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教育与人格主体塑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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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时代发展之需、治国安邦之道,党在十六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举措。这就要求全社会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建设。教育,是为国家输送创建和谐社会人才的根本途径,其中,音乐教育在历史的洗练中愈发显示了它潜在的价值与威力,尤其是对人格主体塑造方面有着毋庸置疑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三:成就和谐之个人,完善和谐之人与人,发展和谐之社会。
一、音乐教育能成就和谐之个人
所谓和谐之个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获得了自由、充分与全面发展的人。古来即有孔子提出的培养智、仁、勇、艺全面开花结果的“成人’的要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灵魂三分”论为基础,主张要对人进行德、智、体三方面协调统一的教育。这些都与我国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不谋而合,可是由于应试教育的传统影响,音乐教育所处的地位一直较为尴尬。如今,我们应对音乐教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找回它应有的定位与责任,即音乐可以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培养美德。
音乐用引人入胜的旋律,描绘着创作者脑中的蓝图。欣赏者可以根据主题,将思维向无穷无尽处散播,徜徉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中,积极地对美进行追逐,而随着想象的丰富,人的创造力也会得到激发。科学研究发现,右脑功能不仅是艺术性的根源,而且是创造性的根源。右脑功能主要在直觉、节奏、形象、想象、空间感、整体性方面,而这些方面正是艺术创造必备的能力。创造力是智力发展到高层次的能力,也就是说,音乐这种无处不在的创造性活动,对人的智力发展起到很强的促进作用,它可以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并在构建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久负盛名的科学家,都是音乐爱好者,甚至自己就是音乐家。与小提琴为伴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把童年时代的音乐教育看做成就一生事业的基础。有一幅漫画,将爱因斯坦的脸画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不但有音符,还有那个著名的物理公式:E=mc2,生动地表明了他的音乐人生。1905年,被称为世界科学史上里程碑的一年,26岁的“业余科学家”爱因斯坦分别揭示了狭义相对论原理、布朗运动的数学规律和光电效应的量子本质,如闪电般划破了理论物理学的夜空。他的助手霍夫曼这样解释爱因斯坦成功的奥秘:“爱因斯坦的方法,虽然以渊博的物理学知识为基础,但在本质上,是美学的,是直觉的。他是科学家,更是科学的艺术家。”。爱因斯坦也曾说过,音乐和物理学的起源虽不同,却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用“直觉和灵感”企求未知的事物。这说明爱因斯坦从艺术家那里,学到了美学的原理,在科学研究中运用了形象思维,发挥了艺术家的想象力。音乐与科学在他心中是相通的,正是在对这两种美的追求中,爱因斯坦创造了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这充分说明了多元智能理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心理学与音乐艺术学科交叉的产物。
在音乐中追逐美的过程也是陶冶情操的过程。心灵会在健康音乐的沐浴下得到净化、升华,使精神更加充实,人格更加完善。我国古代就有优秀的乐教传统:孔子不仅从理论上重视“乐”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自己还积极主动地投入到音乐实践领域,拜师学艺,刻苦练习,并取得了极高的音乐造诣。孔子“学琴于师襄”的故事一直为后人广泛传颂,它是孔子勤奋学习音乐的一个缩影。故事梗概是:孔子向师襄(鲁国乐官)学琴的时候,一首曲子练了十多天,每当老师觉得他已经学会了这个曲子,可以继续练习别的曲子时,孔子却给出了自己继续练习旧曲的理由,依据是:未得其数、未得其志、未得其人。最后,他终于悟到了曲子所描写的正是文王的高大形象。这着实让老师佩服不已,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文王操》。对数、志、人的这三种境界,徐复观先生给予了精彩的诠释:“‘数’是技术上的问题;‘志’是形成一个乐章的精神;‘人’是呈现某一精神的人格主体。孔子对音乐的学习,是要由技术深入于技术后面的精神,更进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这正可以看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的过程。”
在音乐美学思想中,对“和”的概括和总结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尚书》,甚至更早,可见“和谐”一词与音乐早有渊源。孔子推崇用礼与乐的结合,使人的行为规范化、和谐化,得到和谐的美、统一的美。在他看来,音乐与仁义的关系密不可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之所以重视音乐,并将其作为教化民众的向善手段,主要是因为音乐充满“和谐的要素”,孔子认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灵,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之礼义教化。
音乐对人的巨大作用已在越来越多的事实面前为人们所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音乐教育在培养“成人’的过程中,不是无谓的附庸,也不是单纯的补充,它与其他学科教育同处于天平的两端。如果把教育比作一幅画,那么其他学科,尤其是理科的教育是线条,音乐教育便为色彩,没有不含色彩的线条,也不存在没有线条的色彩。培养和谐之个人,需要使教育全面均衡地对待每一门学科。各门学科只有经过艺术之光的照射,才能让其培养的人才得以更健康的成长,日后成为担负起更大责任的参天巨木。
二、音乐教育能完善和谐之人与人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承担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神圣使命。这里的“人”,不再是孤立的、具体的个体,而是社会上所有彼此相关的一类人、一群人。但现实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的因素着实令人苦恼和担忧: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手机、电脑等的普及却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将直接、严重地导致社会的不平衡。音乐与音乐教育可以帮助找回人间温情最真实的存在,还人类一片纯净的天空。
与其他形式不同,在音乐中,哀乐相生,最真实的情感得以直接涌现出来。因此,在音乐的旋律中,人的存在变得纯粹、简单起来,身体和情感一起随着旋律和节奏颤动。音乐不但超越了空间,更拓展了时间的广延性,并在岁月的积淀中愈发显示出它们的普惠大众的价值。的确,音乐是无国界的,它作为人类的第二种语言,以语言所不具备的优势,连接与沟通欣赏者的心。不过,音乐之所以能够成为人际关系交往的纽带,主要还是因为优秀的音乐作品无一不传播着人间的正义、美善,无一不表达着对积极事物的探索与追求,真正给人心以震撼,从根本上解救或许冷漠或许孤寂的心。杜卫的《美育论》提出了相关诠释:“每一次合唱,每一次集体舞,每一出戏剧演出,都使参加者在一个共同分享的情感、经验领域中达到交流与理解。每一次电影欣赏或戏剧欣赏,每一次聆听音乐会,都会使参加者获得一次情感的共鸣。此刻的影剧院或音乐厅成为一个情感世界,由于分享共同的情感经验,每一个个体的情感都向四周荡漾开去。于弥漫着情感、意识的审美场中,人们获得了一次真挚而又无言的集体心灵对话。”
这种表现在同一文化中一群人之间共同体验的联合叫做内涵,它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场合里,大多以
相应的传统为基础。这些都是集团内部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文化性的关联,自发地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因此,用音乐来调和人际关系,是非常奇妙和有效的。
音乐教育在这个时候就上升到了“美育”的层面。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早在1917年就提出了“美育救国”。他说:“所以当着重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成仁’,而无‘求生而害仁’的勇气,这完全不是由于知识的较量,而是由于情感的陶冶,也就是不源于智商,而源于美育。”让学生的感知力多去感受那些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他们领悟到更多的是包容、理解和爱。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有差异的协调;作为一种内心体验,是一种与他人的情感发生共鸣的和谐感和幸福感。爱可以冲破人心的隔阂,将阳光撒满人间,融合每个人的心。音乐教育以音乐本身的美感为前提,不仅为学生注入爱的颂扬,更教给学生爱的能力。同样,理解也是音乐教育赋予人们的宝贵礼物。爱的基础是理解,爱的延伸也是理解。聆听、品读每一首音乐,就如同与作曲家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是听者对作者的理解;一曲唱罢,听众们津津乐道于自己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对颇有同感的声音微微颔首,对意想不到的看法凝思既而恍然、微笑,这是听者与听者之间的理解。于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两方良药――理解与爱,便根植于人们心中,未知的明天也许又会平添一抹和谐的色彩!
三、音乐教育能帮助发展和谐之社会
高度文明的和谐社会,需要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来维系,音乐教育的蓬勃兴起与发展,也正为“两个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时下大势做着突出的贡献。
创造物质文明的高等生物是人类,因此人类的健康理应被摆在首位。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千万个患有疑难杂症的病者带来了福音,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音乐在此方面的实用功能。众所周知,优美的音乐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音乐可以使人愉悦的心情得以升华,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感;也可以使不良的情绪得到宣泄,重拾希望与信心。研究结果表明,愉快的情绪能促进血液循环,促使体内有利于健康的化学物质增加;而不愉快的情绪则会在体内产生破坏身体平衡指数、对组织有害的物质,从而引起各种溃疡、心脑血管疾病等。许多音乐家都长寿,无不与因音乐而触发的愉快欢乐的情绪有关。因此,音乐的保健与治疗功能历来受到推崇。研究结果表明,让高血压病人听一首抒情小提琴协奏曲,可使一些病人的血压下降10~20 mmHg;音乐可以防止大脑的早衰,日本采用音乐疗法治疗老年假性痴呆,治愈率达70%。在工农业生产中,一些环境由于噪声很大或过于寂静,就要求劳动者特别佩戴附有耳机的耳罩,边劳动边欣赏音乐,这种体现“以人为本”的保健设施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颇有裨益。
音乐不仅推动了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它在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中,更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音乐所谓的“社会功能”历来受到推崇,古人即有“乐从和”的看法,认为音乐的特征便是“和”;孔夫子也由此得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结论;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的作用主要是“和谐”和“净化”;甚至在普通老百姓眼中,也都认为“歌舞升平”是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些论断与想法并不是唯心的,因为音乐乃“真情之表露”,它真实地反映了民众对政治、对社会、对生活的喜怒哀乐。“这个反映既是本质的,又是普遍性的”,我国古代的“观乐知风”制度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即肯定了音乐的社会价值。
音乐所能唤起的人类理性并非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抽象的、概念性的层次,而是落实到调动人的一整套生理活动、实践的、物质性的层面上,是一种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正是由于音乐能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直观的形式,因此它在提高人们审美感受能力的同时,逐渐描绘出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这正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代表苏联无产阶级利益的音乐团体APM(Assoalatlon Proletarischer Musiker)正是利用清晰易懂的音乐语言创作,将民族意识形态最具震撼地传达给民众,在理论上成功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音乐成就了同胞情、民族魂!美国学者艾伯利斯曾说过:“当然,一个音盲充斥的社会的确可以照样生存下去,然而,如果全体公民都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这个社会就会显著的优越,公民的文化素质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会越高。”这里的“优越”,并不仅仅是社会物质文明水平的腾飞,更是一个人心所向、内聚力极强的民族的缩影。音乐对于塑造健全人格、通乎道德伦理、成就民族凝聚力的作用,需要即时、长久的音乐教育来维系。对于群众基础广泛的社会成员,正确的引导和号召最为重要。群众性合唱也是一种很有社会意义的音乐形式,它参与面广且受限制因素较少。通过合唱,人们懂得了音色、声部的平衡,听到了伴奏与人声的协调,看到了指挥与歌者的默契,对“和谐”便有了更深的体会。
贝多芬说过:“音乐会使生命爆发出火花。”人类必将用音符奏出和谐乐章的最强音!
注释:
①沈致隆、齐东海《音乐文化与音乐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③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④杜卫《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⑤李德胜《音乐知识手册》,海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美]艾伯利斯等著《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马东风
刘倩男徐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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