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与美国博弈，中国需要更强大的改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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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G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有可能意味着政治意义的“西方国家”这一概念已不太适用于分析现行国际政治了。如今，决策者们越来越多地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角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判断国家间的关系。
　　从去年年底加拿大拘押华为公司CFO孟晚舟开始，美国对华为的全球遏制不断加码。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也愈演愈烈。
　　为什么美国宁可违背国际规则也要围剿华为？在与美国竞争时，中国应该采取哪些策略？此次中美战略竞争又会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在新著《领导力与大国崛起》中，他系统地阐述了大国崛起的秘密。他提出，中国要想缩小同美国的差距，甚至在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就必须具备比美国更强大的改革能力。
　　美国，失道者寡助
　　记者：最近，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是美国遏制华为。在这个过程中，华为看起来有些被动。
　　阎学通：美国围剿华为时给人感觉来势汹汹，好像有很多手段，其实大家忽视了一点：美国采取的是破坏政策，它在阻碍华为的5G技术成为全球标准。
　　比起建立标准，搞破坏容易很多。要在国际上建立起一个通讯体系，得各个环节都做好，比如当初美国建立4G标准，就是非常费劲的。如今美国没能力建立5G体系，却来破坏华为的5G体系，这当然容易多了，就像修一条铁路很困难，但想破坏一条铁路的正常运转，只要炸一个点就行了。
　　看待中美之間的博弈，需要注意这场竞争的特殊性。人们通常认为，崛起国是改变现行秩序的，称为修正主义国家，而霸权国是维护现行秩序的。现在情况却相反，中国要维护现行秩序，而美国破坏秩序，美国成了修正主义国家。
　　美国在做一件容易的事，而中国在做一件难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好像美国的政策效率比中国的政策效率高。这说明，美国已经从秩序的建设者变成了破坏者，这意味着美国主导世界的相对实力下降了，它原来的世界主导地位在减弱。
　　记者：从这次美国围剿华为的事件能看出来，技术优势之争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能不能这样说，未来中美的竞争会集中在技术领域？
　　阎学通：我认为技术优势之争，是国际格局两极化竞争的核心。
　　这次中美战略竞争和美苏冷战时期的竞争不同。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也竞争技术优势，但那时主要竞争军事技术，新技术大多用在军工领域。但目前中美竞争的网络技术是“军民两用”的，经济发展也能用，军事装备也能用。
　　网络就像自来水、电、货币一样，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网络技术影响的面非常广。过去15年，数字经济的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2018年美国和中国的数字经济已分别占各自GDP的58%以上和38%以上。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世界财富的最主要来源，而电子通信技术又是数字经济增长的关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次中美竞争的焦点在电子通信技术上。
　　记者：除了美国自身，它还号召盟友们一块遏制华为，但不少西方国家没有站在美国一边。这说明什么？
　　阎学通：美国盟友在5G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有可能意味着政治意义的“西方国家”这一概念已不太适用于分析现行的国际政治了。如今，决策者们越来越多地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角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判断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的盟友们需要考虑，与中国还是美国合作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冷战时期，多数国家是按意识形态选边站队的；但在这次中美竞争中，选边的原则不一样，其他国家更多考虑的是技术优势和价格优势。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并不认为中美之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还有，但已经不起决定性作用了。
　　记者：与盟友的这种分歧似乎是美国主动选择的，因为特朗普对传统盟友并不客气。
　　阎学通：在特朗普看来，盟友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不打仗，花钱维持盟友关系是不划算的。跟盟友的军事关系不能提高美国的科技能力，也不能增加美国的财富，美国在经济上、技术上都不受益。
　　特朗普将经济利益和技术优势置于国家利益的首要地位，他不想为维护世界领导的地位付出代价，因此他不像“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领导人那样重视盟友的作用。美国国家利益的排序发生了改变，原先美国的领导地位是第一位，现在经济利益是第一位。如果当领导需要付出经济代价，那特朗普宁可不当。
　　哀兵政策
　　记者：既然美国越来越像一个失去国际社会支持的“失道者”，中国该怎样做到“得道者多助”？
　　阎学通：首先要承认，在中美竞争中，中国是比较弱的一方。从政治制度讲，与中国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太少，跟美国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很多。从物质力量讲，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比中国强。从军事同盟角度讲，美国大概有50个盟国，而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政策。中国的综合国力更弱，所以中国比美国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以5G技术为例，如果国际社会都站在华为一边，美国封锁的效率就会大大下降；但如果国际社会全都支持美国，都封锁华为的5G技术，谁都不用华为，那中国的麻烦就大了。现在是美国封锁，但德国、意大利、法国、印度、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还要接着用。如果中国的国际信誉变得越来越好，就会有更多国家站在中国这边。
　　记者：有人说，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中国在外交领域应该适当降低身段，不要与美国硬碰硬。
　　阎学通：可以换个说法：在以弱对强的时候，中国是不是应该采取“哀兵政策”。我认为，对于实力弱的一方，“哀兵政策”是有效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被美国欺负，不得不采取自保的政策。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中国能从国际社会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哀兵政策不意味着中国不对抗。只是在对抗时要反复强调，中国根本不想打贸易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是被逼无奈的。 　　我们曾经提出一些说法，好像中国比美国还厉害。这些说法不好，听起来有点不在乎打仗的意思，这不是一个好的国际政治斗争的策略。我们应该提出，中国随时希望结束贸易战，中国不愿意看到两败俱伤的结果。
　　改革要给人希望
　　记者：在外交领域，中国要适当放低姿态，在国内又该怎么做？
　　阎学通：加大改革力度。我认为，只要中国政府具备比美国政府更强大的改革能力，中国就能缩小同美国的差距，甚至在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
　　先说改革的作用是什么。改革最主要的作用是给人民以希望，特别是给年轻人以希望，让年轻人努力奋斗。直白地说，这种“希望”是指将来的生活比现在好，或者说年轻人的未来比他们的父母好。当一代人都相信他们能超越父母，他们就会非常努力。反之，当一代人认为，他们这辈人永远无法超过父母，他们就不会努力工作了。
　　所以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年轻人会变老，会从创造辉煌的一代变成看别人创造辉煌的一代，所以要不断改革，让每一代年轻人都看到希望，让他们为了比上一代过得更好而努力。
　　国家一旦不改革，年轻人的努力奋斗就可能停止。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失去了希望。过去200多年里，美国是一代比一代强的，但现在美国缺少大规模的改革，年轻人发现很难超越父母一代，社会就会缺乏前进的动力。
　　记者：这就提醒了中国，改革进程一定不能放缓，更不能停。
　　阎学通：中国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也需要警惕。当前中国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确实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大。
　　有人说，当前改革的难度比原来大，所以改革放缓了，我认为这说法没道理。我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我一点都不觉得今天的改革比过去难。从理论上讲，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期面临的改革困难都是一样大的，没有哪一代难，哪一代容易。具体讲到中国，80年代改革的时候，中国没有今天的物质资源，没有今天的知识储备，没有今天的国际环境，如果难度不比今天大，至少不会比现在小。
　　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改错了就麻烦了，这或许是改革力度不够大的一个原因。有办法保证改革的正确性吗？
　　阎学通：改革中间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发现错了的时候，及时改正就行了。不妨这么说，改革能力的强与弱更多表现在纠错能力上，应该错了就改，绝不讳言自己犯的错误。错了怕什么？错了就换一条新路径，只要敢于承认错误，改革没什么难的。
　　现在是数字经济时代，中美在网络上进行战略竞争。这在人类史上是头一次，中美两国都缺少经验，都会犯错。可以说，中美两国都很可能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关键就看谁能及时改。
　　话说回来，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改自己的错误，把错的改成对的，把落后的改成先进的。落后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政策错了，可能是不合时宜了，可能是跟不上时代变化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老做法不应再继续下去，必须得改。
　　记者：对外主动放低姿态，对内坚持改革，内外政策的一致性也很重要，你一直主张内政和外交不能搞双轨制，这是为什么？
　　阎学通：我先用家庭举个例子。当一个人在家里举止粗鲁，出门在外却温文尔雅，人们会相信哪一面呢？人们在评判一个人的品质时，一定会认为他在家里的表现更真实，而在外面克制本性。
　　对一个国家的判断同样如此。人们会通过其国内政策来判断该国对外政策的可靠性。内外政策一致时，人们会认为该国的外交政策是可靠的，于是对这个国家的信任程度大规模提高。反之，如果搞内外两张皮，人们就会认为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不可信的。
　　中国崛起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要尽量减少双轨政策，尽量让内外政策一致起来，这样我们的国际信誉才会大幅提高，支持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多。
　　中美竞争的定位
　　记者：最后，还是把视线聚焦到中美战略竞争上。现在国人都很关切，未来中美两国的竞争到底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阎学通：我认为，中美在技术上的竞争将是长期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冲突性和对抗性是增强趋势。
　　中国需要对这次中美战略竞争做两个定性判断：现在美国对华是有选择地遏制而不是全面遏制；目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介于80年代美日战略竞争和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之间。
　　美日之间、美苏之间都是全方位的战略竞争，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我认为，中国应主动防止中美竞争扩散到意识形态领域，因为一旦进入意识形态之争，一定是冷战形势，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代理人战争将不可避免地爆发。
　　记者：假如避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中美对抗的焦点是什么？
　　阎学通：核心是竞争技术创新优势。日本的教训值得中国重视。当年，日本的半导体技术领先世界，但美国禁止日本独自开展研究，必须与美国合作。日本最终作出让步，有意识地约束本国的基础研究，转而做技术商品化的研究，确保美国永远领先日本，这才让美国放心。
　　中国不能走日本这条路，这条路意味着民族复兴无望。我们绝不放弃基础研究。在科技领域，中国一定要跟美国争，而且一定要举全国之力，取得领先地位。因为技术领域的优劣是决定性的，它将决定中美竞争最后的胜败。应对美国对华为的遏制，中国要以国家力量支持华为。美国的NASA就是国家办科研的例子，美国不允许其他国家政府支持科研是双重标准。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无论美国怎么挑衅，中国都应该坚决不应战。我們没必要在国际上推广中国模式，也不需要让别的国家效仿、复制中国的政治体制。因为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是技术优势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
　　冷战时期，美苏谁的意识形态能影响最多的国家，谁就能主导世界。但如今的战略竞争，不是看谁的意识形态能影响世界，而是看谁的技术能影响世界。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主导世界。
　　总之，和意识形态相比，中国不能放弃的一定是技术创新。
　　（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1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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