011）的处理方法，将1971年的“晚、稀、少”運动和1979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影响生育率的政策变量，以1971年及1979年作为出生世代的划分节点，将样本划分为1970年以前出生组、1971-1978年的出生组和1979年以后出生组。最后，本文将子女出生顺序和家庭子女规模作为控制变量。罗凯与周黎安（2010）研究认为，在农村地区，子女的出生顺序也显著影响着其在家庭内部获得的教育支持，越晚出生的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叶华、吴晓刚（2011）、吴愈晓（2012）⑩研究认为，家庭子女规模也是影响女性教育获得的主要因素，兄弟姐妹越多，教育获得的性别差距越大。为了控制家庭子女规模及出生顺序对农村居民性别间教育差距的影响，本文使用家庭实际子女个数（Num）衡量家庭子女规模，使用Booth and Kee（2009）提出的相对出生顺序指数（B）衡量子女出生顺序。
　　（四）计量模型
　　在量化分析家庭资本各因素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基础上，为推进缩小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提供参考，下文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家庭资本各因素影响教育水平的截面数据模型（1），为进一步分析家庭资本各因素对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引入性别变量与家庭资本各变量交互项的交互效应模型（2），具体如下：
　　三、家庭资本影响农村居民性别差距的实证研究
　　在上述理论分析和数据描述的基础上。对家庭背景影响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问题进行计量检验，重点考察家庭资本各因素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首先，对模型（1）进行回归，判别主要解释变量对受教育年限的解释程度，以确定纳入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来看（表3的模型1），除控制变量eth和，Dis1外，其它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eth的不显著是由于少数民族的样本量太少，仅为287个，占样本量的9%，导致其解释度不够，删除该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不大，但会降低R2统计值，因此在模型（2）中继续保留。地区变量Dis1的不显著，表明相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未呈现显著的差异。其原因在于两个地区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差距较小，经济中等发达地区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比经济欠发达地区高0.36年。但如果同时去掉Dis1和，Dis1也会降低R2统计值，因此在模型（2）中也继续保留。
　　其次，根据模型（2）分别对性别与各家庭资本解释变量的交互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以便分析各家庭资本因素对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规避各交互项之间的交叉关系及相关性。模型2-1至2-4分别是性别与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交互效应的模型，为分析各家庭资本因素对不同性别样本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提供依据。从各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主要变量均显著，且各模型在引入的交互项各不相同的情况下，相同变量的解释系数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说明各模型比较稳定，结果具有可靠性。具体结果如下：
　　由以上结果可知，各模型中家庭资本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其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是研究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差异及变动的重要因素。模型1中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那么家庭背景因素对农村居民性别间的受教育水平差距是否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及如何影响？分析如下：
　　（一）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
　　从表3各模型结果可知，代表家庭文化资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变量对样本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均为正向，其意味着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样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教育需求更旺盛，在家庭资源分配过程中，更愿意向教育投入倾斜。文化资本代表家庭文化背景的总和，在农村浓厚的男权文化背景下，家庭文化资本对不同性别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表4）得出以下判断：一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家庭文化资本对其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均为正，表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文化资本水平，男性与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均会得到提高。二是，父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性别的交叉项系数均为负，且文化资本水平越高其影响系数越大，表明父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正影响小于男性，且这一影响差距会随父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提高而缩小。其意味着在农村地区，父亲的文化资本水平越高，越利于男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但随着其文化资本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受教育水平达到高中及以上程度后，这种男性偏向的倾向将逐步修正。三是，母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性别的交叉项系数均为正，且文化资本水平越高其影响系数也越大，表明母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正影响大于男性，且这一影响差距会随母亲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提高而扩大。其意味着在农村地区，母亲文化资本水平越高，越利于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且随着其文化资本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女性偏向的倾向将逐步强化。由此可知，家庭文化资本的低水平是农村地区性别间教育差距大的重要影响因素，提高农村地区家庭文化资本，尤其是提高母亲拥有的文化资本可以有效降低性别间的教育差距。这一结论与蔡栋梁等（2016）以城乡居民为样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其认为父亲较高的文化程度会降低母亲家庭事务的决策权，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会提升自身的决策权，母亲对家庭事务的较大决策权会降低子女受教育的性别差距。 　　注：以上结果根据表3整理，表格中的数字代表父母亲不同程度的文化资本对不同性别成员的影响系数，以及两者之间的差。
　　（二）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
　　从表3各模型结果可知。代表家庭经济资本的家庭经济地位指数量对样本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均为正向，其意味着家庭经济资本水平越高，样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原因在于，经济资本越高的家庭教育需求实现的约束条件越低，因此总体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资本代表家庭教育投资的能力范围，经济资本水平越高，教育投资能力越强，其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表5）得出以下判断。一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家庭经济资本对其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均为正，表明农村地区经济资本较高的家庭，男性与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均高于低水平家庭。二是，各层次的家庭经济资本变量与性别的交叉项系数均为负，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正向影响小于男性，即经济资本更利于农村居民男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三是，经济资本水平越高的家庭经济资本变量与性别的交叉项系数越小，表明经济资本水平越高的家庭教育分配的男性偏好倾向越强，越利于男性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由此可知，农村地区经济资本水平的逐步提高是性别问教育差距显著的重要因素。在男性偏好氛围浓烈的农村地区，经济资本水平的提高丰富了家庭可分配的教育资源，强化了分配的男性偏向性特征，从而扩大了性别间的教育差距。
　　（三）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
　　从表3各模型结果可知，代表家庭社会资本的父母职业地位指数对样本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均为正向，其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样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原因在于，社会资本越高的家庭一方面有更强烈的通过教育投资保持或提升其社会地位的需求，另一方面更具備充足的教育投资的社会资源基础，从而使得社会资本较高的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社会资本代表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教育需求越旺盛且实现能力越强，其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表6）得出以下判断：一是，父亲的社会地位变量对不同性别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其与性别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父亲社会地位的提高会推动不同性别家庭成员教育水平的提升，但更利于男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二是，母亲社会地位变量对男性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为正，对女性的影响系数为负，与性别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母亲社会地位的提高会提高男性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却使女性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降低。由此可知，父亲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在提高农村地区不同性别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的同时，也会带来性别间教育差距的扩大，而母亲社会资本的提高则通过提高男性受教育水平，降低女性受教育水平，从而扩大教育性别差距。
　　（四）家庭结构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
　　1.家庭子女数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从表3各模型结果可知，家庭子女数变量对样本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均为负向，其意味着家庭子女数越多样本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其原因在于家庭有限的教育资源被更多的子女稀释，使得平均受教育水平降低。家庭子女数代表一个家庭的家庭规模，规模越小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表7）得出以下判断。一是，家庭子女数量对男性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为正，表明家庭子女数越多，男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影响系数为0.1，意味着家庭每增加一个子女，男性子女受教育水平增加0.1年。二是，家庭子女数量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为负，表明家庭子女数越多，女性受教育水平越低。其影响系数为-0.28，意味着家庭每增加一个子女，女性子女受教育水平减少0.28年。三是，家庭子女数与性别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家庭子女数越多，越利于男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系数为-0.38，意味着家庭每增加一个子女，女性受教育水平比男性少0.38年。由此可知，家庭子女数的增加使男性受教育水平提高，而使女性受教育水平降低，从而扩大农村地区性别间教育差距。家庭子女数的减少会使男性受教育水平降低，而使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从而缩小农村地区性别间教育差距。
　　2.相对出生顺序对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从表3各模型结果可知，相对出生顺序对样本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均为正向，其意味着越晚出生的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表7）得出以下判断。一是，相对出生顺序对男性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均为正，表明相对出生顺序越靠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受教育水平均提高。其中，男性的影响系数为1.48，女性影响系数为0.06，意味着出生顺序靠后一位，男性受教育水平提高1.48年，女性提高0.06年。二是，相对出生顺序变量与性别变量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表明相对出生顺序越靠后，越利于男性教育水平提高。其系数为-1.42，意味着相对出生顺序往后靠一位，男性受教育水平比女性多提高1.42年。由此可知，多子女家庭，相对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子女，性别间的教育差距越大，家庭子女的次序歧视会扩大农村地区性别间的教育差距。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CGSS微观调查数据验证农村地区家庭背景对教育性别差距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控制影响教育性别差距的其他因素后。家庭资本与家庭结构代表的家庭背景因素是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显著的重要因素。调整农村家庭资本结构，控制家庭人口规模可以有效降低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
　　本文通过检验各类家庭资本及家庭结构因素对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发现。
　　一是，家庭文化资本的提高在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对教育性别差距的缩小有显著的作用，且提高母亲的文化资本对缩小教育性别差距的作用大于父亲。这主要是由于，文化资本通过父母亲的性别偏好及其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影响家庭既定教育资源在不同性别成员间的分配，从而影响教育获得及受教育水平。由于农村地区父母亲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父亲在家庭决策中又居于主导地位，其强烈的男性偏好特征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向男性倾斜，导致农村地区性别间的教育差距扩大。但随着父母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得到提高，其女性偏向的特征使得家庭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平均，使性别间的教育差距缩小;另一方面父亲的男性偏好特征逐步弱化使得教育资源分配的男性倾向更小，也会缩小性别间的教育差距。 　　二是，家庭经济资本的提高在提升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具有扩大性别间教育差距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教育资源总量的约束条件，当经济资本水平较低时，在不同性别成员间可配置的教育资源有限，即使存在显著的男性偏好的分配方式，其引起的教育性别差距仍会较小;而经济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在不同性别成员间可配置的教育资源更多，男性偏好的分配方式会使其引致教育性别差距的扩大。
　　三是，家庭社会资本的提高在提升农村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也具有扩大性别间教育差距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其保持和强化较高社会地位的愿望越强烈。农村家庭的这一愿望通常寄托予男性成员，因此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供给下，农村家庭倾向于为男性成員提供多的教育资源，从而导致教育性别差距的扩大。
　　四是，农村地区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在提升农村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具有缩小性别间教育差距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一方面使男性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相对优势降低，从而使性别间教育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提高家庭成员的相对出生顺序，在相对出生顺序负向影响教育性别差距的作用下，达到缩小教育性别差距的作用。
　　以上结论为缩小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要缩小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必须调整农村居民家庭资本结构，在保障农村地区家庭经济、文化及社会资本总体水平提升的前提下，重点提升家庭文化资本，尤其是母亲代表的家庭文化资本。因此，一方面，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政策，直接减小因家庭经济资本水平而降低教育投资的约束，并通过增加农村教育供给，降低教育成本，间接降低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约束，进而从总量上提升农村居民家庭文化资本水平，实现缩小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社会政策为农村女性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推动女性教育机会代际传递的良性循环，促进农村教育的性别平等。
　　其次，要缩小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必须建立男女平等的文化氛围，弱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男性偏好的倾向。因此，政府应建立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男女平等的就业竞争机制，保障不同性别的教育投入具有相同的成本收益比，使得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间配置更公平，从而为农村不同性别间教育水平的平等化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要缩小农村地区教育性别差距，必须树立性别平等的生育和抚养观念。因此，政府应在农村地区推广优生优育、性别平等的生育政策，控制农村家庭人口非理性及政策外数量的增加，使有限的家庭教育资源在不同性别家庭成员间平等有效地配置，促进农村不同性别间教育水平的平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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