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汇款对就业和福利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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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19年，我国已经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促进、稳定就业的工作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但农民工汇款与城市就业和福利水平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却很少被关注。本文从农民工汇款视角，以我国经济特色为基础，建立了两物品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用静态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民工汇款的变动对就业、工资和经济福利水平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农民工提高汇款率使得城市技术密集部门减少就业，而城市劳动密集部门则增加就业。
　　【关键词】农民工汇款  城市就业  福利  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0.006
　　引言
　　农民工汇款是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领域。其理由有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巨大，根据笔者的估算，2014年达到两万一千多亿元，[1]几乎与两个新西兰的当年GDP相当，故而，当前的农民工汇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反哺农业的行动;二是汇款是私人行为，可以保证汇款实实在在地为农民所得。所谓“农民工汇款”就是农民工将务工所得的一部分通过汇款或携带回乡（以下有时简称为“汇款”），从经济上援助留在故乡的家人，或为自己在家乡添置房屋家产。这种向家乡的汇款现象在外出的农民工中极为普遍，大量的农民工汇款缓解了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压力，成为农村家庭用来支付教育、医药和日常生活花费的重要来源（程恩江，2006）。汇款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城市就业的变动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汇款与城市就业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它们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关系链：农民工汇款→改善农村家人生活→带动周边劳动力转移→影响城市就业。
　　结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就会发现汇款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放缓、结构加快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就业发挥“稳定器”的作用。2019年，我国已经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国家宏观政策层面，此时，如果能厘清汇款对就业的影响，发挥汇款对稳就业的有利作用，排除汇款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其意义更不一般。
　　在人口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领域中，汇款应属于“迁移汇款”的范畴，历来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课题。国内外都有学者从汇款的形成、影响汇款的因素以及它的经济效果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的先例。例如，国外早期有代表性的理论规范研究有：Lucas和Stark（1985）以契约安排的理论解释迁移汇款现象，指出在迁移动机是“利他”的情况下，贫困家庭中的其他人员的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在研究国际迁移汇款经济效果的论文中，以研究迁移汇款对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影响为主，例如，Lundahl（1985），Djaji?（1986）以迁移汇款成为劳动力输出国的消费，从而对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升产生影响为前提，分别利用两物品两要素模型进行了理论规范分析;Kriwan和Holden（1986）则研究了迁移汇款数量对于劳动力输出国社会福利的影响;Rivera-Batiz（1986）讨论了即时移民和持续性移民汇款对于劳动力输出国价格、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效果的影响;Quibria（1997）拓展了Kriwan和Holden（1986）的研究，討论了汇款对于劳动力输出国不同收入阶层福利的影响;Djaji?（1998）将外资纳入汇款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汇款返回劳动力输出国后，分别用于消费和生产投资的福利效果;Li和Zhou（2015）研究了汇款与环境的关系，得出了汇款数量越多环境压力越大的结论。我国经济学界有关迁移汇款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农民工汇款对农村经济生活影响的实证研究。例如，李强（2001）根据他在四川、北京等地的调查和其他研究，发现我国农民工汇款的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也较高，他认为农民工汇款的本质是，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使农村急需的资金得到了补偿，其结果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都阳和朴之水（2003）则通过对西部4个贫困县的调查，发现转移劳动力的“利他性”行为（包括农民工汇款）对缓解贫困起着积极的作用。胡枫等（2008）则用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利他主义并不能完全解释农民工的汇款行为，农民工汇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出农民工的利己性。李强等（2008）通过研究发现，汇款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同时，农民工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但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会增加。李晓春和杨彩姣（2018）运用理论规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民工汇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等等。
　　虽然我们认为汇款与就业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正如上述回顾的有关文献，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现有的与汇款有关的研究很少将关注点放到城市就业上。然而，“稳就业”的工作关系到经济的各领域，研究汇款对就业的影响已经成为经济实际工作的需要，进行这方面的分析并掌握其规律，除了具有学术创新的意义之外，对于全面做好农民工工作、稳定和促进城市就业也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本文拟通过定性的理论分析解明汇款的就业和其他经济效果。本文结合我国经济的特色建立Lundahl（1985）式的两物品两部门模型，以分析农民工汇款对城市就业影响为主线，同时就汇款对物价、工资和经济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展开研究，通过这些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第二部分为建立模型，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政策启示和结束语。
　　模型
　　虽然我国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已经持续了30多年，但我国城市地区有一部分企业（如一些国营大企业、银行、高科技生产企业、现代服务业等），事实上不雇佣或较少雇佣农民工，李晓春和马轶群（2004）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对本地劳动力实行保护主义、企业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因素方面有较高要求等。据此，他们根据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进城工作去向将城市部门分为不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部门和可以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部门，而后者则由体力劳动行业组成。本文亦采用这样的设想，考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部门1仅雇佣城市劳动力，生产可贸易品，又被称为“资本密集部门”;而部门2既雇佣城市劳动力又雇佣农村转移的劳动力，生产不可贸易品，又被称为“劳动密集部门”;这两个部门都使用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经济的劳动力为城市劳动力和转移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设为： 　　部门2产品的价格下降有刺激经济对部门2产品需求的效果，这对城市而言，有扩大部门2产品供给、增加部门2的雇佣的经济效应，故对经济是有利的，反之则是不利的。还要注意的是，上述结论是以下各命题的推导基础。以下，考察汇款对要素价格和就业的影响。
　　汇款对要素价格和就业的影响。为方便考察汇款对要素价格和就业的影响，先对式（1）（2）（3）（4）和（5）进行全微分，得到以下的方程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命题2：农民工提高汇款率对就业和资本雇佣有以下影响：（1）资本密集部门减少就业和资本雇佣;（2）劳动密集部门增加雇佣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劳动密集部门增加城市劳动力的雇佣量。
　　命题2是本文的主要成果。根据上述结论，农民工汇款率上升使得部门2的产品价格下降，市场对该部门的产品需求增加。部门2扩大生产就要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反之部门2的企业就要减少劳动和资本的雇佣;这就是命题2（2）的含义。在劳动力和资本完全雇佣的所设经济中，部门2扩大生产所要增加的资本只来自于部门1;劳动力则来自于部门1和经济外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使得部门1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下降，而增加农村转移劳动力就是扩大了就业，这是命题2（1）的含义。
　　另外，命题2是从农民工提升汇款率的角度来进行阐述的，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农民工也有可能降低汇款率，这种情况在当下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上反映明显。此时，部门1就会增加就业和资本雇佣，部门2就会减少雇佣劳动力和资本，并且减少城市劳动力的雇佣量。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部门2不会只减少雇佣城市劳动力，也会减少雇佣农村转移劳动力，被减少部分的农民工就会返回农村，退出所设经济。由于农村劳动力退出经济就意味着失业，有关部门除了应该注意疏导失业农民工的返乡工作，更应该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失业，扩大雇佣，做好稳就业的工作。
　　汇款对城市经济福利水平的影响。为了考察经济的福利水平变化情况，我们首先对开放经济下的福利水平进行描述。
　　设p*是部门1产品相对于国内价格为1时国际市场的价格，t是部门1产品的进口关税率。我们设C1，C2分别为部门1产品、非进口品的城市消费量;U为定义在（C1，C2）上的城市社会效用函数，为严格拟凹函数;为效用U下的最小支出，经济的收支平衡条件为：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一般地，农民工汇款率的上升会给人以资金流出比例增加造成城市消费比例下降、城市福利水平下降的印象，而农民工汇款率下降则会给人相反的印象，但命题3反映的情况并不如此。这是因为，由命题3可知，农民工汇款率的变动会使得劳动力和资本在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在转移到达均衡状态时，部门间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值相同。因此，当劳动力和资本禀赋一定时，部门1减少的产值等于部门2增加的产值，城市的总收入并不发生变化，故而汇款率的变动并不会改变劳动力城市的福利水平。我们还要看到，农民工汇款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农民工自觉的“利他”行为，汇款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农民工只要留出较小比例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在城市的打工生活，消费的绝对水平不会改变。因此，鼓励农民工汇款不仅不会降低城市福利水平，还有可能会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所以，农民工提升汇款率对于全社会而言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从這个意义上看，命题3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它不仅为城市鼓励农民工汇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是城市制定相关经济政的策理论依据。
　　政策启示和结束语
　　本文从农民工汇款视角，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用静态分析方法研究了汇款率变动对就业、工资和经济福利水平等方面所产生影响。前文中我们共得到3个命题，概括了我国农民工汇款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状况。汇款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国内经济先行发展的城市部门应该为农民工汇款提供便利，多方鼓励，但同时也应该正视汇款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因为对于城市的就业和福利而言，并非汇款的所有经济效果都具有积极意义。如果我们能将有利的因素发挥出来，并将不利的影响降到最低，可以期待营造出城市、农村经济双赢的局面。笔者建议注意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因势利导，促进部门2就业，带动经济发展。部门2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活力的部门，是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根据本文结论，农民工提升汇款率有使部门2的产品价格下降的经济效果;而根据命题2，农民工提升汇款率有增加部门2的劳动力和资本雇佣的效果。这两方面都反映出汇款有扩大部门2生产的正面经济效应，进而有可能因势利导，促进部门2就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第二，注意疏导汇款对部门1就业的不利因素。部门1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金融、新兴高科技企业都属于部门1。部门1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稳住部门1的就业也是当下经济的中心任务。根据命题2，农民工提升汇款率有减少这个部门劳动力和资本雇佣的效果，而减少劳动力和资本的雇佣则有可能导致这部分经济受到不利影响。各地在加快城镇化进程或提高农民工待遇时，都应该考虑到农民工汇款率上升的经济效果。政府的有关部门要特别关注部门1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变化，采取向部门1倾斜的政策措施，防止部门1的就业和发展因农民工提升汇款率而受到负面影响。
　　第三，充分利用本文的1个结论和3个命题解决实际经济活动中发生的问题。例如，2004年以来各地出现的民工荒，其主要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工资过低。所以，不少人认为提高农民工工资就能解决或缓解民工荒的问题，且提高工资也有提升农民工汇款率的效果。经济中影响工资变化的因素是多元的，命题1告诉我们，城市的工资变化中有农民工汇款的因素，并且当前部门1的人均资本量大于部门2的人均资本量，所以农民工提升汇款率会促使城市的工资率下降，而工资下降从某些程度上就抵消了提高农民工工资的政策效应，故单纯采用提高农民工待遇的做法，其效果未必为最佳。如上文所述，命题1还有另外一面：“当部门1的人均资本量小于部门2的人均资本量时，农民工提升汇款率会促使城市的工资率上升”，如果注意到这一面，可在提高农民工工资相配套的同时，采取促进部门2转型升级、增加部门2的人均资本量的政策，即便部门2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完全达到部门1的程度，但也可以缓解农民工提升汇款率时城市工资下降的负面效果。 　　随着经济发展，可以预计今后我国的工资水平还将不断提升，农民工汇款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之中，它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大，对经济产生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显著。笔者将继续关注汇款对于就业和福利水平的影响，这既是一个研究的新视角，也是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工作的新思路，有利于提升经济福利水平。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7年度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绿色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JJD630002）
　　注释
　　[1]《2014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7395万人，农民工月收入约为2864元;于丽敏（2013）以外来人口流入大市东莞为调查地，研究农民工消费情况时发现东莞市农民工汇款量约占收入的32.67%，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东莞农民工平均工资约为1625.43元;而《2009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约为1340元。由于东莞市农民工收入对于全国水平而言相对较高，因此我们将全国汇款占收入的比例a按这个比例作调整，可得a/1340=32.67/1625.43，a=0.269，由此估算的2014年农民工汇款总量k约为21105.55亿元，约占同年GDP的3.26%。
　　参考文献
　　Lucas， R. E. and Stark， O.， 1985，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Djaji?， S.， 198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Welfare in a Dependent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1.
　　Kirwan， F. and Holden， D.， 1986， "Emigrants＼ Remittances， Non-traded Goods and Economic Welfare in the Source Countr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3.
　　Djaji?， S.， 1998，  "Emigration and Welfare in an Economy with Foreign Capit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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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vera-Batiz， F. L.， 198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Economic Welfare in the Source Countr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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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阳、朴之水，2003，《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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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春、马轶群，2004，《我國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转移》，《管理世界》，第11期。
　　李强，2001，《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第4期。
　　李强、毛学峰、张涛，2008，《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于丽敏，2013，《农民工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东莞为例》，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李晓春、杨彩姣，2018，《农民工汇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联研究》，《经济科学》，第6期。
　　责 编/刁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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