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人格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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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问叹总清冷》是杜永胜先生关于探讨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的文章，文章以宋元时期的历史为背景，以“文天祥”“元好问”“赵孟頫”为切入点展开论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当代中国，有一种观点，即宋代之后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和文脉的衰亡，而且围绕着文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创作功绩”和“气节”的讨论，成为学术的焦点。本文从文学与文献整理的角度，列举相关史实和文学作品，探究文人的品格、使命感和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个人创作 文人选择 文学气节
　　动荡变化的时代，有着符合那个社会特征的文人群体和文学创作。从文人个人而言，也面临三种选择，或把一腔热血与才学贡献给新朝;或归隐山水，对于新朝采取刚正不阿，既不合作又不投效的态度;或是效命前朝，坚持人格操守，做忠直之人臣。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三种选择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高度，更加考验文人的气骨。因此，宋元时期的朝代更迭，同时伴随着民族危机和文化坚守。《问叹总清冷》一文中所提到的文天祥、元好问、赵孟頫恰恰是三种选择的代表。
　　一、文天祥
　　文天祥的一身正气与坚贞品性成为一代代人学习的楷模。他的作品相对复古，诗歌中“道”的蕴涵高于“文”。在程朱理学为官方思想指导下的南宋社会，作为科举考出的进士，文天祥深受“理”“文以载道”等思潮的影响。例如《言志》诗云：“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文天祥的道义精神浓缩在诗句中。由此可见，文天祥是孔孟之道所提倡的舍生取义，他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坚定捍卫者与执行者。还有《正气歌》中“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可见，文天祥的气概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身正、心正、堂堂正正。
　　孔孟思想和朱熹的“理學”观念塑造了文天祥的人格和诗风。同时，杜甫也对文天祥尤其是在元朝狱中的时光带来鼓舞，增强了他的人格力量。“集杜诗”也是在狱中的文天祥带给后人的又一震撼心灵的作品集。集句诗，类似于一种诗歌游戏，从前人或者名家的已有作品中，摘出一些经典的句子，重新拼凑成一首新诗。文天祥的集杜诗有200首。阅读他的集杜诗，可以在诗句中找到所引用杜甫原诗的句子。虽然是诗歌的游戏，但是符合格律，并反映出文天祥对大宋江山岌岌可危的叹息与奸臣误国的遗憾。
　　杜甫在苦难中坚韧不拔，这与文天祥的境遇十分接近，在诗歌中，文天祥也有《扬子江》诗曰：“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杜甫带给了狱中的文天祥不竭的力量。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文天祥的作品：“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录后序》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所发也。”可见文天祥的作品因其人格光辉而更加有风骨、有气魄。文天祥看淡生死，舍生取义。在《文山集》中所收的1005首诗文中，共计349首诗中都包含“死”字，或者有生死观的讨论。可见文天祥风骨道义之高，他对宋王朝的忠诚已经上升到维护民族尊严的高度。
　　二、元好问
　　元好问从时代和年岁看，都长于文天祥，元好问没有屈从新朝，选择了归隐，整理创作结集《中州集》，被称作“金末文坛盟主”。元好问对宋江西诗派既有吸收，又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反拨与借鉴。当代学者莫砺锋认为：“元好问虽然不像王若虚那样肆意贬低黄庭坚，但对江西诗派却是竭力排斥。”从元好问的作品可略见一斑，如《甲午除夜》：“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已恨太官余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这首诗创作于公元1234年，金国已经灭亡。从诗歌风格看，具有低沉压抑的特点。一方面颂扬金王朝清明的统治，一方面以尾联“空将衰泪”的意象直接表达亡国之痛。这首七律既有江西诗派注重炼字、注重形式雕琢的特征，更多的则是抒隋言志，反映感时伤世的情怀和国破家亡的悲痛。因此，元好问对江西诗派有借鉴也有反拨，增加了诗的风雅和感情表达，开创元代乃至明清诗风。
　　元好问和文天祥虽然选择不同，但是在文学上也有相同特征，就是学习杜甫，学习杜诗的风格。文天祥用“集杜诗”的形式传达意志，元好问则是直接学习杜甫诗“雄浑高阔，实大声弘”的特点。把杜诗的特征融入自己的诗词创作，增加诗的力量，反映自己想要抒发的情感。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评价元好问诗“声调茂越，气色苍浑”。如《过邯郸四绝》中的“川原落落曙光开，四顾河山亦壮哉”，场景宏大，有杜诗的风韵。元好问提倡“以唐人为指归”，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与范式。
　　元好问文学上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碑刻墓志文的撰写，从这些文章和相关诗歌中，可以看出晚年的元好问对于国破家亡、士人折损的悲痛和叹惜。元好问的弟子郝经评价元好问云：“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蔚为一代宗匠，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遗山先生墓铭》）可见，金朝灭亡之后元好问把主要笔墨用于撰写墓志铭，同时融自己的情感于其中。这些碑刻，展现了元好问的气节和情感。
　　如果剖析民族大义，金朝汉化统治给了当时士人群体很大的创作宽松度和文化、民族尊严。因此元好问对宋没有很多情感。其次，元好问具有一种大的民族观，他的诗文集《中州集》的“中州”概念就包含了汉族人和金国的女真人，有一种民族共荣观。他晚年的归隐，创作结集也是为了保护文化传统，保存史料和金国文献。为了呵护民族尊严，保护残存士人，他上书尊元世祖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希望忽必烈汉化，尊重传统儒学。最后，对于儒家文化，元好问持有继承和维护的态度，如他在《清真观记》中提到：“尝试言之，圣人之忧天下后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无教，故为之立四民，建三纲五常。”在他心中，儒家文化依然是官方统治之学。综上所述，元好问的选择，发扬了文学传统，改变了江西诗派的弊病，推动了文献的存留和忽必烈的汉化政策。虽然隐居，但依然有诗歌、有墓志，用行动给我们力量，让后人感受到士人的铮铮铁骨。 　　三、赵孟頫
　　赵孟頫出生最晚，但他是今天论述的三个人里唯一的“赵”姓后裔，也是唯一的宋朝直系后代，也是唯一在元朝做官，且官居高位者。赵孟頫是艺术家，不能说是文学家，却可以从他的创作中发现其投效元朝的原因并辨析他所作所为的是非。
　　赵孟頫家境有皇族血脉，因此自小有优越的环境，据《元史·赵孟頫》传记载：“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因此，在忽必烈登基后，大量征召有才学的汉族士子，赵孟頫曾有回绝之词，一度渴望成为微子那样的人，一生隐居。但是经过三次征召，他最终还是入了仕途。其原因并非他气节或是人格出现了蜕变，而是由他的家世、心性决定的。
　　赵孟頫与元天祥、元好问不同。他年少治学时，由于世乱，没有博取任何的功名，致使他在三十岁时依然是个隐士，这与文天祥做宋丞相，元好问考中金进士不同。作为皇族后裔，赵孟頫有先天的自信和出众的才华。“学而优则仕”，进入仕途是中国土子阶层的必然选择。尤其是皇族血脉，“达则兼济天下”，赵孟頫从家世和学识看，都可以称得上“达”，然而他既没有用功名独善其身，更无法施展一腔抱负。由此，赵孟頫的母亲鼓励他人仕，“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他的母親已经视元朝、蒙古人为“圣朝”，何况他的儿子和身边的同僚。他决心施展自己的才华，让自己学有所用。从外部环境看，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笼络士子并对文官十分信任。这些宽松条件都给赵孟頫投效的动力。因此，赵孟頫答应做官后，忽必烈力排众议“使赵孟頫坐于右丞相叶公之上”。赵孟頫也写了歌颂“圣德”的诗章。在仕途失意时赵孟頫也有“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吴”（《罪出》）的诗句。《罪出》是赵孟頫的代表诗作，主要讲述了他为官的忏悔。就赵孟頫个人而言，矛盾之处在于民族大义和个人荣光。为了实现个人抱负，他可以有很宽广的民族意识，即“汉、元为一家”，完全不顾自己是宋朝正统血脉，自己是汉族人。但当他的政治生涯昙花一现的时候他的良知唤醒了无尽的愧悔。在他的妻子管夫人病逝后不久，赵孟頫的生命也结束了。综上可以看出，赵孟頫的“情”“义”全部围绕自身，“情”是夫妻爱情、家庭恩情;“义”围绕个人前途，展露才学，并没有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高度。文天祥英勇就义，他的家人也都刚正追随。尽管元代让赵孟頫成为书法大家，但是从人格和灵魂上，赵孟頫与文天祥以及元好问相差甚远。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投效新朝的文人造成了宋代以后文脉的断裂。他们认为宋代的经济开放（市舶司的兴盛）、政治开明（文官地位较高）、思想独立（各家思想并行）本来可以使中国早日融入世界，但是蒙元的中央集权，明代的八股取士，清朝的闭关锁国是历史的倒退，导致了中国落后于世界。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较为片面。首先，中国文人的脊梁往往来源于民间士子，而非官宦后代。文天祥、史可法、袁崇焕乃至郑成功的家境、背景都远远不及赵孟頫以及一些宗室文人，但他们是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从未依靠祖上余荫，毕生奋斗，感受更多的是大众的生活，对国家有着纯粹的情感，有着个人的信仰，这种信仰造就了他们的人生信念和民族精神，也成就了他们的大气概。因此，民间士人是中国的脊梁和捍卫文学、传统文化的英雄。
　　其次，投效新朝的文人也绝非一定不堪，赵孟頫的艺术成就使中国书法达到了新的高峰。清代的张玉书、陈廷敬编纂《康熙字典》，这些对于传统文化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大兴文字狱的是雍正、乾隆帝，闭关锁国政策的决断者也是君主。文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并不是主角，他们的言行也很难改变历史的进程。因此，历史不能假设，不能让文人承担君主的错误，也不能让文人肩负起推动历史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使命，因为，正确方向绝大多数文人也很难拿得准，大多数的文人都不是政治家。
　　最后，作为文人，用创作唤醒大众，用文笔打动世人，用文章捍卫文化是必然的选择。因为文学是审美的，带有精神、力量的审美会增加美的价值，让美上升为美德和美好的品质，传播给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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