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因何坠落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杨晋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然而,这种永存往往是最残酷的。
　　2010年5月14日晚,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一名21岁的安徽籍男员工从宿舍楼七楼坠地后身亡。据了解,这是富士康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九跳”。
　　富士康最初被人们所知是2008年8月的iPhone女孩事件。当时有一位英国消费者购买了iPhone手机后发现上面有富士康装配线上负责检测的女孩照片。女孩的笑容非常灿烂。iPhone女孩成为富士康提升企业形象的“活广告”。然而才不到两年,为何跳楼悲剧接二连三发生呢?
　　迪尔凯姆是最早从社会角度分析自杀悲剧的学者之一。在《自杀论》中,迪尔凯姆认为,“每当社会机体发生重大调整时,不管是由于迅速的发展还是由于意外的灾难,人都容易自杀”。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正经历着随着经济迅速崛起而自杀率迅速攀升的时期。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2008年,中国的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自杀率每10万人中少于10人的为低自杀率国家。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中高自杀率国家的行列。
　　因经济持续低迷带来的高自杀率也开始在工业化国家中蔓延。法国电信是欧洲第三大电信企业,但从2008年到2009年,共有35名员工自杀,还有13起自杀未遂事件。2010年年初至今,又有13名员工自杀。舆论认为,这与公司效益不好、大幅裁员有关。而韩国平均每天有35人自杀,自杀率位居工业化国家之首。2008年,韩国的自杀率是美国的2.5倍。2005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男性退伍军人中,平均每10万人中有44.99人自杀,而2007年升至56.77人。被称作“经济停滞的典型”的日本,12年来每年都有三万多人自杀。从这点来说,快速发展的世界已经进入“高自杀率时代”。
　　此外,很多媒体都把“九连跳”看作是工会缺位的表现。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立雄的调查,深圳超过85%的打工者没有参加工会,近90%的打工者表示没有得到过工会组织的帮助。这样,劳动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过去的20年,工会势力减弱已是全球不争的事实。
　　《第一财经日报》注意到,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仅八个小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工会会员比例。以“团结工会”出名的波兰,目前仅有大约14%的工会会员。而欧洲四强意、英、德、法的工会会员比例都低于30%,其中法国更是低于9%。欧洲的工会会员比例在2010年预计要降低到20%。美国工会会员比例也从1945年的36%降低到今天的12.5%。
　　这种工会组织缺位的直接表现就是对工资和休息时间的削减。据报道,富士康2010年将为苹果生产2400万部第四代iPhone。富士康能接到苹果订单,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成本控制”。其实早在2006年,富士康遭遇“血汗工厂”质疑时,苹果的调查就发现,富士康员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出35%,1/4的员工极有可能连续工作六天以上,属于加班强度“过度”。
　　“九连跳”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也叫模仿自杀效应。而维特效应与媒体的传播有关。
　　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欧洲曾发生过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斯通过对1947年到1968年之间美国自杀事件的统计发现,每次轰动性自杀新闻报道后的两个月内,自杀的平均人数比平时多了58人;而在媒体报道了玛丽莲•梦露的自杀新闻后,那一年全世界的自杀率增长了10%。
　　从这个角度看,媒体在报道时应该负起道德责任,不能为了引起轰动效应就刻意放大受害者的痛苦来作为新闻卖点。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对“9.11坠楼者照片”的过度炒作。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6分,世贸中心遭遇恐怖袭击。美联社记者理查德•德鲁在9点41分捕捉到43岁厨师迈克尔•罗蒙那哥从世贸中心北塔楼顶层坠落的画面,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叫早》(The Morning Call)报上以整版大小的照片刊登。
　　如今,当我们探寻生命因何坠落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其实又回到了新闻传播的本质,那就是应该通过报道公众事件来推动相关各方去珍视生命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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