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土地”之三十七】解纷止争息田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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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不致丧失气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土地早已超越生产生活的物质层面，而上升为立身处世的精神依托。
　　正是缘于土地之重要，因占有土地所引发的纠纷、诉讼乃至争斗，从古至今，从未歇止。“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不仅困扰当事各方，也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寸土必争：土地利益的较量
　　从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到封建社会的男耕女织，再到工业时代的征地拆迁，土地权属的争议、土地利益的争夺、土地纠纷的调处贯穿着土地保护、开发、利用、交易的始终。
　　早在原始部落时期，争夺适于放牧、耕作的土地，便成为部落之间的常态，著名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乃至大大小小的纷争，大多围绕着土地而展开。夏商西周，分封建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授土授民，诸侯封邦建国，在稳定的宗族秩序、井田体制和劳动关系之下，田土纠纷也曾一度得到平息。
　　春秋战国，王室衰微，诸侯称雄，土地争端风云再起。诸侯之间相争者有之，诸如“莒、鲁争郓，为日久矣”，持续时间长达40 多年;诸侯与贵族之间相争者有之，诸如晋郤至与周王室争鄇田、卫献公与大夫孙林父争戚田;贵族之间相争者亦有之，诸如公子商人与大夫邴歜之父争田、晋国的邢侯与雍子争鄐田等，不可尽数。
　　待到中唐两宋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伴随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庄田置后频移主”“千年田换八百主”，土地买卖空前活跃，地权转移日益频繁。因土地交易而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的地步。
　　为减少纷争，稳定税赋，历代均想方设法、费尽心机。南宋时规定，产权登记与交易以砧基簿为准，田宅交易必须在双方的砧基簿中注明，并在乡、县砧基簿中批注;明清时推行鱼鳞图册，逐宗登记权属、坐落、面积和四至，分级保存于县、府、布政司和户部。从清末到民国，更是引入西方不动产登记制度，明确权属，定分止争。
　　寸田尺宅：地界引发的纠纷
　　在各类民间土地纠纷中，“侵越地界之争”最为常见。特别是相邻田宅之间引發的矛盾，历代比比皆是。直到依法治国的今天，地界纠纷依然是农村土地矛盾的主要内容。
　　说到宅基地纠纷，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被后人津津乐道。康熙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在京为官时，桐城老家修建住宅，邻居叶家要求在宅基地之间留出道路。张家以地契写明“至叶姓墙”为由，径直沿叶家墙根砌起新墙。叶家不服，一纸诉状告到衙门。接到老家求助信后，张英在回信中写下四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次日，张家主动拆墙，后退三尺。叶家深受感动，也拆墙让出三尺。“六尺巷”由此出名，成为桐城名胜之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是农家的本分，也是最大的愿望。但因受人力、畜力及家庭等条件的影响，一些农民有时无力开垦自己的土地，导致耕地撂荒。与之农田接壤的农民越界开荒，造成地界纠纷。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浙西乡民“于己田连接闲旷硗确之地，垦成田园，用力甚勤”，被他人以偷漏税赋为由赴官陈告，“以未陈起税，为人所讼，即以盗耕罪之”。
　　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频繁水灾造成沿岸农田边界不清，所导致的土地权属纠纷屡见不鲜，尤其以黄河水患引发的滩地争议为最。这条善淤、善决、善徙的母亲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每一次的泛滥成灾，都显著改变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打乱多年形成的田土格局，成为引发纠纷乃至械斗的导火索，给两岸人民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求田问舍：买田卖地的官司
　　自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以来，历代土地交易时缓时疾，土地买卖、典当所引起的纠纷也络绎不绝。
　　“求田问舍，先问亲邻。”从唐宋开始，官府规定出售土地和房产，必须征得亲戚、邻居和族人的同意，并给予优先购买权，否则不能交易。但在实际交易中，“典卖田宅，多不问亲邻，不曾书契，或即收拾抽贯钱未足，因循违限，避免陪税，是致不将契书诣官，致有争讼。”究其原因，要么是不懂法律，要么是规避税收，要么是急于成交，导致涉事各方争执不休。
　　一地两卖、重复交易，古往今来皆有发生。特别是在市场治理缺位、信息渠道不畅的古代，老百姓为了规避土地交易税款，往往以白契私下买卖，“不印契、不离业、不割税，以至重叠交易，词讼连年不决”。两宋时，官府即将重复交易列入刑律予以严惩，“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
　　由于缺乏规范的交易制度，“造伪文契，虚构词讼”，在古代民间土地买卖中时有出现。据宋人记载，当时伪造契约的手段已经出神入化，“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亩四至……”另外，还有用茶汁浸染，将伪造的契约做旧;有的则更绝，以墨鱼腹中之墨“写伪契券”，签约时字迹如新，事后“淡然如无字”、无迹可寻。
　　解纷止争：国法人情的决断
　　土地纠纷，影响广泛，轻者导致家族内争、邻里失和，重者破坏一方平安、国家稳定。如何解决和减少土地纠纷，对朝野上下都是一件头痛的事，各代官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儒家倡导以德治国、以礼治国，教化百姓历来是重要的治理手段。纵观各地实践，有的提出将土地权属实体化、公开化、透明化，建议田土交易时将四至刻石立碑，“以田之亩步四至刻之碑阴”，防患于未然。有的则以严厉刑罚威慑，“先设巨械，严固狴牢，其箠梃絙索比他邑数倍，民已悚骇。”还有的以俗语作谕民诗：“文契多欺岁月深，便将疆界渐相侵。官中验出虚兼实，枷锁鞭笞痛不禁”，用来警告那些企图地契造假的不法之徒。
　　“兄弟析产，或因一根之微，纷争失欢;比邻山地，偶有竹木在两界之间，则兴讼连年。”田土纠纷中，乡邻之争、亲戚之争乃至兄弟阋墙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既牵涉王法民约，也触及天理人伦。官府向来积极鼓励民间调解，甚至将其作为诉讼的先决条件。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
　　教化无效，调解未果，诉诸官司便在所难免。古代的田土诉讼既包括耕作、经营的农田，也包括居住的房屋及所占土地。对比古今土地官司，在众多相似之处中体现历史传承。比如：同样对土地买卖有限制，古有未经家长同意卑幼不得擅自出卖田产，今有未经集体同意禁止宅基地自由流转;同样实行“房地一体”，既不允许卖房不卖地，也不允许卖地不卖房;同样以权属凭证作为裁判依据，以前是“争财竞产，各凭干照”，现在是“谁主张，谁举证”，形式内容，大同小异，一脉相承。
　　“他侵我界是无良，我与他争未是长。布施与他三尺地，休夸谁弱又谁强。”土地的纠纷、争议与调处，体现着道德法律、民情民意与公序良俗。如何做到政通人和、政平讼息，至今仍然考验着新一代为政者的政治智慧与治理水平。（作者单位：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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