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年农民工理性发展过程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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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年农民工的流动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过程，这种理性选择是在多元化因素的考虑下所做出的，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者交织作用下的产物。
关键词：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
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的理性是有目的性的。根据人们追求目标的不同，笔者在分析过程中将人类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考虑，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决定农民是否外出就业的首要因素是生存理性选择。
在许多已有的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文献中，都将农民工的行为目的归咎于生存理性的作用。但经过深入的调查以及实地的感受，笔者认为，当代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在生存理性的选择基础上做出的，而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者交织作用下的产物。
一、青年农民工的生存理性选择
农民的行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历史上，农民最初是追求生存必需品的满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继续发展。在生存必需品相对紧缺，不能满足农村家庭人口生存和继续发展的时候，农民的理性是围绕着追求生命安全、实现继续发展而展开的，是以“生存理性选择”来选择自己的社会行动的。
在对农民工流动机制的研究中，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是最根本的动因，也是当今民工潮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生存压力既包括了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也包括社会制度等结构性方面的压力。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农民的生存环境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生存需要，从而导致了农民的大量外流。自然条件方面的压力主要表现为塘村人地关系的紧张，即在现实的生产经营条件和技术水平条件下，农村的生产资源难以创造出维持农村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劳动成果，使得农村中相对“剩余”的人口日益增多，生存压力也由此不断增加。同时，因为社会制度（尤其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的原因，使得农民在信息传递迅速的今天，深刻认识到他们与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处于充满好奇、追求公平的青年农民更是对农村和城市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的认知区别。这种由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二元分离的社会局面，对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无形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他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期望值大大提升，对农民形成一种外在的结构性压力。内在自然条件和外在结构性压力的双重因素，致使大量农民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考虑外出就业。这种双重压力的作用成为农民不得不考虑的首要因素，生存理性选择由此得到体现。
大量青年中学毕业后回到家里，并没有改变当地的情况，相反，他們成了既不懂传统农业劳作技艺，又没有先进技术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剩余”部分。另外，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深深的吸引着青年农民。城市生活的丰富与农村生活的单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使青年农民对他们的农村生活存在不满，他们渴望一种更好的、更丰富的生活，不仅仅是能够吃饱穿暖。但是，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下了一道很深的沟壑，约束着农民的渴望，使他们安分的留在农村。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严格的社会结构制度慢慢松弛下来，对人们的约束力也渐渐减弱。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这种长期对农民心理造成的结构性压力得到释放，从而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民工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存在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80年代以前都没有表现出这种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务工现象来。
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在最近几年得到强烈的体现，既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也有其现实社会经济的原因;既受人多地少等自然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长期以来，中国农村从总体上说是走了一条“过密化”的发展道路，其历史文化层面上的原因就是传统农民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进行比较;而现实的生产力条件过于落后，又大量的消耗着农村的劳动力。但在现代社会，农村的信息沟通已经很方便，相对先进的生产力又使农民的劳动力剩余成为可能，因此，长期就存在农民心中的生存压力，在制度性条件有所变动的今天，农民外出务工才成为可能。如果说农民面临的种种生存压力是他们外出务工的“推力”，那么，城市和富裕地区表现的种种“吸引力”就是一种“拉力”，而这种“拉力”不论怎么巨大，没有作为行动者的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作用，其经济学的“推——拉”模式也是很难凑效。因此，农民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其外出就业的关键，因为宏观上的各种推拉力再大，其最终发生作用还是依赖微观的个人选择行动。
二、青年农民工的经济理性选择
生存理性选择作为青年农民外出的最基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在“生存压力”已经大大减弱、大部分农民生活基本安定的今天，农民却选择外出务工。尤其是生活基本自足的农村，反而是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外出务工。要能充分解释这种现象，就必须考虑到农民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在生命安全得到基本保障，生存环境大幅改善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获得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农民的社会行动主要是基于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也就是其“经济理性选择”主导农民行动，是人类对自身生活最优化的追求。
社会理性是人类理性的最高层次，是对生活的满意以及合理的追求，包括了人类追求的方方面面。农民工的社会理性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理性需求，还包括了对更加合理、先进、文明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追求，是一种综合性的理性思维，是对自身生活合理性的追求。
根据科尔曼的理论，理性行为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行动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人们的行为不可能达到实际的最理想化的状态，而只能不断的追求最优化和合理性。青年农民工的不断外流，不仅仅是生存理性的作用，也是青年农民对自身生活最优化和合理性的追求。在基本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其他层次的需要（即生活最优化和合理性）就会凸现出来，而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图景比起乡村的生存安全更具吸引力。对生活最优化的追求是经济理性的目的，对合理性的追求则是社会理性的目的。农民的“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理性类型，人们的“社会理性”往往就包含有“经济理性”在其中。随着生存压力的减缓，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并没有减少，并且还不断增加，究其原因，就是这两种理性的作用。当传统的“乡土”观念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时候，青年农民在进行比较之后发现，相对于留在农村，他们去城市打工，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要多得多，对自身生活也是一种更好的状态。这种个人经济效益的对比，就是农民的“经济理性”在发挥作用。因为信息交换的快速性和便利性，青年农民不只是满足于农村发展的纵向比较，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和了解，使他们的横向比较思维越来越显著。无论是从劳动的强度，还是从收入的水平来对比，城市的谋生方式都比农村要显得更有魅力，更符合经济效益。这种明显的经济效益的差距，是吸引青年农民纷纷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种经济效益对比的差距，土地的魅力在青年农民心中荡然无存，青年一辈对“土地崇拜”精神更是不屑一顾，经济效益成为他们最重视的价值标准。 三、青年农民工的社会理性选择
当然，除了这种个人经济效益因素的影响之外，“社会理性”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影响着农民的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仅仅只是生活无虞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对于那些青年农民更是如此。
对这些年轻的农民后辈来说，虽然仍然面临着人多地少、务农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但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农村乡土观念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强烈的文化意义以及归属感，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横向比较。青年农民的生活期许和要求是伴随整个社会发展过程而发展的。农村生活的单调性和发展机会的稀少性，使青年农民认识到，要有生活质量的改善，必须摒弃赖活着的思想，必须追求更多的发展机会。相对于父辈认同的乡土文化中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城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城市生活的相对优越性以及发展机会的多元性加深了青年农民对改变自身的渴望，城市化的加快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供选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因此，在日益松弛的结构性条件下，为追求满足生存以外的需求而不断的逃离农村、游离于城市之中，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青年农民对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高层次的追求就是人们“社会理性”的选择结果。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他们完全可以通过选择感受现代文明的方式来补偿自己可能因此而失去的部分生存安全保障。社会理性选择由此比生存理性选择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为强烈，并逐渐成为主宰农民外出务工的主导动因。相对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这两种单一标准的选择，社会理性表现出来的是青年农民追求的更多方面，既有对经济因素的考虑，也有对自身人生价值、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追求促使农民在决定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寻找的并非就一定是“最大”或“最优”的结果，但一定是他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和“合理”的追求。这与青年农民工放弃在县城附近务工而进入城市打工的考虑是一致的。在县城附近工厂里上班确实比较容易储蓄金钱，还能在休息日帮助家里干些农活。但是，在县城附近上班不能提供他们丰富的生活方式，不能使他们近距离的与城市人一起生活。对于这种回来之后又继续外出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留在城市，即使生活得并没有跟城市人一样，也比在农村过着辛苦而单调的生活要强。至少，他们获得了短暂的类似城市居民一般的社会生活方式。青年农民通过这种社会理性的选择，显示出一种向现代社会急剧变迁时特有的文化断裂现象——与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断裂。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摆脱乡土文化对他们的束缚，力图变得跟城市人一样的那么多姿多彩。在他们看来，农村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与城里人相比较，农民的生活是不合理的或不是最理想的。
但是，农民的理性就跟其他人群的理性一样，是随自己不同时期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农民的理性行动也是在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的过程中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行动取向。这种判断“理性”与“非理性”、“最优”与“最合理”的标准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在挥霍了自己最灿烂的青春之后，这些青年农民工还是要回到农村。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条件和资源并不可能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而长久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在经历了城市的繁华之后，他们还是选择回到农村。这与他们最初进城务工的动机并不矛盾。在年轻时享受外面的生活，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回到家乡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例如婚姻），这是他们针对自己不同时期需要和责任的不同而做出的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结果不一定是效益最大的，但绝对是他们自己审时度势之后做出的最合理、最可能实现效益最大的行动。青年农民工的流动模式与李强提出的“生命周期”模式是一致的。青年農民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流动模式与农民工掌握的资源和利益偏好以及硬性的社会制度规定有关。
青年农民工的流动模式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从青年农民外出务工动因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层面来看，是宏观的结构制度性压力以及微观的农民自身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农民（尤其是基本生存得到满足的村庄）进城务工以及回流就是农民理性选择的表现过程。他们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基本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顺序：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社会理性选择。在农民外出务工行为发生的初期，往往更多的表现为生存理性选择。但是随着农村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农民工流动的逐渐频繁，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在青年一代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是明显，势必将成为引诱青年农民源源不绝涌入城市的主导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强.农民工与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长余.让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别那么沉重.人民日报，20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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