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文化回归历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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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林语堂是近代以来拥有西方读者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向欧美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为转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文化认同和文化回归的路上虽历经艰辛，却从未停止思考和感悟。
　　关键词：林语堂;中西文化;文化回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诩是“一捆矛盾”的林语堂无疑是一位享誉世界、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他的“矛盾”之处，不仅在于他“亦中亦西”的文化背景，在他身上，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和西方基督文化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矛盾”更在林语堂的文化认同过程中显露无疑。曾经林语堂也经历过思想激进、急欲寻求国内思想变革的状态，那时候的他批判传统，反对国粹，痛斥国民性。然而，中年之后他开始转身，开始看到并愿意去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美好。旅居美国之后，他的文化回归之路更为明显，他将自己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本文着重从不同人生阶段林语堂不同的文化认同观来探讨他的文化回归之路。
　　一、推崇西化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省龙溪一个“严格的基督教家庭”。当时的福建省对外交流频繁，外国传教势力快速发展，是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省份之一。少时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西化”的文化观，从6岁进入坂仔教会小学到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林语堂接受的一直都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如果说林语堂幼年在家中与基督文化相遇是与西方世界的初步接触，那么在之后的求学历程中，他有了新的感受，开始迷恋西方文化，崇尚科学。尤其是在圣约翰大学期间，他没有合适的机会及环境去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相反他沉浸在丰富浩瀚的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英文资料、外文书籍中，如鱼得水，饱览了图书馆里几乎所有的书籍，这造就了他坚实的英文功底，他对西洋文明的信仰就是从那时开始确立，也造成了其与传统文化的隔膜。在大学毕业后，林语堂至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猛然惊觉自己对中文“仅仅半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竟然达到连“孟姜女哭夫以致泪冲长城”这样经典的传说都不曾有所耳闻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圣经》中大大小小的故事却了如指掌。为此他深觉惭愧，便开始恶补中文，埋头苦读孔孟老庄等国学经典，广泛涉猎，且经常想方设法地与文化人交流，长期浸润其间，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修养也逐渐充盈。之后林语堂离开清华大学先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这四年的异域经历，让林语堂更真切地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社会的现代化，也体会到了西方对民主、法治和科学的重视，直至1923年林语堂才结束留学回国，并前往北大任教。
　　与当时许多出国留学归来焦虑中国未来的人一样，林语堂迫切希望改变国内混乱落后的状况，于是回国后便如火如荼地加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之中，批“名流”、斥“文妖”，站在了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且言辞激烈、情绪激愤。他提出了“精神之歐化”的文化主张，想要改造国民性，重塑国人形象。他认为古之以来所倡导的“中庸”其实是为“惰性”披上了光鲜的外衣，认为中国文化其实是造就国民“四千年的揖让，焚香请安，叩头，四千年的识时务”[1]的根本原因，认为“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充满着“惰性”“奴气”“敷衍”“无理想”“无热狂”。他不断思考着安身立命是什么？识时务又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恶性急？这些启发林语堂产生了救助文化的思想意识。
　　回国之初，林语堂算是彻底的欧化主义者，企图运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大换血，甚至在疗救问题上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全盘效仿欧美，向西学看齐，欲以西方之文化与制度解中国所遇之难题，在思想、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寻求大力变革，认为中国人均应做到“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事实上，此时被急功近利冲昏头脑的林语堂并没有彻底地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各自的精髓与劣势之所在，只是轻率地将其分别与落后和先进等同起来。因此，他必然强烈地排斥传统文化，宣扬西方文明，甚至提出“非中庸”“非乐天知命”等六项激进的原则，针对的也是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的消极面。
　　二、文化中立
　　20世纪3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等激进派渐行渐远，但又极力反对保守派，且他此刻可以冷静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观察，眼之所见不再只是中国文化落后和有局限性的方面，而是关注到中国文化内在平和等美好特质，于是他的评判观点趋于公正，态度也不再像前期一样激烈、偏执，而是转变为欲以“幽默”来“滋润”国民的心灵。正所谓“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2]，当视角从民族视角的“近睹”转向西方视角的“远视”时，林语堂突然发现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充满“浪漫的崇拜”，更始觉东方文化与艺术如“美人”一般，这些觉醒推动着他开始尝试更换角度来再次品读中国文化。克罗齐“表现说”让林语堂不再一味称颂西方文化，他看到了西方文艺美学的不足，启发了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补性思考，加深了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并开始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历史积淀，更不可能继续忽视其对人类思想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比如，林语堂认为中华民族拥有“和平忍耐”“脚踏实地”“知足常乐”等优点，是我们国家精神的寄托，在这样的人文文化之下，国人个性发展比较自由平和。但在民族存亡关头，若一味守旧、忍耐，只能坐视西方将他们的“文化硬性发展和武力侵略”自诩为“雄心与胆量”，任其征服我们的国家。
　　在创办期刊《论语》时期，林语堂对于中庸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反对中庸变为提倡中庸。他认为中庸就是不走极端才能达到“有条不紊的生活”和“完全的均衡”，就像看待中西文化时，中庸之道就是要看到各自的精华与有偏颇之处，整合后才可被吸收借鉴，因此他开始“相信中庸之道”，并把它视作实现理想生活方式和人生方式的关键所在。
　　用西方对比思考中国，他处处不满。比如法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讲究“通融”“敷衍”，所以实行法治不严，要向西方学习，去“相信制度组织”。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觉得一味地追求金钱会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的压迫，对物质的极端追求会导致心灵萎缩，认为“急功近利”的西方又该学习中国的“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和“知足常乐”。 　　自此，林语堂不再认为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是未来中国变革所必须要遵循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物。他采取了中正平和的态度来对待中西文化，即不以一方之所长来评判或否定另一方之所短，而要取对方之所长以补自身之所短，实现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在林语堂那里，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上，突破时空的限制，发展文化的二元化成为可能，这一切得益于他成长过程中两种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实，对中西文化的中立审视的态度在林语堂去往美国之前就已经显露无遗。1934年他曾经反思自己在回国早期所发表的观点有些“浮躁凌厉”，这是他在中立审视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全新感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认同。经过这番审视之后，一个在文化认同方面表现得更加成熟的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心灵归宿，这也是林语堂形成其独特中国文化观的重大转折点。
　　三、文化回归
　　也许是他开始觉察自己 “头脑”虽为“西洋的产品，心却是中国的”[3]，在1936年赴美写作后，他远离纷争，“重新发现祖国”，林语堂参悟出几千年来积淀下的中国文化其实充满着智慧。这时的“远观”，促使他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融合的文化观，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审美上，逐渐开始偏向于中国文化。其实这不难理解，早期林语堂一直以中国人为读者，急欲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唤起民众的苏醒，所以不可避免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旅居外国后，读者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他反而能够看到中华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的优势及深远之所在。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回归自此之后成为了林语堂人生方式和写作思路的主旋律。 从1936年起，林语堂开始向西方社会大量输入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妙之处，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他不断完善和深化自己的中国历史观及文化观的过程。从其成名作《吾国与吾民》（1935年）到代表作《生活的艺术》（1937年）、《孔子的智慧》（1938年）中可以看到林语堂极力赞扬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礼法为纲”的儒家文学。他认为儒学是有人情味的“人文主义”，他期望能以这种人文精神去解决西方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困惑与贫瘠。直到后来的《苏东坡传》（1947年），展示了林语堂心中所认为的思想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应是兼容儒释道的精髓，透悟人生，洞悉自然。在《老子的智慧》中可看到林語堂对中国道家思想的推崇，他向西方世界讲述了以“崇尚自然”为核心的道家思想。而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苏东坡传》中那个“快快活活”“像旋风般活过”的苏东坡，是林语堂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生活理念，对西方社会进行生命价值和信念的再塑造。
　　如果说早年的教育环境和求学经历，造成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片面的话，那么后期他以通俗却不失精妙的文字向世界尤其是欧美传播中国文化，则源自于他对“民族特有东西”的偏爱。他带着回归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有以现代的、辩证的和发展的眼光来解读传统文化的智慧。饱经世事的洗练之后，回归传统文化也许才是一种真正的通透与清醒，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引导人们去参悟人生的喜与悲、得与失，最终，虽历经沧桑却仍能心怀豁达、平静淡然。
　　参考文献：
　　[1]王兆胜.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J].东岳论丛，2009（7）：79-86.
　　[2]林语堂.林语堂全集（第十三卷）[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第一版）[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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