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网课实录：人类瘟疫与人文导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李建中
摘 要：这是一篇“网课实录”。狭义上讲，“人类瘟疫”是这门网课的特殊语境，“人文导引”则是这门网课的课名①。广义上讲，人类历史，无论中外古今，瘟疫并非罕见，当灾难降临时，如何从人文精神的层面引导学生，则是教师的职责和使命之所在。在全民抗疫时期如何阐释并实施人文导引？以“人”为元关键词，依次在四大层面实现人类共同体的人文关怀和人文追求：人的历史与使命，人的生命与爱恨，人的天性与审美，人的仁性与理性。
关键词：瘟疫;人文;导引
汉语文献中的“瘟疫”最早出现在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有“经瘟疫则不畏”。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疫”无“瘟”：“疫，民皆疾也。”[1]一个“皆”字，既标明了“疫”之流行性医学特征，同时暗含“疫”的跨时空性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传染性。某种特定的“疫”虽发源于特定的时空，但其影响则是无远弗届。古代如此，今天更不用说了。
《说文解字》无“瘟”却有“疠”，“疠”这个字比“瘟”更厉害。关于“疠”，《说文解字》原文很简单：“疠，恶疾也。”而清人段玉裁的注很长，先是释义：“古义为恶病，包内外言之。”内科外科都在里面了。然后引经据典，阐释“疠”之厉害。段注讲了两个典故，一个出自《论语》，一个出自《诗经》。
《论语·雍也篇》有“伯牛有恶疾”的记载。伯牛是孔子的学生，得了传染病，被隔离在家，不能见人。孔子关心自己的学生，还是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去看他，隔着窗子拉着伯牛的手说：“难得活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病！”孔子的原话是：“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2]几千年之后，我们读这段文字，仍然能够感受到孔子对学生的大爱，对人类命运的大悲悯。
《诗经》的十五国风有一首《芣苡》。一般的解释，是说芣苡（俗称车前草）的根可以治妇人不孕。但是《说文》段注引《韩诗》，说《芣苡》是“伤夫有恶疾也”：“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发愤而作，以事兴。芣苡虽臭（嗅）恶乎，我犹采采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3]芣苡的味道很难闻，但为了治丈夫的病，女子仍不停地采摘，并且以此事明志：我要与病中的丈夫不离不弃。真是患难见真情啊！就像前几天武汉的一位男病友，去世前在遗书里问“我老婆呢？”
现在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汹汹之时，我们只能隔离在家以虚拟课堂的方式上课。其实，实体课堂离我家非常近，步行只要十分钟。然而，这十分钟的距离此时竟是如此的遥远，真的是咫尺天涯！这一节网课我讲三个问题，一是讲什么，二是怎么讲，三是为什么这样讲。
讲什么？八部中外经典及其以“人”为核心的八个关键词。怎么讲？中西比较。为什么这样讲？“人”既是中外人文经典的第一关键词，抗疫已然成为当今人类的共同使命，从而我们的人文导引课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人的历史与使命
我们人文导引课西学部分的经典，第一部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二部是柏拉图的《斐多篇》。希罗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斐多篇》讲述的，也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之死。在希罗多德和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之间，雅典发生了一场瘟疫。“雅典瘟疫”爆发于公元前430年，当时雅典正在与斯巴达打仗，雅典的军队在这场瘟疫中损失了1/4，战争也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古希腊另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这场瘟疫。修昔底德不仅是雅典瘟疫的亲历者，同时他也染上了瘟疫。
最终是谁拯救了瘟疫中的雅典？是我们所熟悉的人类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不是雅典人，他是希腊北边马其顿王国的一位御医，雅典瘟疫期间，他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逆行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雅典，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寻找病因。他发现整个疫区只有一种人没有染病：铁匠。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打铁还需自身硬。那么，在疫情汹汹的雅典，打铁的人为何自身硬呢？希波克拉底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铁匠终日与火打交道，或许火可以防疫抗疫。于是，希波克拉底在全城各地燃起火堆以抗疫，终于用大火拯救了雅典，也拯救了雅典文明。以火抗疫的故事颇有隐喻意义：火是什么？火是人类文明之象征。汉语“文化”这个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卦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贲卦的卦象正是“山下有火”。
古希臘与我们古华夏（春秋战国）一样，同处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期。从轴心期时代到全球化时代，人类三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大大小小多少场瘟疫？最终的结果是人类战胜了瘟疫，而且历经磨难，愈磨愈坚。为什么？因为人是有使命感的。人文导引中学部分的经典我们选了《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使命：英雄使命、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在这场全球性的抗疫战争中，我们武大人、武大的校友都是有使命感的。大家都知道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是武大2004级医学院学生。还有武大的校友阎志先生是著名企业家，武大的卓尔体育馆就是他捐赠的。疫情爆发后，阎志包租十多架飞机从国外采买医用物资，并成立了卓尔应急医院，还建了几座方舱医院。这些有使命感的武大人是会载入史册的，是会传之后世的，如同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这就是人文导引的第一组关键词：历史与使命。
二、人的生命与爱恨
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类”——人类，一旦进入历史就不会死去。或者说，人的精神和使命是不死的，这就是上图左侧所标示的“不死之人”。但是，个体的人，或者说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是一定会死去的，也就是图1右侧所标示的“必死之人”。在“必死之人”的题目下，我们讲西方的《斐多篇》和东方的《红楼梦》，无问西东，探讨的都是人的生命与爱恨。《斐多篇》写苏格拉底之死，如此从容，如此思
辨。《红楼梦》写众多少男少女之死，如此凄美，如此悲怨。
人文导引还选了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刘勰之前，司马迁之后，中国也有一场大瘟疫，我把它命名为“建安瘟疫”。据《后汉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17年，“是岁大疫”。曹操《蒿里行》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植《说疫气》写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武大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写到：三国时期（263—280年），也就是建安瘟疫之后，中国的人口锐减，从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的5600万人下降到760万人，下降率是86.4%。直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人口才有所上升[4]。 大家都知道建安七子，他们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诗人和文学家，因而建安七子是一个名垂千古的文人集团。建安二十二年，建安七子中有五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和王粲，均死于“建安瘟疫”，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悲惨事件。建安二十三年，当时还是太子的曹丕，在给他的好朋友吴质写信，对建安瘟疫悲慨不已，对好友的亡故悲痛万分：“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还将死者的诗文编为一集，“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曹丕后来在那篇著名的《典论·论文》中，将他对个体生命之短暂的悲叹，上升到对文学不朽的赞美：“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要珍惜生命，要只争朝夕。
19世纪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随想》中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去吸取氧气。”这里说的“精神的肺”，就是人的灵魂、人的思想、人的品位，也就是人文精神、人文情怀。我们要有高尚的灵魂，而这高尚的灵魂必须要安放在健壮的身体里。生命重于泰山，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提高免疫力，经受瘟疫的考验。全民抗疫时期，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抵抗力”。抵抗力既是身体的（也就是赫尔岑所说的“身体的肺”），更是精神的，也就是“精神的肺”。经此大疫，我们最后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安然无恙，能不能健康地活下来，能不能在解禁之后平安返校，首先取决于我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健壮的体魄和灵魂，有没有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的“精神的肺”。
三、人的天性与审美
人文导引的西学经典，还有一部《审美教育书简》，作者是18世纪德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美学家席勒。大家都知道贝多芬的《欢乐颂》，而《欢迎颂》的词作者就是席勒。席勒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前呢？是一场大瘟疫，我把它命名为“佛罗伦萨瘟疫”。佛罗伦萨瘟疫爆发于1347年，这一年，有七男三女为了躲避这场瘟疫，逃离佛罗伦萨，来到一座乡村别墅。隔离期间，为了打发漫长而无聊的时光，有人提议讲故事，每个人都要讲，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讲了100个故事，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文学经典《十日谈》。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揭露中世纪教会的虚伪，批判禁欲主义，歌颂爱情和自由，成为早期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347—1351年爆發的佛罗伦萨瘟疫开启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如果说，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瘟疫”，希波克拉底用“大火”拯救了希腊;那么，公元14世纪的“佛罗伦萨瘟疫”，薄伽丘用文学拯救了欧洲。当人类面临巨大灾难时，靠什么来救赎？文学与审美。作为一种灵魂的救赎，对于抵抗瘟疫，对于提升疫区中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关于以人类瘟疫为题材的文学经典，除了《十日谈》，还有英国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英国作家丹·布朗的《地狱》，等等。
我们将《审美教育书简》和《庄子》放在一起讲，也有文学救赎的意图。与席勒一样，庄子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席勒讲“审美”，庄子讲“天性”。《逍遥游》讲“天池”，讲地上的人要有“天”的视角或视野。《齐物论》讲“天籁”，讲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大辩无言。《养生主》讲“天理”，讲庖丁解牛式的游心于虚和游刃有余。《秋水》讲“天机”，讲“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庄子》一书中诸多以“天”为词根的关键词，有一个共通的所指：敬畏自然，顺其自然，也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置身于大疫之中，我们愈来愈看清人类的一大通病：对自然和自然界的生物缺乏敬畏之心，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敢吃，破坏生态，破坏平衡，最终导致病毒泛滥，导致人类灾难。中国文化历来有“天人感应”之说，地上的“人”如果对“天”和天地间的其他物种缺少敬畏和怜悯，或迟或早是要惹天怒、遭天谴的。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的问题，值得认真反思，值得深入研究。
四、人的仁性与理性
作为“自然的人”，人是审美的、自由的，但作为“社会的人”，人又是理性的、不自由的。因为生活在大地上的人要受各种各样的约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和义务。比如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隔离在家。而以“救死扶伤”为职业和己任的医务工作者，又必须战斗在抗疫第一线。前面提到的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有一句著名的话：“与鼠疫斗争的第一方式，只能是诚实。”“诚实”，也就是武大的校训“求是”。在此次疫情中，一线医护人员表现出职业性的诚实或真诚，敬职敬业，尽力尽心，所谓“医者仁心”。正如一位方舱护士在她的诗中所写到的：“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回答：仁者爱人。对于医务工作者，这里的“爱人”就是“爱病人”，就是尽职尽力抢救病人。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将《论语》与《国富论》放在一起讲？前者是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的对话录，后者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二者有何关系？有关系，其关系就在二者的两个关键词：仁性与理性。《国富论》的“理性”特指经济人的利己之心。亚当·斯密的一个基本思路是：社会分工下的人，出于个人利益参与经济活动，靠着市场经济这双“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个体的经济活动客观上给他人带来利益，并最终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概言之，《国富论》的“理性”，讲的是“利己中的利他”， 正如此刻大家所做的那样，理性隔离，收敛各种欲望，为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自我关闭，克己而利他人，克己而利社会。
那么，《论语》的“仁性”呢？则是与《国富论》的“理性”相对应的“利他中的利己”。仁者爱人，当然是爱他人。但这里的“爱他人”并非是墨子式的兼爱或泛爱，而是有等差有先后顺序的爱，也就是后来《孟子·梁惠王》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这也就是先秦儒家以血缘为中心的爱。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的核心是“夫妻”，道理很简单：没有“夫妻”，何来“父子”和“兄弟”？而“君臣”和“朋友”分别是“父子”和“兄弟”的延伸或外衍。前几天，武汉有一位病友，因新冠肺炎病故，弥留之际写下一封11字的遗书：“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本埠一家报纸的记者报道此事时，将后面四字删掉了。此事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多数读者都批评记者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真实性，而是记者完全不懂中国传统文化，记者删掉的不是四个字，而是删掉了“人”之所以“为仁”，也就是人之“仁性”的出发点和初衷，因而也是删掉了先秦儒家文化的精华。
八部经典，八个关键词，中西比较，两两相连，凝聚为四大命题：《历史》和《史记》对应人的“历史”与“使命”，《斐多篇》和《红楼梦》对应人的“生命”与“爱恨”，《庄子》和《审美教育书简》对应人的“天性”与“审美”，《论语》和《国富论》对应人的“仁性”与“理性”，经典与关键词整合在“史—死—天—地”这样一个宏大的结构或系统里。总括起来说，我们人文导引课的八部中外经典和八个以“人”为核心的关键词，共同指向或者说回答三个问题：何为“人”？成为何“人”？何以成“人”？
注释：
① “人文导引”是武汉大学的一门基础通识课，全校大一学生必修。中国大学MOOC平台免费向全社会开放课程视频。
参考文献：
[1][3]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2，350.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58-59.
[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29.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
[责任编辑：夏鲁惠]
李建中，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1521128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