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民国肺鼠疫爆发传播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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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17年爆发于绥远和察哈尔的肺鼠疫，流行至山西、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份，延宕八月之久，辗转造成一万余人死亡。本次鼠疫之所以蔓延如此之广，是自然环境、交通设施、社会风俗、人口流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肺鼠疫本身传染力强，再加上前期防疫工作的不到位，导致疫区人口大量死亡，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关键词：肺鼠疫;经济凋敝;原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7-0050-03
　　1917年9月，绥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据《绥远通志稿》记载，“该疫盛于（1917年）12月，至次年（1918年）3月熄灭，死疫者约达万人”。①其后鼠疫蔓延全国，鼠疫最严重之时为1918年1月至4月，造成一万多人死亡。本文对此次疫情爆发传播的原因及影响作一分析。
　　一、肺鼠疫的爆发及传播过程
　　1917年9月，肺鼠疫爆发于绥远萨拉齊、五原两县及包头镇。此后，在不到半年多的时间内疫症流行于绥远、察哈尔两地，西迄五原、萨拉齐、包头、和林格尔、托克托等县镇，东至凉城、陶林、兴和、丰镇等县。从1918年1月开始，鼠疫即从绥远、察哈尔两地蔓延至全国。其传播路线大致为：1月5日，山西右玉;2月6日，直隶正定;2月22日，山东济南;2月23日，安徽蚌埠;3月14日，江苏南京;3月10日，上海;至3月下旬、4月上旬波及浙江和江西两省而停止②。可以看到，此次鼠疫传播力较强，波及范围较广。在上述各省中，除绥远、察哈尔、山西三地死亡人数较多、疫情较为严重外，其余各省死亡人数均不超过100人。
　　此次肺鼠疫传染迅速，染疫者多出现咳嗽、头痛、咳血、伤寒等症状，快者即刻毙命，慢者延宕三日。后据伍连德等人诊察，该疫实为传染最迅速、症状最严重的肺鼠疫。伍连德曾主理1910至1911年东三省鼠疫防治，该说法当为正确。由直隶3人引发的这次鼠疫传染，最终共造成173人死亡，由此可见疫情传染之快、形势之猛。
　　二、肺鼠疫爆发与传播原因
　　一般来说，疾病的爆发与传播主要是自然和人为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次鼠疫也是如此。从自然方面来讲，主要是自然疫源地、媒介、生物、自然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人为因素则指的是在鼠疫发生、传播的过程中，人类的行为对鼠疫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这也就是说，鼠疫起初产生于某疫源地，后经过空气的传播，再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疫鼠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最终导致了鼠疫的爆发与大规模传播。
　　（一）自然原因
　　第一，鼠疫疫源地的产生与分布。鼠疫是一种携带鼠疫杆菌的烈性传染病。由于鼠类属于群居性动物，一鼠患病死亡，会导致一群鼠患病死亡，甚至于某一个地区的鼠全部死亡。其后由于人与鼠接近，鼠间鼠疫便转换成为人间鼠疫，该地也就成为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中国存在多个鼠疫疫源地，且大部分处于边疆地区。此次鼠疫就起源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鼠疫疫源地。[1]10
　　第二，传播的媒介。在1917年绥察鼠疫在省内蔓延的同时，直隶、山东、山西三省洪水泛滥，“全国受灾达一万方里，灾民六百三十五万人，冀省被灾县份一共一百零三县”，[2]40直隶面临疫涝并存的局面。经过一场水灾后“人民因冻馁而体弱，又因避难而集”，[3]本身已经极度虚弱，同时又缺乏干净的水源，另外潮湿的泥土及空气为细菌的传播增加了机会。
　　第三，生物原因。起初，人与鼠之间有相当清楚的界限。从鼠疫疫源地可知，内蒙古的鼠类大多生活在边疆广阔的草原沙地之中，而人类多是在北方平原地区活动，双方之间有明确的界限——长城。后来，随着开垦面积的扩大，人类不断接近鼠的聚居地，从而双方产生了密切接触。另外，在一般条件下，是人主动靠近鼠，但也不排斥鼠主动接近人的情况发生，当草原上缺少食物时，野鼠会去居民家里偷食物，家鼠与野鼠之间产生某种关联，将病菌带入了人类生活环境，增大了人感染鼠疫的机会。
　　第四，自然气候原因。绥察二地处于西北高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高温少雨，冬季寒冷干燥。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传染病的发生，但1917年绥远的冬季气候相当反常。该年冬天“一冬无雪”，[4]18天气较往年更为温暖，极易滋生细菌。当鼠疫9月爆发后，温暖的天气正好成了鼠疫蔓延的温床，使鼠疫加速传播。直到次年1月丰镇、大同一带已见大雪，[5]鼠疫才放慢了传播速度。
　　（二）人为原因
　　第一，耕地的扩张。清朝中期起，由于内地人多地少，粮食不足，故晋陕之地农民常越境耕种，但此时尚属时断时续，并无固定规模，清廷也无较为完善的政策管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着全面放垦的进行，浩浩荡荡的农民便争相结伴来到口外耕种定居，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活动范围一直在不断地往北扩展。由于人占据了鼠的生存基地，鼠不得不向北迁徙，在这个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双方联系增多，鼠疫的感染率也相应增加。
　　第二，卫生习惯。鼠疫的传播需要媒介，该媒介即为空气，污浊的空气最易滋生细菌。尽管近代卫生体系不断发展，政府还于1916年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然而处于边陲之地的绥察地区，于此不甚看重。例如，蒙古族民众聚居较多的“伊盟素无卫生设备，既无公共卫生，亦无私人卫生……在生活上养成了种种恶习惯，如尸体不掩埋，燃烧兽粪，随意大小便，不洗手脸，衣服永远不洗等”，[6]397而汉族民众聚集较多的归化城一带，卫生状况也堪忧。另外，由于移民数量庞大，他们并未将此地完全当成自己的家乡，对于公共环境也不甚爱护。这些都成为疫症流行的原因。
　　第三，风俗习惯。当鼠疫最初发生时，“邻里亲戚之间于其病也，必探视，于其死也，必吊唁”，[7]135但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出现了“一人得疫，全家疫死，时人多不敢随侍。仅余幼孩一人，宛转呼号，亲友不敢收容，最后冻饿而死”的现象。[4]19前后态度之转变，可谓天壤之别。同时，这也反映出鼠疫的严重性以及对人们的影响。 　　第四，铁路交通。1917—1918年鼠疫蔓延之时，由于京綏、京汉、正太、京丰、津浦铁路的通行，使得这次鼠疫的传播范围较广。从绥远爆发鼠疫，到浙江、江西等省停止，鼠疫蔓延大半中国，皆源于铁路。后期中央政府便决定断绝交通，以此来遏止鼠疫的进一步蔓延。然而由于绥远、察哈尔与山西省毗邻相接，中间除铁路和官方大路之外，还有许多羊肠小路。当大路封闭之后，两地的百姓往往通过这些极具隐蔽性的小路来互通有无，使得疫情进一步恶化。这都直接或间接地加速疫情的传播。
　　第五，其他相关因素。在鼠疫中乞丐被雇为专门担抬死者的人士。包头的“梁山”即是此种类型的组织，每当鼠疫发生时，“都经‘梁山’的人抬到城外焚化。凡是恶死的人，都由他们抬埋”。[8]138这一做法的优点在于，有固定的人手清理尸体，可以避免鼠疫的进一步传播，但是这些乞丐自身并无任何的防护措施，长久与疫死者接触，导致其中部分人也感染鼠疫。当他们与其他无病之人接触后，鼠疫便进一步传播，因而造成“有疫者死亡——乞丐处理尸体——小部分乞丐染疫死亡——正常人染疫死亡——乞丐处理尸体——大部分乞丐染病死亡——无人处理”的怪圈。
　　三、民国第一场肺鼠疫疫带来的影响
　　（一）人口大量死亡。如此大规模的鼠疫，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对于该次鼠疫的死亡人数有多种说法，据民国《政府公报》统计是13000多人（自1918年1月开始防疫计算）。据《中国鼠疫流行史》调查，在1917—1918年鼠疫中，共计死亡13798人。[9]而伍连德则认为是15000人，陈胜昆指为16000人，曹树基指为14600人。③人口之所以会大量死亡，原因就在于肺鼠疫的本身特性，导致染疫人口即死亡人口。
　　试以山西为例说明具体的死亡情况。[7]125在本次鼠疫中，山西共死亡2664人，其中男性1812人、女性860人，死者的年龄集中在16—40岁，共1337人，占所有年龄人口的50%，可见在本次疫症中青壮年男性劳力丧失较多，这对于疫后的生产来说又是一个重大打击。毕竟，在天灾人祸并行的情况下，一个成年男性劳动力对于支撑一个家庭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自然灾害间接导致人的死亡，例如旱涝等灾害总是通过影响人的生存环境进而导致人的死亡。而鼠疫则是突发性的，往往是一人染病全家疫死，有时甚至是全村疫死，短时间内就造成人口大面积死亡。
　　（二）经济凋敝。由于绥察晋等地大规模人口死亡，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员都有相当程度减少，尤其是农业人口。这造成大量土地荒芜，即使没有人口死亡的地方，由于民众疲于逃命，根本无暇顾及生产。这极大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力，导致本就破败的农村经济更加脆弱不堪，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另外，对于依靠铁路生存的地方来说，由于在防疫过程中政府采取了断绝交通的措施，大大影响了当地的正常生产生活。1917年初京绥铁路修到丰镇，丰镇即成为商业中心，此次断绝交通，对察哈尔的影响甚大。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就担心“数十万生灵，不死于疫，必死于防疫矣”，[10]曾屡次请求通车，后疫情暂缓后，民国政府开通了张家口到北京一段的铁路，以此来缓解当地的物资紧张情况。
　　注 释：
　　①《绥远通志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九册，第19页。绥远鼠疫最严重时间为1917年12月。全国鼠疫最严重时间为1918年1月。绥远鼠疫3月结束，全国鼠疫4月结束。
　　② 上述资料均来源于1918年《大公报》。山西右玉，1月17日第三版;直隶正定，2月4日第六版;山东济南，3月1日第三版;安徽蚌埠，2月23日第三版;江苏南京，3月21日第三版;上海，3月28日第二版;浙江，4月2日第七版;江西，4月5日第七版。
　　③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东三省防疫事务处第六年全年报告》、陈胜昆《中国疾病史》、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
　　参考文献：
　　[1]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
　　[3]熊督办派员调查时疫之电呈[N].益世报，1918-01-06.
　　[4]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第九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5]防疫消息汇志[N].大公报，1918-01-15.
　　[6]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伊克昭盟志[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
　　[7]王承基.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1编）[M].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1919.
　　[8]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M].包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
　　[9]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M]//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防疫消息汇志[N].益世报，1918-01-14.
　　作者简介：赵红霞（1995—），女，汉族，单位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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