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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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殖民地都市情爱叙事的研究是近年学界探讨殖民地都市现代性的重要视点。本文通过解读刘呐鸥《流》、爵青《哈尔滨》和穆时英《南北极》三个文本，解析魔都恋情故事的传统小说叙事原型，以及在摩登都市的现代性裂变，试图与已有的殖民都市魔性论述进行对话，进而阐明殖民都市魔性的实质。
关键词：殖民地都市 摩登女性 魔性 情爱叙事
摩登女性和都市的欲望/恋情，是都市叙事的重要题材，也是审视殖民都市“魔性”的重要切人口。学界对殖民都市的“魔性”已有深入的论述。刘建辉在《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中首先提出“上海魔性”，指出由于租界的诞生和扩展，殖民的近代异质空间和旧上海的传统空间开始杂糅和交错，形成了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自由场域。这块充斥着新女性、现代娱乐装置和众声喧哗的各种思潮的地域，因其无国籍、无民族认同的性质，对人形成了巨大的魅惑和威胁。上海的魔性由此产生。谢惠贞解析了刘呐鸥对横光利一的译介、改写和对上海摩登男女恋爱的聚焦，认为刘呐鸥通过“女性是性欲的权化”的体认来叙述上海的“魔性”与“魔力”，从而讽刺了都市上海的表面化和缺乏精神性。柳书琴提出了“魔都尤物”的概念，指出上海新感觉派和其哈尔滨、台北的转喻者以“半虚构的尤物”——摩登女性象征魔都，通过共时性和空间性的叙事和声、光、速度和官能刺激的修辞来摹写殖民都市，试图将左翼文学的历时性、階级分析性叙事，将殖民都会“人格化、身体化、女性化”。而象征本土的男性通过尤物的身体和魔都体验，获得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启蒙。“魔都尤物”凝结着殖民性的性关系，而男性被尤物“吞噬”的情爱故事，是具有左翼思想的对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的批判。然而笔者认为，魔都的磁力和身处其中的眩晕感及“尤物”与被吞噬男子关系的叙述，并非新感觉派的创造，而是古典烟粉灵怪故事原型在现代道具和背景下的还魂。而整场现代性性关系的建构，都是由革命者“晓瑛”的出场实现的。
综观三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相近的情节。不论是所谓“对摩登意象的营造和都市现代生产生活的分析有很好平衡”的《流》，还是与其有“全篇性对位性结构”的“满洲国转喻”《哈尔滨》，抑或是“对上海魔性有突破性表现”、被左翼文坛誉为“普罗小说的白眉”的《南北极》，都包含着相近的情节：俊美有才但出身贫寒的年轻男性进入阔绰的产业家家庭——目睹姨太太和大少爷的偷情，目睹姨太太与情人偷情——姨太太向此年轻男子表白其欲望，使男子惊惶窘迫——初识人事的小小姐求爱——年轻男子与一位摩登女性发生关系——目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离开富人家，并走向工人运动或暴力反抗。
在文本中，都市与都市的人际关系通过年轻男子的视角被聚焦，以奇观的方式呈现，往往难以理解并令人厌恶：“电车汽车不用人拉也不用人推，自家儿会跑，厢货车，可又不冒烟;人啦车啦有那么多，跑不完;汽车像蚂蚁似的一长串儿，也没个早晚儿在地上爬;屋子像小山，简直要碰坏了天似的。阿，上海真是天堂！这儿的东西我都没见过，就是这儿的人也有点两样。全又矮又小，哈着背儿，眼珠儿骨碌骨碌地成天在算计别人，腿像蜘蛛腿。”（《南北极》）文本中的都市，不仅在声、光、速度的修辞上营造晕眩感，其日常伦理的宽容与严苛也使主人公迷惘：“暗想着复杂的都市的市民，一个酒店里的客人，便有这样特异的历史和现况，一个坐在计算机旁窥探利息数目的资产家，却领着那么一个多事的妻子放在家里，恰好这个资产家的妻子和坐在酒店的客人又在十年前结有关系，甚至一个当家庭教师的青年刚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也被卷入这混乱的漩涡里。”（《哈尔滨》）“旅馆老板只认识钱，他讲什么面子情儿，我没了钱，他还认识我？只白住了一天，就给撵出来了。”（《南北极》）同时，摩登女性像一张无所不在的网，不论是情欲恣肆的女演员、“半兽主义”的姨太太，还是半大人气的、“天天用朱古律作名词调笑着男人”的小小姐，同样都在魅惑、捉捕并吞噬着初出茅庐的年轻男性，使其惶惑、无法自制以致屈从：“她回过头来说道：‘别假装正经。耍个嘴儿呀！’她攒着嘴唇迎上来。好个狐狸精，那娇模样儿就像要吞了天，吞了地，妈的吞了我！”（《南北极》）“这时她那小朱唇尖缩着，向他凑上来，等着他的接吻。”（《流》）“暗蓝的夜色映在她的脸上，那强烈的要求的眼珠子，把穆麦的一切全抹杀了。像个无挣扎的病人一样，被拉到床沿上的软质寝具上，不太热的液体便从眼里分泌出来。”（《哈尔滨》）
这里的青年男子，被女性玩弄，被欲望驱使，被动并且自伤自怜。一些论者认为这种男女关系的换位描写透露出男性对于都市尤物不受控制的焦虑。无法理喻的都市和难以掌控的尤物被认为是摩登都市的新质。然而，这种现代都市的震惊和眩晕感的描摹，是否只能发生在现代都市？而妖艳魅惑的、以身体宰制男性的女性形象，是近代都市的新创，还是古典小说中尤物形象的再生？进一步说，集色与欲于一身的现代都市尤物，真的实现了恋爱关系中男女权力位置的翻转吗？
古典时代，财富的占有程度被血统与地位所规定，物质享受被赋予森严的等级意义。超越自己位阶的庭院建造、歌舞享受乃至物件的拥有都被看作是僭越。而丰足的物质、纸醉金迷的享乐和巧夺天工的美感，都作为特权被贵族宅邸高高的围墙封藏起来，隔绝于百姓相对匮乏而质朴的日常生活。因而，古典小说中的眩晕感的获得，必须在非常状况下，平头百姓进入贵族的园林等非日常空间时方能获得：“才人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竞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悬目眩。刘姥姥此时惟点头咂嘴念佛而已……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红楼梦》）
“次日，忽有小鬟笼灯入，日：‘娘子伺郎久矣。’从之出。星斗光中，但见楼阁无数。经几曲画廓，始至一处，堂上垂珠帘，烧巨烛如昼。人，则美人华妆南向坐，年约二十许;锦袍眩目;头上明珠，翘颤四垂;地下皆设短烛，裙底皆照：诚天人也。郭迷乱失次，不觉屈膝。”（《聊斋志异·天宫》） 然而，进入豪门宅院却是极为罕见的个别经验。在前现代，更多的平民连看一眼豪奢新奇之物的机会都没有。但到了现代，城市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空间，交易与消费是其主要职能。这样，开放“奢华”的垄断权，驱逐附着其上的政治身份，并使其成为上至官宦商贾，下至贩夫走卒都有权注视、赞叹甚至通过购买（而非进贡和赏赐）即可拥有的具有公共性的商品，是现代都市的必然特点。也正是如此，来自非“摩登”地区的作家才得以目睹、欣赏、嫉妒和诅咒这原本只存在于侯门宦海的丰盈物质世界。更多的人在更多的作品中书写类似刘姥姥进大观园的体验，继而聚合为摩登都市的眩晕魔性。可以说，现代都市只是将奢侈和奇巧的空间打开和展示在不以封建特权地位为界限的各阶层面前，其引起的惊骇只是古典文学中“震惊”书写的多倍复制和广延。
对摩登都市的震惊有其古代版本，那么摩登尤物是否有古代小说的原型呢？
美丽的女性被权贵阶级拥有自古以来是常态。贫寒的男性渴望衣着华贵、姣美动人的女性身体，但除了花鬼狐妖幻化成的美人和蒙尘落难的闺秀，娟好高贵的女性通过婚嫁，当然只在平级或向更高阶级流动。因此通过婚嫁方式合法地独占这些女子的身体，只能存在贫贱男性的幻想中。于是在古典小说中，男性若依旧想拥有所谓高于自己阶级“本分”的美丽女性，就需花重金到高级妓院。而纵使娼妓是贱职，名妓对于出身贫贱的金主也可以不屑一顧：“九妈道：‘我儿，便是我向日与你说的那秦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多时的送过礼来。因你不得工夫，担阁他一月有余了。你今日幸而得空，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美娘道：‘临安郡中，并不闻说起有什么秦小官人！我不去接他。’转身便走。九妈双手托开，即忙拦住道：‘他是个至诚好人，娘不误你。’美娘只得转身，才跨进房门，抬头一看那人，有些面善，一时醉了，急切叫不出来，便道：‘娘，这个人我认得他的，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话。”’（《卖油郎独占花魁》）而在二者相处之时，男子也要“知情识趣”，言行以卑贱自视，才能博得名妓的欣赏：“美娘听说，愈加可怜，道：‘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得你。你干折了多少银子，莫不懊悔？’秦重道：‘小娘子天上神仙，小可唯恐服侍不周，但不见责，已为万幸。况敢有非意之望！’……美娘道：‘少住不妨，还有话说。’秦重道：‘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在旁多站一刻，也是好的。但为人岂不自揣！夜来在此，实是大胆。唯恐他人知道，有玷芳名。还是早些去了安稳。”’（《卖油郎独占花魁》）
同时，长相俊美的微贱男子也往往成为豪门贵妇和小姐的玩物。在烟粉灵怪小说中，偷期往往被描写成被男子骗人仙境与仙人相遇的故事：“郭研诘仙人姓氏，及其清贯、尊行。婢曰：‘勿问！即非天上，亦异人间。若必知其确耗，恐觅死无地矣。’郭遂不敢复问。次夕，女果以烛来，相就寝食，以此为常。一夜，女人日：‘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将粪除天宫，不能复相容矣。请以卮酒为别。’郭泣下，请得脂泽为爱。女不许，赠以黄金一斤、珠百颗。”（《天宫》）
可见，不论哪种情况，面对这些锦衣华服、风情万种的女性，贫贱之士所获得的性爱都带有施舍性和侮辱性，不仅不可能宰制两性关系，而且连平等的尊重都难以获得。而当这种类似的人物设置挪用到现代的文本中，如三篇当中程式化地出场的大家姨太太、小小姐和作为演员的高级妓女，她们与非富非贵的男性呈现同样宰制/被宰制的关系。至于小说多处强调男性的被逼无奈，更是类似狐鬼故事中书生看到美艳狐仙时按捺狂喜半推半就的自矜和矫情。这不是摩登都市的新造，而是穿着现代衣冠的男女重演古代的故事。
但文本中的摩登女性与古典小说中水性杨花的女性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不以放浪为耻，反而引以为豪的摩登。性解放的思潮使女性相信，她们具有与男子相当的不忠于一夫一妻制的权利。如《哈尔滨》中灵丽的剖白：“和那么一个老绅士结婚，人们只以为是普通的结婚，可是我一点也没有那么想。何况人不是应该在同一时间被一个人占有的呢！他对于女人也会像管理财产一样，来体贴一个不是为生儿育女取来的妻子呢。”
性爱不再附属于婚姻或爱情，连爱情本身也与永恒的所指脱离，成为轻质的、有时效性的、游戏的能指：
“我说，可不可以留他在这儿，我们走了？”
“你没有权利说这话呵。我和他是先约。我应许你的时间早已过了呢。”（《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因而男性焦虑地发现，古典时代稳定、多情和患得患失的女性变得善变、豁达而不可捉摸。她们近在眼前，却难以完全占有。因此即使是相同社会阶层的男女处于恋爱关系中，男性也往往面临挑战，不能必然地得到女性的忠诚和爱情。
“我记得我们未婚前环绕着她那一班青年。我不晓得用了多少精神才得由这一班人们的手里好容易夺到了她。就是婚后她又何尝地属于我的所有。它是只不听话的小熊，常常要从我的怀中溜出去。她是跟沥青路上的声音一块儿产生的，所以她最受集群和城市之光的诱惑。”（《赤道下》）
然而这样的女性，是否完全冲破了其传统功能，实现了其现代性的蜕变呢？答案是否定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有对女性功能“荡妇/母亲”的二分法。但不论是“荡妇”的情欲功能还是“母亲”的生育功能，都脱不了《圣经·创世纪》中神对夏娃的诅咒：“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摩登尤物暂时性地摆脱了生育功能，也因不忠于单一男性减轻了“慕恋”。然而放荡和不忠，都是对情欲的沉迷，如果没有接踵而至的男性满足其欲望，其洒脱依然无从谈起。摩登尤物对男性，终究是有所需、有所待的，终究不是自足、完整的独立体。
但晓瑛的出场完成了摩登女性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建构。她破坏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所有定义。她的外表不受男性色欲之眼注视的影响：“她可以说是一个近代男性化了的女子。肌肤是浅黑的，发育了的四肢像是母兽一样粗大而有弹力。当然断了发，但是不曾见她擦过司丹康。黑白分明的眸子不时从那额角的散乱着的短发下射着人们。”（《流》） 她有给小小姐做家教的职业作为经济保障。对于追求者炽烈的告白，她的回答不仅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且全无情感：
“晓瑛，我这心你真的不懂吗？我为你弄得理性都昏乱了。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我这半年来对你的崇拜，真是不能鼓起你心里半点波纹吗？你相信我吧，我要你做妻子哪。你好好地给我一个回应，好吗？”
“你再继续爱着吧，我很喜欢看你爱着哪，正像一只可爱的狂兽。”
甚至自荐枕席时的动作和言语也更像是一时兴起和漫不经心的玩闹：
“假如觉得一个人不高兴，我可以陪你睡。”
“镜秋摸不着脑筋，当她一跳就想攒入床里去的瞬间，他把她捉在腕里，兴奋着，问：别吓人，你是不是认真要嫁我了？”
“有什么嫁不嫁的。冷哪，就叫我睡了吧。”
从这样的对话中，我们读不出晓瑛对镜秋“爱”或“不爱”。性关系像游戏一样轻松、飘忽、无关痛痒。这种性爱，甚至不同于尤物有时效性的爱隋，正常恋爱关系所导致的激情、依恋或排斥、厌恶是完全缺席的。“爱”或“不爱”这样情感性的感受，连瞬间的意义都不曾产生。似乎与她发生关系的是镜秋还是其他人，甚至有没有这样一个男子，对她都无关紧要。这个推测被接下来的文本所证实：“忽然看见晓瑛在一群正在场内示威的女工们的前头，手里拿着面小红旗，高声叫唤着。哈，就在这儿干着这种事情吗，他想，忙凑近去，似乎要说，好久不见了，我多么焦急地要看你呢。可是晓瑛却把他上下看了一会，一句话不讲，神气似乎要说，你以为我爱上了你了吗？前天晚上那是一时的闲散，工作正多呢，哪里有工夫爱着你。”
可以看到，对晓瑛而言有意义的是工作，是主义，是无关于男女间卿卿我我的罢工，是无关生育和情欲的非性别化的角色。她做到了对男子的彻底无视，也就做到了彻底的无情。从这个意义上，晓瑛既是女性，又是男性。她实现了“摩登”对性别的许诺：男或女只是生理性的差异，而不对其心理和社会职能构成影响。
文本中唯一与晓瑛有日常人际交往的是她的学生小小姐，资产家的幼年丧母的女儿。这个孤弱小女并没有获得晓瑛的亲密和怜爱。也许在晓瑛看来，对这个孩子的陪伴和教育仅仅是她用以挣钱糊口的职业，而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不是现实中没有母亲的伶仃孤女，这种日常的、平凡的、个体的“人”并不能激起晓瑛的爱冷——这个孩子是资本家的小小姐，是一个抽象的可憎的社会关系的凝结，她由于无法选择的出身而带有无法洗脱的原罪。
同理，镜秋也不是为她痴迷倾倒的作为个体的男子，而是抽象的概念上的资本家的储备女婿和秘藏人员，对他不需要爱也不需要厌恶，他是一个只配被她玩弄的人。
晓瑛在文中唯一一次表现出激情，是在女工的罢工队伍中高举小旗振臂呐喊。然而，这些女工是否寄寓了她的“阶级之爱”？她们是作为具象的人被她关心，还是抽象的被压迫阶级供她启蒙和代表？这些都无从得知。但是在非凡、突发、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事业里，她找到了意义感。晓瑛的“摩登”不属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而属于血与火的倥偬飞扬。
纵观三篇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除男女关系外，最明显的是贫富差距和阶级之恨。小说中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叙事者、工人和小市民与资本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咱们成年地忙活儿，他们成年地忙玩儿。那老爷吗，他赚钱的法儿我真猜不透。厂里一礼拜只去一遭，我也不见他干什么别人不会干的事，抽抽雪茄，钱就来了。…‘瞧了那边儿不瞧这边儿，不知道那边儿多苦，这边儿多乐。瞧了可得气炸了肚子！谁是天生的贵种？谁是贱种？谁也不强似谁！干吗咱们得受这些苦？有钱的全是昧天良的囚攮。”（《南北极》）
这固然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风潮成为风靡全世界的“摩登”、作家争相追求新潮和“进步”有关，但也契合当时的城市现状。不论上海还是哈尔滨，都是由于殖民活动而发展起来的都市。
一方面，殖民活动使传统的经济基础有所松动，现代工厂和商品交易带来了比农耕时代丰盛的物质和自由的经济关系。然而另一方面，不论是只有治权没有主权，并且被乡土世界包围的上海租界，还是在日本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和等级化的共荣政治奴役下的哈尔滨，封建的庇护关系和等级秩序都没有打破，法治和政治自由实际上无从谈及。脱胎于熟人社会的人，还未养成对契约和法律的尊重，于是不少资本家毁约，不按商定好的额外工时增加工价。
新兴的资产家没有习得尊重契约的习惯，更没有将非亲非故的工人看作生存共同体中平等个体的陌生人之爱，保留在其思维模式中的封建权力关系使其仗势欺人，凌践他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封建时代的道德已不对其构成约束，宽仁和恩惠的封建式脉脉温情也不再存在。可以说，掌握权力的阶层诱导了被压迫者的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无知。
而劳工阶层尚且不具备爱人如己的能力，有的人甚至连对同是受苦者的基本怜悯和人最本能的恻隐之心都不具备：“有一遭儿，咱们四个人全挑上了一个小娼妇。她是新来的，还像人，腿是腿，胳膊是胳膊，身上的皮肉也丰泽。那天才是第一天接客呢！好一块肥肉！咱们四个人全挑上了。他妈的，轮着来！咱们都醉了，轮到我时，我一跳上去，她一闭眼儿，手抓住了床柱子，咬着牙儿，泪珠直掉，脸也青了。我酒也醒了，兴致也给打回去了。”（《南北极》）
“咱们”是“人力车夫”，作为文学意象，几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作家们的阶级愤怒、人道同情和社会期待的箭垛。然而在文本中，虽然小狮子们受压迫、无力改善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但是难道他们被人逼迫、必须以残忍的方式去轮奸小娼妇吗？他们对待同是被压迫者的底层妓女尚且如此，若被赋予了权柄和正义性，他们能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阶级敌人”中的女性吗？如果说“老爷”和“姨太太”们的性与欲称得上荒淫无耻，那么小狮子们的性和欲可以说是邪恶恐怖了。这就是殖民都市性爱的魔性，在富裕逸乐的阶级是轻质和去意义感的无情之欲，而在受压迫者则为仇恨的欲望化宣泄。这种魔性被冠以“殖民的性关系”恐怕不妥，而换称为“资本主义经济涌人时代半殖民地中封建社会关系的残毒”可能比较合适。
现代工商业将人们辐辏在都市之中，却没有相应的文化孕育公民的政治理性和新的人际关系，在方寸之内贫富殊异的对比下，时时激发着富者的骄横和霸凌，也暗蓄着贫者的仇恨和报复。所以摩登都市既充斥着百货商场光怪陆离的丰足商品和舞场纸醉金迷的享乐，也有人際间“谁拳头硬谁是大爷”的狼与狼一般的弱肉强食。这种社会矛盾的极度尖锐是殖民地域的显著特点，而晓瑛这样的女革命者，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更好实现其“一呼而天下景从”的激进性和先锋性。
当然，城市工人与乡村的联系、青洪帮和同乡会对工人的保护和控制、资本家与帮会力量的博弈等历史细部，皆不是新感觉派和其追随者愿意深入摹写的，所以根据这些依照“主观真实”形成的文本来揣测当时的客观史实也未必非常有效，笔者将在其他的文章中再继续此问题的探讨。
综上，在梳理《流》《哈尔滨》《南北极》三篇文本后，本文回应了“摩登尤物是殖民式的性关系”的观点，并在古典小说中找到了它们的叙事原型，指出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性关系是女性对性别身份的跨界和男性彻底的无求和无情。而这种激进性的获得在殖民都市高度紧张的社会关系中得到了更彻底的完成，这也就是殖民都市最摩登的魔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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