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五个“一” 读懂《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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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相》是杜甫的传世名作，雄浑悲壮，沉郁顿挫，震撼人心。诗人游览古迹，凭吊先贤，追慕蜀相，感伤自身，字里行间流露出称颂之意、仰慕之情、叹惋之感、自伤之苦。我们可以通过品味诗中的五个“一”来赏析全诗，感受诗圣之魂。
　　一、欣赏一座祠堂
　　这首诗是杜甫寻访诸葛亮的祠堂武侯祠时写下的。诗的开篇“丞相祠堂何处寻”一句看似平常无奇，却意味深长，写出了祠堂的幽僻、荒芜。诸葛亮于蜀、于成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站在了一个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精神和文化的符号。而今，丞相的祠堂却不知在何处，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杜甫初到成都，并不熟悉;另一方面，足见祠堂少人问津。此时，诗人虽未见到祠堂、也未直接写祠堂，但祠堂之荒芜已经清晰可见、真实可感。“何处”后加一“寻”字，更见祠堂之幽僻，少人拜谒，诗人只能独自找寻。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诗人走上蜿蜒的小路，几经曲折，几度驻足，几番徘徊，方见祠堂的情景。读完此句，荒芜之感骤起，悲凉之意顿生。
　　诗人找寻祠堂，但真正见到祠堂时又不直接描写，仅写祠堂的环境。在祠堂周围的诸多景物中，诗人最先选取的是祠堂前“森森”的柏树，作者并非随意为之，这一意象蕴含了诸多况味：
　　其一，祠堂之前柏树成荫，高大茂密，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想象，当时祠堂周围必定杂树交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越是草木茂盛，越见荒芜。然而，诗人并没有把这种荒凉一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的空间。读此句，想其景，荒凉感透过“森森”的柏树枝叶扑面而来，伴随我们的思绪在脑海中无限拉长和蔓延。
　　其二，柏树高大挺拔，枝叶繁茂，斗寒傲雪，常年不凋，素为正气、高尚、坚韧、不朽的象征。看到柏树我们便不难联想到诸葛亮，他对蜀鞠躬尽瘁，对主忠心不二，一生都在与对手、与命运、与天地顽强地抗争。柏树苍翠挺立又何尝不是在向后人昭示蜀相的精神不倒、蜀相的品格永存？
　　其三，据《儒林公议》《成都记》等记载，祠堂前的柏树，是诸葛亮亲手所植。柏树“森森”，种树之人却已不在，不免让人想起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英雄已被滚滚浪花淘尽，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物是人非的悲凉意味油然而生。
　　诗歌的颔联，“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多么美好的意象，多么富有生机的画面，多么唯美的意境。读来愉悦心动，观之神清气爽。然而，杜甫却将一“自”、一“空”嵌入其中，“掩映台阶的碧草葱葱空自展现着一派勃勃盎然的春色美景，枝繁叶茂之间的黄鹂徒劳地啼鸣传递出宛转清音”[1]，“一‘自’一‘空’让所有撩人的春色趋于黯淡，使所有的花香鸟语归于寂寥”[2]，生机盎然之意顿失，祠堂荒凉之状立显，诗人惆怅之情骤起。《杜诗解》中曾这样评论：“三、四，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3]
　　本诗意在写蜀相，却用了一半的篇幅在写祠堂;虽说是在写祠堂，却又对祠堂的结构布局不着一字;但读完全诗，我们未觉前两联有冗繁之感，祠堂之貌也清晰看见，更重要的是环境的渲染让我们对蜀相的出场充满了期待。
　　二、走近一个丞相
　　有人曾用一副对联概括诸葛亮的一生：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诸葛亮的人生经历如此丰富和功绩如此卓著，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此时，老杜站位之高和笔法之老辣便显现了出来，他只截取诸葛亮一生的两个片段：三顾茅庐、隆中对，辅佐二主、赤诚心。诗人用最少的笔墨突出了诸葛亮身上两个最光辉的品格：“‘天下计’，见匡时雄略;‘老臣心’，见报国苦衷。”[4]
　　至此，杜甫追慕诸葛亮的心迹已经显露无疑;但是，诗的题目却耐人寻味，杜甫没有用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等人们熟悉的字眼，却用了“蜀相”二字，用意何在？提到诸葛亮、诸葛、孔明、卧龙等，我们想到的是他谈笑若定、运筹帷幄的神态，是他的个人才能、英雄事迹;但是，提到“蜀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政治身份，这是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和家国情怀的词语。当诸葛亮被冠以这个称呼时，他便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而存在，而是和蜀国命运、社稷苍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的才能、事迹便被放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家国背景之下。
　　杜甫寻访诸葛亮并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凭吊，而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仰望。杜甫为什么这么写？我们需要关注当时的社会背景，本诗写于公元760年，唐朝正处于安史之乱中，国家动荡，生灵涂炭，田园荒芜;更为严重的是唐肃宗的昏庸无能，信任宦官，猜忌功臣。深处乱世的杜甫把眼光放在诸葛亮“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身份上，渴望能有圣君礼贤下士，贤臣精忠报国，来匡扶风雨飘零、摇摇欲坠的大唐江山。
　　三、读懂一位诗人
　　杜甫旅居成都四年，“屡入武侯祠”（《诸葛庙》），写下了多首关于诸葛亮的诗篇。这些诗篇中，杜甫将对诸葛亮的尊敬、仰慕和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叹交织在一起，如他稍晚一些的作品《八阵图》中，既写到了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英雄业绩，也写到了“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无尽遗憾;《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中既写到诸葛亮“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不朽功勋，也写到他对诸葛亮“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的无尽叹惋。
　　杜甫如此去寫诸葛亮既是他的真情流露，又在诸葛亮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是借武侯运命以伸己志。《唐宋诗醇》：“老杜入蜀，于孔明三致意焉，其志有在也。”[5]杜甫之所以将自己心志寄托在“蜀相”之上，是因为他在诸葛亮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的相似之处，都经历乱世，都有政治理想，都理想未成。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呕心沥血，死而后已。杜甫少时便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无奈仕途不顺，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投奔在凤翔即位的唐肃宗李亨，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李亨身上，满以为从此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但是，不久就因为上疏救房琯，几遭不测，从此屡遭贬斥，后避居四川，开始了十年“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 　　写本诗时，恰值杜甫生命中最后一个十年的开始，他暂时落脚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茅屋里，也就是著名的浣花草堂。此时的杜甫虽体弱多病，生活困窘，处境艰难，却“位卑未敢忘忧国”，仍怀扶危济难之心;故颈联既有对蜀相能够有机会临危受命的钦羡，亦有对其鞠躬尽瘁的敬佩;尾联提到蜀相功业不成，人已先去，英雄垂泪。这泪水又何尝不是杜甫自身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泪水呢？
　　法国作家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杜甫的《蜀相》便是用一滴滴眼泪写成。不过，仅仅让人听到他的哭声，那就不是杜甫了。孟子曾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称赞一个人的德行，而杜甫怎样？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不论穷达他都怀兼济天下之心。在人生最后的十年，他穷困潦倒，长期过着逃避战乱、漂泊湖湘的生活，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却仍然“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仍然慨叹“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登楼》）。写完《蜀相》3年之后，安史之乱结束，已经进入人生暮年且更为穷困的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写下了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喜极而泣，欣喜欲狂，把酒纵饮，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早已经忘却了自身病痛，早已忘记窘迫的处境。这种欢喜是发自杜甫内心最深处的，是基于诗圣悲天悯人的情怀的。杜甫就是这样，心中装的永远是家国百姓，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想，处窘困之境而执家国之念。郭沫若称赞他：“世上创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鲁迅先生对他的评价更高：“文士可以是民族的灵魂和良知，却难以成为民族的脊梁。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杜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细读本诗，当杜甫吟出“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时，这首诗就已经是千古绝唱了;当他吟出“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时，他追慕先贤的情感和寻求自己政治理想的心迹已经显露无遗;当他吟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处境困窘、自顾不暇却仍然心系天下的忧国忧民的诗圣形象便赫然屹立于我们面前。因此，周汝昌在《唐诗鉴赏辞典》中曾这样说：“有人问：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英雄，所指何人？答曰：是指千古的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大智大勇者是，莫作‘跃马横枪’‘拿刀动斧’之类的简单解释。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说此句实包诗人自身而言，方得其实。”
　　四、品味一字精髓
　　诗人由祠堂写蜀相，借蜀相抒己怀。全诗的精髓都在一个“寻”字，诗人在现实中寻的是祠堂，在历史的长河中寻的是蜀相的功勋和精神，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寻的是政治理想和精神慰藉，在家国的高度寻的是救国的路径、图强的方略。
　　诗人开篇便写自己寻祠堂，目的其实是为了寻蜀相。蜀相业绩和忠诚早已深深地印在诗人内心的最深处，站在柏树森森的祠堂之前，诗人的思绪逆历史长河而上，回到满是战火和硝烟的三国，找寻蜀相事迹，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追慕先贤的执著感情和虔诚造谒的悠悠我思。
　　然而，这不是一次寻常拜谒，是两个高尚灵魂的对话、交流和沟通。杜甫是用仰视的目光来看蜀相的，困窘不得志的杜甫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理想中的東西，他也渴望能像蜀相一样有一个展现才能的舞台，能够为国家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现实却给了诗人一次次的打击，他一次次泪满衣襟，只能借助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来阐明自己的心迹，表达自己政治理想，寻求一种精神的慰藉。
　　一个“寻”字，包含着他对诸葛亮的敬仰与怀念，充溢着个人的叹息和泪水，同时也渗透着对现实的伤痛和思考，对国家的忧虑和期盼。此时，安史之乱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杜甫看到了晚年的唐玄宗昏聩固执、轻信谗言，也亲眼见证了洛阳失守、长安沦陷、君储逃亡、民不聊生。当他“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一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唐肃宗李亨身上时，现实又一次狠狠地打击了他。此时的杜甫多么希望国家能有刘备、诸葛亮这样的明君贤臣：君主能够“三顾频烦天下计”，寻访贤臣，求救国之道;臣子能“两朝开济老臣心”，鞠躬尽瘁，谋安邦之策。一个“寻”字便把历史和现实，把个人经历和家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蕴含着杜甫对人生、对理想、对历史、对现实深沉的思考。
　　五、感受一种诗风
　　提到杜甫的诗风，我们首先就会想到“沉郁顿挫”。何谓“沉郁顿挫”？清代吴瞻泰认为：“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6]后来的研究者也基本沿用了把“沉郁”“顿挫”分开解读的基本思路。章培恒、骆玉明认为：“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曲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7]袁行霈、罗宗强认为：“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8]
　　虽然，对于什么是“沉郁顿挫”，至今尚无定论;但是，我们也可以整体上感知“沉郁顿挫”的内涵：它多指诗歌的意境开阔壮大，内容深刻凝重，情感起伏跌宕，表情达意手法的含蓄蕴藉、曲折有力。
　　杜甫的诗歌自有一番壮阔之意境、深刻之思想。这是因为杜甫的诗深深地扎根于历史、扎根于社会现实之中，他把历史的兴盛、历史的沉重、现实的繁华、现实的悲哀，全部汲取到体内，用一颗灼灼的心去体悟、品味，反复咀嚼后，和着自己的热情、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泪水、自己的伤痛将其幻化成一行行流传千古的名句。在《蜀相》中，杜甫用自己的目光、自己的思绪、自己的诗行串起历史、现在和未来，他站在唐朝的天空下回望三国，用历史的眼光打量凋敝的现实，无助地眺望着未来。几百年的时空跨越、几百年的英雄悲歌、几百年的历史兴衰运诸笔端，诗中的意境何其壮阔。
　　杜甫的诗歌中很少单纯地抒发“小我”之情，他对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多的是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放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关照下，《蜀相》也不例外。本诗中也有杜甫对自身境遇的感伤，但是，这种感伤不同于浅显的儿女情长，不同于单薄的自伤自悼。他把自己的生命与历史相接，把自己的思想与上古相通，把自己的情感与国运相连。正如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说：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因此，每次读《蜀相》，都感觉它沉甸甸的。 　　本诗中杜甫的情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
　　诗人寻访之初，充满了期待，内心是非常急切的，这来自于他对先贤的仰慕。然而，“寻”的结果却是满眼荒芜、悄无人迹，诗人的内心便有一种巨大的落差，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位英雄无限惋惜。凭吊之时，沧桑历史随作者思绪而来，英雄事迹在作者脑海不停浮现。杜甫心中那個高大的蜀相的形象仿佛就真切地立在他的眼前，诗人心情也随之上扬。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诗人的内心到达了低谷，而整首诗的情感却达到了最高潮，此时，百般感慨、万种愁绪一时涌上作者心头，他也只能泪满衣襟，慷慨悲歌。
　　《蜀相》融叙事、写景、忆人、抒怀于一体，但是，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忆人、抒怀都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字里行间有一种无穷的张力。叙事、写景时杜甫非常讲究炼字，“寻”字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与后文之景形成对比;“自”“空”皆有言外之意，字字写景，字字含情，也为后面的忆人、抒怀做了铺垫。诗人对情感的表达更是耐人寻味，将个人情感融入家国情怀，将不同情感交织在一起。品味本诗的情感就如同剥笋一般，一层之下更有一层，一层更比一层耐人咀嚼，忧中显悲，悲中含壮。
　　风格是一位诗人人生的经历、个人的情怀、内在的精神以及对历史、社会的思考通过作品的外在体现。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源自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源自于他炽烈而深沉的情感，源自于他博大的情怀。其实，我们无需细究到底何为“沉郁”，何为“顿挫”，我们只需用心体会，毕竟有些东西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当我们读到一首诗时能真切地体会到，这就是李白、这就是王维，这就是杜甫，而且只能是杜甫，那就够了！
　　参考文献：
　　[1][2]韩宝江.《蜀相》教学课例评析[J].语文教学之友，2015（8）.
　　[3]金圣叹著.周锡山编校.杜诗解[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4][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乾隆.御选唐宋诗醇（乾隆二十五年重刊本）.
　　[6]吴瞻泰著.陈道贵，谢桂芳校点.杜诗提要[M].合肥：黄山书社，2015.
　　[7]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8]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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