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的传播逻辑：着眼点与着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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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智能时代是一个创新引领的时代，而实现创新的基本路径是：先解决从0到1的创新，才能解决从1到100的创新。就媒介融合而言，其第一要义是连接和“搭载”，而不是在现有的传播格局之外自搞一套、另起炉灶。智媒时代需要用开放跨界的创新范式形成现在与未来的传播生产力及学术生产力，除此，别无他途。
　　【关键词】5G;视频市场;网络评估指标
　　消失与重构：智能时代的传播变迁与内容革命，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话题，应该说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的探索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因为新的媒体，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今天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小至传媒领域，大至整个社会发生深刻改变的一种综合性社会因素。
　　一、创新是社会永恒不竭的动力，而其基本路径是：先解决从0到1的创新，才能解决从1到100的产业与社会的大规模复制、推广
　　我一直认为，创新是社会永恒不竭的动力之所在，也是学术的生命力之所在。但是，创新分为两种：一种叫作从0到1的创新;另一种是从1到100的创新。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我们的使命就在于把0到1的创新搞清楚，以便为社会、为业界提供一个从1到100的创新的顶层设计、技术路线和基本方向。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中，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还没有弄懂从0到1的创新，就急于要发展从1到100的复制。这就使我们浪费了很多资源，也耽误了很多时间，这是特别值得深刻吸取教训的地方。
　　那么，什么叫从0到1的创新？它是一个建立在革命性改变基础上的结构性甚至基因性“迭代”的新形态、新样式。无论它是来自技术方面的推动，还是来自于社会方面的转型，时代发展的一些新的创新型因素导致了深刻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它的基本模型是什么样的？里边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它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它们之间彼此产生的结构功能又如何？这一点特别重要。
　　比如说新媒体时代，它跟传统媒体时代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呢？以我自己的理解，跟它的基本模型紧密相关。传统媒体时代是一种一对多的传播，换句话说叫点对面的传播。一对多、点对面必然意味着要竞争。《人民日报》要覆盖全国，《光明日报》也要覆盖全国，《工人日报》也要覆盖全国，都要覆盖全国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种状况——竞争，因为传播覆盖的都是共同的用户市场。因此，竞争是传统媒体时代的第一主题：谁能够优而胜之，谁就能占据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制高点——这就是传统媒体时代的突出特点之一。
　　但是，到了新媒体时代，它的基础逻辑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变成了一对一的传播。一对一的传播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不是竞争而是如何通过合作与连接来强化自身的功用与价值，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连接型的价值生产过程。在整个互联网时代，所有那些导致互联网发生革命性的创业模式也好，价值模式也好，影响模式也好，其实都是跟那一个个“微”资源、“微”价值的整合、连接联系在一起的。你可以發现所有跟互联网相关的东西都有“微”这样的定义，微资源、微内容、微创新、微价值、微力量等。而这些被称为“微”的一个个颗粒，之所以能成就像维基百科、优步打车、大众点评、众筹等这样一些巨大的产业存在和价值存在，不在于“微”本身如何跟别人竞争，而在于“微”如何跟别人连接、协同而形成功能的聚集、价值的连接。这就是一对一的传播中，一对一的这种传播模式之下，整个社会形态、传播形态的一次革命性改变，它的第一要义不是竞争，而是连接和协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基础性基因和机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
　　二、媒介融合的第一要义是连接和“搭载”，而不是自搞一套、另起炉灶
　　互联网时代由于传播技术的革命性改变，是一种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形态。这种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形态，使得过去在整个传播的价值实现、市场实现过程中的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坍塌。我的一个学生专门研究互联网时代空间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但是它所起的作用一定跟传统时代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或者说是我们研究价值的一个边界条件。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无远弗届的无限市场，过去的传统媒体时代，在有限市场内进行竞争的这些逻辑规则，在互联网时代常常是归于无效，甚至是可笑的。
　　比如说，过去的传统媒体时代，在一个特定市场上，影响力规则是遵从“小投入小产出，大投入大产出”的，因此，只要在这个以空间属性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媒体市场上有足够的投入，社会影响力和市场份额的增加就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在一个有限市场里面，只要你去投入、去增量，你的影响力就能有相应的正比例的提升。但是，在今天互联网这个无限的市场里，如果你用有限的资源去搏无限的市场，你投入的金钱、资源、两微一端等，如果不跟互联网的逻辑和传播的规则相吻合的话，你投入的资源再多，你办50万、100万个App恐怕也不会有你所期待的效果。
　　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学术研究要对整个的决策模式和实践模式本身提供一些带有方向性、边界性与机制性的理论成果及实践逻辑的参考。比如，当前正热的一个话题——县级融媒体的建设，就亟待理论工作者对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澄清，以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实践中的盲目与蛮干。
　　在我看来，县级融媒体的问题提得好，但是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应该做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深入一线的调查研究的。因为县级融媒体问题提出的前提和背景，我认为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所谓的末端传播失灵的问题，即我们的主流传播影响力无法达至社会的基层：渠道失灵、影响力中断是近年来困扰政令畅达的重大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按照我们目前的思路和逻辑，撇开既有的传播格局和现实，自外于这个体系另搞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县级融媒体终端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传播中断和影响力“梗阻”的问题吗？实在地说，我表示深度地怀疑。就算我们把终端一直办到村级融媒体，办到家庭级融媒体，如果不是按照传播规律和互联网规律去做，恐怕投资再多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我们建设中央厨房、省地市级中央厨房的实践已经证实，效果并不如我们所愿。因为我们的思路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局限在“自我建设”的逻辑范式之内，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媒体与终端来实现自己的传播意图。为什么不用今天的互联网思维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用连接的方式，用嫁接整合的方式，用“搭载”在聚集着众多用户和流量的市场化的互联网平台上的方式去解决传播终端“接不通”的问题呢？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传统主流媒体在对于应用互联网逻辑和手段接通和吸引用户方面是被大大地边缘化的，这个问题并不是靠短时间内投入资金和人力，登高一呼就可以有效解决的。从有效性和可行性的角度讲，一方面通过适当的机制和规则将主流话语层想要传播的内容“搭载”在流量富集的互联网商业平台上，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和投入（主要是政策性投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播不通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与互联网事业平台的融合、整合过程中，也可以学习和熟悉今天的互联网逻辑和新时代的传播机制与规则。 　　所以，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构建问题不是靠我们自说自话，在现有的传播格局之外自搞一套、另起炉灶。而是要研究并明白：今天我们的老百姓在哪些App上？在哪些网络平台上？在哪些空间里面沉浸和活跃？他们每日每时都在接触什么样的互联网终端？等等。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这样一种已经存在着的并且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些媒介形式来“搭载”我们的影响力？这不比建立县级融媒体的价值作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吗？放着那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和渠道不去布局，要自己单搞一套，这是传统的竞争思维和不信任其他媒介的思维所导致的决策模式。
　　到目前为止，县级融媒体的建设都在按照“以我为主”的模式轰轰烈烈地进行。我对此有很大的忧虑，因为这意味着又一批巨大的资产、资源可能被浪费。我们作为媒体研究者应该有一种责任意识，我们的责任就是给那些从0到1的创新提供最好、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便让决策者和实践者有一个好的、科学的从1到100推广的科学依据。
　　三、智媒时代需要用开放跨界的创新范式来形成现在与未来的传播生产力及学术生产力
　　智媒时代是一个跨界整合的时代，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种高技术手段接踵而至，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且又力不从心去得心应手地应用的一个个技术“困难”与知识“障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区块链、5G……它们的到来难道仅仅是传播技术吗？它对我们的传播形态、传播产业和社会格局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这些全新的技术领域并不是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做传播学和新闻学研究所熟悉的，但它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必须要去把握认识这些基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现象、新技术、新逻辑以及新范式。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在我看起来，关键是我们需要有一种互联网条件下的协同意识。有人说，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我自己去学习，成为内行不可以吗？可以，但时间成本太高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所谓进入一个全新領域的“1万小时定律”——只要潜心学习1万小时，一个人就可以从外行变成内行。但问题是，我们付得起“1万小时定律”的时间成本吗？一个领域的1万小时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勉强付得起的话，我们今天面对的陌生技术和领域岂止3个、5个？它会以两位数的形式接踵而至，无休无止。很显然，我们无法用自身学习的方式去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一定不能。所以在互联网条件之下，我们需要利用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新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外部的开放所带来的彼此之间的整合与协同。
　　我们观察一下当下的科技进步就会发现，今天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还是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获得超一流研究成果和实践成就的，一般都不是个人做出来的。过去一个人可以做出的学术贡献，今天常常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出来。因为今天的研究就是要在交叉复合、综合协调中才能对一个复杂问题进行有效的交叉解读及把握和预测，这是今天做互联网研究、智能媒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我是一只公鸡中的战斗机，打鸣打得特漂亮，但是如果你非要我去学游泳，我恐怕再努力也不如一只普通的鸭子，这就是现实。我们现在经常讲全能媒体、全能记者，这个看似非常正常的要求里实际上包含着对专业的不尊重。在这个话语逻辑之下，它已经假设了专业是没有门槛的，专业是想跨就可以跨越的，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任何一个称得上是专业的领域，都是有门槛、有高度的，隔行如隔山。尤其是当互联网已经把整个社会生活连接得非常复杂的时候，我们再用一种简单思维，单向思维去解决问题，效果一定是差的，甚至很可能是误导。因此我们必须要用协同、协调的方式来解决今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做智媒的基本姿态。
　　协同合作会起到一种“1+1>2”的“化学反应”。我经常引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位教授打车来到学校，望着远去的出租车突然着急起来，因为他的电脑丢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可他没有开发票，又没记住出租车的车号。正在焦虑中看见一辆出租车急驶而来，于是一把拦住他说：“师傅，你帮我赶紧追上前面那辆车，我给你100元钱行吗？”司机特别沉着地说：“是前面那辆车吗？”“是！”“给100元钱是真的吗？”“是真的。”他赶紧把100元钱塞给他说：“赶快追！”没想到这位师傅收起一百块钱之后拿起手中的传呼机讲道：“小李，你赶紧回来一下。刚才乘客把电脑落在你后座上了。”对你来说已经几乎绝望的事情，对那个行当中的人来说却可能解决起来易如反掌。智能时代我们作研究永远不要拒绝与别人合作，永远不要关起门来用封闭的方式做。开放开源、共享共赢是今天作研究应有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必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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