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阶层分化及其利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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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使得这种阶层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关系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本文从扶贫资源精准配置的视角，分析了现阶段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各自的利益诉求，以及这些利益博弈引发的诸如扶贫资源被精英俘获、瞄准偏离、参与不足、利益表达沉默等扶贫困境，并根据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及贫弱阶层的特性与需求探寻三者之间的平衡点，以此实现资源分配的最优配置。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利益差异;精英;扶贫资源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21-02
　　在扶贫战略背景下，扶贫资源成为新的公共资源，而精英阶层对资源的俘获使得扶贫效果欠佳、中间阶层的参与俘获或不作为都助长了扶贫资源分配不均，而贫弱阶层自身的利益表达沉默更是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不均等。本文结合农村社会扶贫背景下扶贫资源配置问题，从社会资源占有的角度对杨华划分的七大阶层与李祖佩、唐丽霞（2015）[1]等人对贫困村精英阶层与贫弱阶层的博弈关系进行整合，基于我国农村自身存在的独特的地缘、血缘与利益、人情相互交错的差序文化，将现阶段农村社会的阶层划分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在脱贫攻坚的紧迫背景下，本文试图分析农村精英阶层、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在经济条件、发展能力、思想观念和利益表达等方面的差异性，探寻三大阶层主动参与扶贫的利益平衡点，以此约束或引导精英阶层奉献扶贫、引导中间阶层主动参与扶贫、激励贫弱阶层自身脱贫。
　　一、三大阶层特征及其利益诉求
　　（一）精英阶层及其利益诉求
　　精英治理是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普遍特征[2]。精英阶层的普遍特征在于拥有较多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其中，经济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信息、知识技能等，象征性资源包括权力、地位、关系网络、社会地位及其他社会资源。其中，土地是影响农村阶层占有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的主要因素。土地占有量越多，其享有的收入水平、村社内部关系质量、超村社网络关系大小及接近乡村政治权力程度都呈现正相关的关系[3]。精英阶层包括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体制性精英、以乡村混混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私营业主为代表的经济精英和以传统文化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4]。其中，体制性精英即政治精英，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管理者，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基层执行者，是扶贫工作的精准识别、管理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社会精英主要以乡村灰色势力为代表，在扶贫工作中以暴力、强势等灰色手段夺取资源，在短期内实现财富积累[3];经济精英依靠其带头致富的经济头脑，在近年来的乡村建设中掀起了一股“富人治村”的浪潮，精英阶层与政治精英紧密联系、关系密切，同时又不太关心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因而往往在扶贫资源配置中抢先获得扶贫项目及其他资源;知识精英的文化素质水平与政治觉悟较高，具有较高的修养并能够获得农村其他阶层的信任和敬仰，同时由于他们对乡村政治生活比较关心，有较高的思想追求，因此在农村社会往往担当正义与民主的角色，具有较高的话语权。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往往形成一种利益联盟，占有较大优势的农村公共资源，扶贫资源也往往被这个联盟捕获，形成扶贫资源配置中的“精英俘获”困境。
　　（二）中间阶层及其利益诉求
　　中间阶层主要包括中上阶层、中农阶层和中下阶层（高于贫困阶层的群体）。中上阶层以外出经商农户为代表，中农阶层以农业大户为代表，中下阶层以农民工和半农半工农户为代表。总体上，中间阶层的经济水平相较于精英阶层低而又高于贫弱阶层，在土地占有量和收入水平上处于中间水平，他们有自己致富的本领，与村内利益纠纷并不十分明显，对村内资源的追求欲望也不极端，他们既受惠于农村政策，又是农村事务有力的监督群体，即便是精英阶层也在选举方面依赖于中间阶层的支持。相较于贫弱阶层来说，中间阶层的生活水平较高，空闲时间较多，时间安排较为灵活，对村社事务的兴趣也相对贫弱阶层要高。中间阶层占农村群体的绝大多数，因而是农村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同样是农村扶贫致富的依靠力量。因而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若能正面引导和正向激励，克服其“冷漠性”，发挥其公共理性的约束功能，能够助推精准扶贫的顺利开展。
　　（三）贫弱阶层及其利益诉求
　　贫弱阶层包括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贫弱阶层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是在土地占有量上较少，只有1～3亩[5];二是在发展能力上，由于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好吃懒做、目不识丁等多种因素导致自身脱贫能力欠缺;三是在社会关系上可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较少，村社内部关系网络狭窄，因而缺乏依靠外力脱贫的机会。因此，贫弱阶层正是现阶段农村扶贫的主要对象。在贫弱阶层中，又存在着利益表达沉默和利益表达激化两种行为倾向。利益表达沉默群体不能够及时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在扶贫开发中参与性不足;利益表达激化群体往往通过上访、威胁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这两种形式都不利于扶贫战略的有效实施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二、扶贫资源配置中的階层利益诉求差异引发的困境
　　农村社会分化之后，农村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分配与贫富差距问题[3]。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农村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是连接各阶层交流、互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不同的阶层利益诉求的差异和获取能力、主动性上的差异又加剧了这种阶层分化、利益分配和贫富差距。总体看来，扶贫资源配置中的阶层利益诉求差异引发的总体困境在于扶贫瞄准错位、扶贫资源产出效果不佳、扶贫工作内卷化、扶贫开发陷入困境。具体来说，精英阶层形成的利益联盟造成一种“精英俘获”困境，中间阶层的利益弱关心导致一种参与冷漠，贫弱阶层需求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贫困问题。
　　（一）精英阶层在扶贫资源配置中的精英俘获困境
　　在村庄贫困治理中，精英俘获表现在垄断扶贫项目承包和霸占村集体扶贫资源分配两个主要方面[4]。此外，在村庄项目实施过程中，农村精英阶层往往成为项目实施的主导者，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成为项目实施的具体操作者，而村庄精英往往通过压低工程成本的方式实现更多的利益占有，而其他阶层往往是高劳动力投入，而获取低收入。而低质量的工程项目对提升农村发展环境并不能产生良好的积极效应，反而承担了质量低下的工程项目的消极后果[4]。 　　其次，精英俘获导致的工程项目劣化导致了扶贫工作内卷化的产生，即便国家对扶贫资源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扶贫取得的边际收益却越来越少，扶贫本身正义、公平的价值理念受到挑战。价值理念的约束功能下降，加上精英阶层与贫困阶层的交往分化，使得这种利益差异格局固化。
　　尤为重要的是，精英俘获的最直接表现在于扶贫瞄准偏离。精英俘获下的“强者”利用自己的“强权”俘获扶贫资源，精准扶贫的价值意义不断偏离。汪三贵和郭子豪以7省市10个县的抽样调查证实瞄准偏离的存在，指出民主评议相对于收入瞄准所识别出的贫困群体存在近50%的偏离程度[6]。袁树卓等基于內蒙古Z县建档立卡案例进行研究，表明在政府通过政策合法性重构克服瞄准偏离之前，我国精准扶贫中存在着瞄准偏离问题[7]。精英俘获的长期存在会激化社会矛盾，公共资源为精英个体所占有，这违背了国家社会的发展理念，脱离了村庄伦理，更是与脱贫攻坚战的任务要求背道而驰。
　　（二）中间阶层在扶贫开发中的弱参与困境
　　乡土农村是一个深受差序文化影响的社会，中间阶层在差序格局中处于不远不近不亲不疏的地位。中间阶层有自己的发展能力，既不需要依靠精英阶层，也不亲近贫弱阶层。因此在扶贫工作中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主动性。而中间阶层的这种“弱参与”并不符合扶贫攻坚和农村社区发展建设的理念。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是当今农村社会治理与贫困治理的应有之义。而中间阶层的相对冷漠，使得精英阶层的俘获行为因为没有有效的监督而愈演愈烈，贫弱阶层没有可靠的利益代表者而持续贫困。传统的根植于乡土社会中的正义公正的公共理性正在中间阶层中不断弱化。
　　（三）贫弱阶层在获取资源脱贫致富中的利益表达困境
　　贫弱阶层是扶贫开发的对象，是扶贫资源作用的主要对象。贫弱阶层受限于资源匮乏、自身能力不足、主动性不高、信息获取滞后和外部支持匮乏等主客观原因，面对精英俘获的利益冲突往往表现为利益表达沉默，将贫困与命运相联系。而一方面，由于部分“能人”将“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曲解为“自己先富”或“亲朋好友先富”再带动“群众富起来”，忽视并挫伤了普通贫弱群体的利益，他们不满于农村“先富能人治村”利益剥夺的现状，往往通过上访等形式表达自身的不满。而这种合理的利益表达方式却与精英阶层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导致农村阶层在人情上的进一步分化。这些分化的现状并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协调却是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
　　三、结论及建议
　　 社会资源的占有量是区分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也是影响话语权与行动能力的重要支撑。传统的公共资源是农村阶层抢占的主要对象，在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扶贫资源引发了新一轮资源的争夺。贫困治理问题，必须根除精英俘获造成的诸如瞄准偏离的现实困境，必须依靠农村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和有效整合，积极引导贫弱阶层实现自身的脱贫，必须将贫困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等.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7.
　　[2]黄博.自治形态与精英治理——对村庄精英治理的二维解读[J].领导科学，2018（7）：8-12.
　　[3]杨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EB/OL].豆丁网，[2018-10-29]..http：//www.docin.com/p-1779347336.html.
　　[4]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4）：57-66.
　　[5]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J].探索，2012（5）：187-193.
　　[6]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7]袁树卓，殷仲义，高宏伟，等.精准扶贫中贫困的瞄准偏离研究——基于内蒙古Z县建档立卡案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8（4）：12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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