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特殊群体：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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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于艳华
摘 要：游侠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为数不多，但却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乐善好施，张扬洒脱，鄙薄财物，对身外之物抱以忽视和超脱的态度。但是他们桀骜不驯，唯我独尊，意气用事，轻视生命，对异己者任意杀戮。他们的种种行为不符合当时的礼法和道德观念，所以一直游离在社会的边缘。班固的《汉书・游侠传》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群侠图。
关健词：古代 游侠 边缘群体
游侠在中国古代人数并不算多，但他们却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特殊群体，他们并未被历代史学家所关注，但与之伴随产生的游侠文化却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一篇《游侠列传》，而班固的《汉书》作为一部初衷是续写《史记》的史著，也继承了这一内容，以一个儒者的眼光用生花的妙笔为后人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西汉一朝的社会边缘群体――游侠。
相对于极力为游侠找合法地位的史记，汉书在开头却更多地阐述了游侠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其自战国至西汉的发展、演变概况。在班固看来，在春秋以前，即上下相顺、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时期是没有游侠的，游侠的产生是“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的等级制度被打破的结果。
这种观点表明了班固撰写《汉书・游侠传》时的基本态度，即对游侠是贬抑的，但班固却并没有因为贬抑的基调而全然否定游侠，一笔抹煞他们的优点，而是仅在文首评论中，用“观其温良泛变，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真实地描写出游侠的基本特征。纵观全文，有思想感情倾向的评论性语言只集中出现在文首的约占全文十分之一的篇幅中。而后对于游侠的各个事件本身的记录也只采用了叙述、描写性的语言，极力客观地再现事件本身，而避免个人感情的掺杂。
与司马迁相比，班固的优点就在于他尽最大的努力客观公正，全面真实地描写历史，在下笔时最大限度地压制了个人的感情，压制约束了意识对历史的个人化处理。然而班固作为集东汉今文经学大成的《白虎通义》的执笔者，理所当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汉书》作为一部官修史书，即使班固本人赞扬游侠的一些行为，其下笔时的思想基调也应与官方保持一致，而这种基调也就是全文贬抑的基调，再细究这段议论的文字：“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夫世权”、“陪臣执命”等话语，均可在《论语》等儒家经典书籍中找到踪影，而“古之正法……罪人也”，一个“正”字，也暗示了该传的正统立场。由以上种种可见，班固是带着儒学的思想背景，以一个儒者的眼光去关照和衡量游侠群体的。
班固一方面按正统价值观念贬抑游侠，而另一方面却又赞赏他们的一些乐善好施、张扬洒脱的行为，使得他在两方面的张力中，最终找到了平衡，使得他对于游侠的事迹的描写基本采用了中性词，这种平衡也很大程度上带有儒家“中庸”思想的痕迹，应该是受到了儒家提倡的“理性”、“理智”思维的深刻影响。可见，儒家思想对于班固客观地叙写历史是益大于弊的。
了解了《汉书》成书的思想背景和班固在这篇《游侠传》中的基本笔调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细读这篇传。全文共记载了游侠三十余人，其中多数仅存姓名，而仅有七人有事迹记述。对于这重要的七人，班固下笔也别具匠心，有的仅以寥寥数笔做简略概述，惜墨如金；有的则下笔千言，细致刻画。概述者言虽少，但形象跃然纸上，轮廓鲜明，如朱家、禹章；详写者则字多，却又丝毫不显冗繁，如陈遵、原涉。而作者的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则在这详略得当和松弛分明中显露无疑。对于较详写的七人，作者在刻画他们鲜明个性的同时，揭示他们的本质，在显示他们的共性之外又使他们的形象迥异不同，个性鲜明。作者凭仙来之笔，或浓墨或淡彩，或写意或工笔，为后人展现出了一幅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群侠图。
但综观全文，作者笔下之游侠，绝非当今武侠或影视作品中的“一萧一剑走江湖”的浪荡无依之人。他们多是定居一地的，有的甚至位至公侯，而战国四公子亦在游侠之列，则可充分显示彼游侠与当今之游侠有截然的区别。同时，对于班固在该传中所详写事迹的七个游侠也各自都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每个人都是特立独行的，朱家“衣不兼采”，“乘不过据牛”，陈遵则“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郭解“不饮酒”，而陈遵则“嗜酒，每大醉……”，诸如此类的截然相反的行为表征比比可见，而且这七个游侠的社会地位也差别甚大，有的是一介布衣，如朱家、剧孟等；有的则位至公侯，如搂护、陈遵。有的为天子所切齿，最终“族解”，如郭解；而有的却位极人臣，封息乡侯，列子九卿，如搂护。班固为什么要将表面上看上去差异十分巨大，甚至完全不属于同一个阶层的人归并在一起写呢？仔细研究他们的性格，我们就不难得出答案：他们有着共同的游侠的精神实质。一方面他们乐善好施，善周人之急，鄙薄财物，对身外之物抱以忽视和超脱的态度，在财利面前极尽潇洒，这既是绝不同于大众的，也是作者加以褒扬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桀骜不驯，唯我独尊，意气用事，轻视生命，对异己者任意杀戮，他们的周济施舍是泛爱的，而在杀戮时却又是凶狠的，因此他们的泛爱就显得缺乏理性的支持，是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好恶来判断的，绝不同于儒家的“仁者爱人”。现代《词源》、《辞海》里将游侠解释为“……见义勇为的人”，而民间亦有“侠肝义胆”、“行侠仗义”之说。而这里的“侠”、“义”恐怕更接近于类似“替天行道”之意中的意气之举。从另一种角度看也就是“妄为”，他们“轻生死重大义”，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在不重视自己生命的同时，却又常常忽视了他人生存的权利。他们的种种没有理性、任意冲动、肆意妄为、不合情理、偏激极端的举动，明显地不符合儒家仁爱、中庸、理性的道德观念，这是他们隐含在各异的外表之下的共同实质，也是将他们归为游侠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儒家的价值观念来看，游侠的行为、性格是不符合礼法的，是不为儒家思想所接受的。在儒家推崇的礼乐井然的“古者”，游侠这一特殊群体是无法在“天子――诸侯――士――大夫――庶民”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架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游侠是游离于整个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之外的，也是从根本上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的，是浮动在社会边缘的。他们中的不少人进入了社会阶层，但由于他们不符合于道义的思维，与儒家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的特异性和背叛性，使得他们是游离于社会观念之外的元素。而文中引用曾子的一句话“民散久矣”中的一个“散”字揭示出了游侠话语的构建基础，他们是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群体，这才是“游”字的真正含义。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司马迁为游侠大唱赞歌，而班固却以贬抑的笔调记叙游侠。游侠不为法家、儒家所接受，在这期间，游侠作品几乎为历代君王所禁，游侠也只能算游离于社会边缘了，“游”与“侠”也密不可分了。
《汉书・游侠传》不能算《汉书》中重要的篇章，但它却描写出了游侠这一特殊群体，折射了中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游侠”这一特殊群体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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