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的现实旨趣及生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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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哲学的历史，找寻哲学的现实旨趣和生活价值，证明哲学在生活世界的合法性。哲学的发生史和发展史告诉我们，现实的压迫造就了哲学，反过来说，哲学是人对现实压迫的积极反抗。哲学是人为了解放自己而对自身及其生活的阐释，并要求生活按照人的理解展开。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是人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理解自己的坐标系，但是，它们却不能规定人，相反，人规定着它们。相应的，哲学应该坚持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坚持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解释世界、体验生活、理解人。否则，以科学理性分析生活、分析人，哲学就远离了人、脱离了生活。也许，这就是当今哲学危机的根源。因此，当代哲学革命应该自觉地回归人、回归生活。
[关键词]哲学;人;生活;现实旨趣;生活价值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120—06
哲学在20世纪受到深刻的质疑，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宣布了哲学终结，并宣称以现代的系统论等科学替代哲学。哲学，这只“密涅瓦的猫头鹰”，从神座跌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哲学是否真的不合法？这就涉及哲学的旨趣及其价值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哲学本体的元哲学探究。如果哲学的旨趣和价值不合法而且完全可以被替代，那么它的终结就是文化的必然;如果哲学的旨趣和价值是合法的并且不可替代，那么哲学就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合法地位。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哲学在现实旨趣和生活价值方面，就以其特殊性而合法且不可替代，而其特殊的现实旨趣和生活价值就在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的学院化使哲学经常疏离生活，有时甚至变成纯粹“学者”的游戏，与现实生活彻底隔离，那么，哲学就正在发生危机。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哲学不可也不会终结，应该终结的只是某种哲学。也就是说，今天的哲学危机正是哲学正在完成的自我革命，这才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真正哲学意向和哲学愿景。
一、哲学史的出发点
探究哲学本体，我们必须找到“作为回溯的出发点的东西”，在这里，回溯的出发点就是哲学史的出发点。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的哲学家都公认，哲学是从“水是原则”这个命题开始的。
哲学也许开始于好奇，也许在于人的求知本性，也许干脆是迷乱的呓语，但是，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话来说，一切认识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哲学也不例外。“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认识能力正是人“能够生活”的前提，从认识的角度上甚至可以说，生活的自由就在于我们对生活的认识。只要我们还没有自觉理性地认识到它的必然性，我们就没有自由，不得不受到外部世界的奴役。表面上，我们在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其实不过是在无奈地应付现实条件的压迫。在人类自觉之前，现实条件的压迫既推动着认识的发展，也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缺少生活条件压迫的地方，人类的认识与技术的发展往往是迟缓的，甚至出现了停顿。正如人类学家揭示的那样，在没有生活条件压迫的地方，原始人宁愿睡觉、聊天;也正如我们日常见到的那样，在缺少生活条件压迫的时候，现代人更愿意休闲、放松。所以，居住在物产富饶地区几千年的人们，现在往往被称为“土著”;含着银匙出生的人，更会安逸于现有的生活而非创造新的自己。
作为生命的形式，与其他生命相同，人能够感知自己、反映环境，这是生命最基础的本能。作为生命的最高链接，人则获得性遗传到结构和功能都高度发达的思维系统，有能力将动物意识扬弃为精神，但生成中的人类与他们的“近亲”别无二致，像孕育在自然子宫中的胎儿，依赖生理本能来逃避死亡。即使今天初生婴儿的一些活动能力，在人类史上都曾经历一个漫长的生成过程。今天看来越幼稚的能力的得来，祖先们付出的艰辛越大、花费的工夫越漫长。依赖世代累积的生存经验和逐步发达的记忆功能，人学会用语词表达经验、感受和需要。在生命进化和劳动的双重作用下，人类学会自由使用语言，并用语言概括事物和事物间关系，开始认识到规律性，并自觉地游走于因果关系的两端。从原因到结果，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应用，即经验对行为的指导;从结果到原因，是人们对规律的探求，即行为对经验的追问。积累起来的感性认识，支持人类不再依赖采集天然产物生存，而开始真正的物质资料生产，开始了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
自觉的人被抛入这个世界，来到这片陌生的原野，必须把世界设立为认识对象，站在自然之外观察自然;对象性设定意味着认识者与世界的分离，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时，思维是直观的，不善于摆脱感觉的束缚而抽绎出事物的本质，更徘徊在自我中心主义和无逻辑的想象。人只能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支配生活的力量拟人化，根据朦胧的自我意识和可怜的客观经验，主观臆想地描绘出一个神秘的世界图景。在神秘世界里，自然以“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羽翼着弱小的人类，人则心甘情愿地依偎在自然的怀中，神秘学及其衍生的神话和原始宗教正是婴儿状态的人类对哺育者的感激和畏惧。
在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矛盾缓和的地方，古埃及式的世界观完全可以滿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至今仍然有效。而在人口增长与环境容量矛盾激烈的地方，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因此，也就强大起来，开始主动地反抗自然的压迫。自信起来的人类就像进人逆反期的幼儿，激烈地反抗自然，强烈要求自我意志的实现，神秘的世界受到冲击。由于自然条件的苛刻，古希腊人不得不以与自然界尤其是海洋的战斗和斗争为主要生产方式。“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生存斗争激发着古希腊人探索自然规律的热情，要求他们更加理性地认识自然，于是造就了倾向于自然科学模式的古希腊思维。以逻辑推理、以实验求证，强调对象的客观性和结论的科学性，这一思维范式一直延续到当代。 荷马去世两百多年后，泰勒斯说，水是世界的本原。黑格尔深人地分析了这个命题，论证出它的哲学性质：“因为在这个命题里，感性的水并不是陂当作与其他自然元素和自然事物相对待的特殊事物，而是被当作溶合和包含一切实际事物在内的思想，一因此水被了解为普遍的本质”黑格尔的理由基于三个方面：一、泰勒斯的思维对象是世界的本原;二、泰勒斯在归结世界本原时，使用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三、泰勒斯命题遵循的是理性的逻辑。也就是说，从思维对象上看，泰勒斯命题是对普遍原理的思考;从思维方式上看，泰勒斯的思维是抽象概念的逻辑运动。“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黑格尔对哲学命题的分析至少可以让我们确认黑格尔之前哲学的基本特征。
正如谢林、伽达默尔等人所说，哲学同样起源于神秘学，哲学批判和继承了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合理思想。神话和原始宗教起源于因果关系，反过来与生活一起推动人类对因果关系认识和追问，世界终极原理必然成为最后一问，因为人们认为，终极原理决定着各级各类自然规律的合法性。这种对原理的迷信也许就是人类形而上学的本性。神话和原始宗教不完全依据理性的原则，但它们的神已经明显地具有超验性，不再与感性世界保持映射关系。超验的概念为逻辑思维提供了可能，理性开始挤压主观想象的空间。最终，抽象的概念代替神，理性的逻辑代替命运，泰勒斯开启了哲学的大门。在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人成为万物的尺度，开始尝试主宰自己的命运和生活，哲学终于自觉地发现了自己的现实旨趣。
二、哲学的现实旨趣
希腊语中uoooix由“朋友”（φuλo）和“智慧”（σoφia）组成，即“爱智慧”。“哲学”是对中uoroic最契合的翻译，明确地限定了考察的对象是“哲”。在汉语体系里，“哲”是聪明，有智慧，《诗·大雅·下武》有“世有哲王”，《书·伊训》有“敷求哲人”。那么，什么是智慧？苏格拉底考察了政治、诗和工艺，都没有发现智慧，最后得出结论：智慧就是“我知我无知”。所谓“知”就是知识或技艺即对具体对象的认识和把握，“无知”就是不执着于对知的追求，“知道自己无知”就是自觉地超越知识，达到对普遍原则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说：“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哲学也就是以无限为对象，用最高的抽象性提炼着最具普遍性的概念，也就是笛卡尔所谓的“第一原则”。
可见，智慧对人类而言，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理想的非现实。有限清晰地界定了自己的范围，让人从容地审视、严谨地证明，发掘出有限疆域的规定性，让人感到自已从未有过地如此真切地接近真理。于是我们会说：“我认识了真理。无限却总与真理同时到达，因为有限就是对无限的承诺。在真理建成的瞬间，无限会让“真理”像肥皂泡一样幻灭，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限只是一个相对于有限的指向，一个不可到达的彼岸。苏格拉底认为，只有神才能掌握智慧;佛家说，唯有觉行圆满的佛才拥有这种正果。中国所谓“哲人”也不过是溢美之辞，就像把人推崇为“圣贤”一样。人类永远认识不到真正的一般和必然，“智慧”与“爱智慧”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爱智慧而无法占有智慧，这应该是哲学家最常识、最清醒的认识。哲学就是否定，对现在的否定，对有限的否定，对自身对象的否定;失去批判性，哲学就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
无限是一个否定性概念，更像一个动词而非名词，代表着对现有边界的否定和拆除。不过，它离不开有限;否则，就失去了对象，失去了自身的意义。有限明确地划定了自己的疆域，声明了自己领地的合法性;其实，也就等于承认了其外部世界的合法性。所以，有限也是对无限的另类承认。无限只是对有限之外的定义，它否定有限，正是为了更大的有限。无限象征着拆除与建设、建设与拆除的无穷循环，在无穷的循环过程中，真理呈现出更加一般的普遍性。智慧象征着人类对无限的向往，对一般性、普遍性、必然性的追求。哲学却让人通过对有限的否定，而无限地接近普遍。它永远通过对特殊、有限、偶然的追问，体现出人类追求普遍、无限和自由的努力。
哲学的起点是可感的物质世界——它是人的自然生活。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活需要的无限性是人的基本矛盾，也是在当下的首要矛盾;而且这也符合心理发展规律，在认识水平较低的时候，人只能把相对简单的可感现象当作对象。哲学用带有强烈感性色彩的理性概念统一感性世界，泰勒斯的“水”，《洪范》的“金、木、水、火、土”，古印度哲学的“地、火、水、风”。巴门尼德摆脱了思想进化的遗迹，概念从感性束缚中解放出来，苏格拉底终于把社会纳人哲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努力，工业革命宣告人对自然的光荣革命，法国革命公布了人独立于社会的权利。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两大革命丰硕的思想成果，阐明了人对“头上星空”和“心中道德戒律”的认识，同时，开启了认识人类理解能力的历程。其后的哲学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很少偏离，包括“语言学转向”。它们都是直接以思维为思维对象，为人类的思维成果提供合法性根据;在根本上，以人及其生活为对象，为人的存在提供合法性。不同点仅在于，认识论聚焦内向的心理活动，现代哲学则倾向外化的主体间关系。
哲学像剥圆葱一样，把广袤的宇宙层层剥开，蓦然发现居于中心的居然是与认识主体重合的“我”。思维对象似乎历经自然界、社会、思维、主体间性等多次革命，其实不然，这些不过是同一思维的精准化、细致化。哲学把社会、思维、人全部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全部看作客體，并以“不动心”的客观态度审视客体。而普遍原则蕴含在自然律中，自然律是最后的原则，社会规律、思维规律、行为规律都是自然律的特殊化。因此，人也就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思维符合类的规定性，行为符合社会的规定性。在二元思维模式中，个人是世界坐标系中的点。阿波罗神庙的“认识你自己”，并不是问“你是谁”，而是问“你在哪里，你在什么时间上”。泰勒斯声称“水是原则”，就是为了宣布“地球是浮在水上的”，试图回答人的空间坐标（where）——我们在哪里。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则尝试为人类设定时间坐标（when）——我们走过了多久。德国古典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回答了what（我是什么），确定了人的社会坐标和类坐标。 在哲学认真审视人这个客体之后，客体的内涵延展到主体中，最终完成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完成人类全部认识过程;于是，人从世界的中心走到世界的边缘，以“天人合一”的姿态拥抱世界，开始从主体到客体的融合，开启了人类的实践过程。认识的行为与认识的目的同一起来，哲学不再单纯地解释世界，而是在自觉地实现人类的解放。哲学为解放人而理解自己，为理解自已而把握世界。人真正地成为智慧的阿基米德点，成为普遍原理。哲学像沙漏计时器一样翻转过来，从“哲学怎样理解世界，哲学就怎样理解人”转换为“哲学怎样理解人，哲学就怎样理解世界”，成为实践的哲学。马克思、尼采等现代哲学先驱，从自我的角度建构我自己：who（我是谁）;并用自我的普遍原则建构着人、建构着社会、建构着自然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界也不是“等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自然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成为类的组成部分，类、社会与自然都是外在的自我，与内在的自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个人。我不再是人类的我，人类却是我的人类。“人是哲学的奥秘”，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把思维对象确定为“现实的个人”，这是哲学对思维对象新的自觉。
哲学之所以要理解人，并不是无端的冥想，而是对生活条件对现实压迫的最积极的反抗，对如何实现解放的最深切的思考。它通过理解自我，来回答why（我为什么活着），根本上是要解决how（我怎么活着）的问题，于是，生活转化為由思想、实践和实践结果的构成。所以，思维最终要转化成人的行为，没有哲学的实践是蒙昧，没有实践的哲学则是玄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从自我理解到实践的过程中，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全部丧失了意义，全部被消融。这里，没有我也没有非我、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我摆脱了自然、社会和认识论的羁绊和束缚，从人的类必然回归到必然的偶然，从现实的人回归到现实的我。我不是机器，知情意完全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我的意识，知是基于情与意的知，情是建立知与意之上的情，意更是知与情统一后的意。实践要求人用“物”和“人”的双重尺度把握自我、把握类、把握社会、把握自然，它是物我统一的人类行动。哲学不会单纯遵循“真”的原则，而要遵循“真”“善”“美”相统一的原则。人的无限性表现在他的创造性上，表现在突破一切有限的努力上。
当代哲学的任务不但在于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更关键的在于反省自我、理解自我，真正从人的角度诠释“我是谁”（who）。哲学开始了直接对现实的我的价值的追问，人的本质真正成为费尔巴哈所谓包含在以我和你的实在区别为基础的统一中。自然是什么并不重要，社会是什么并不重要，人是什么并不重要，我是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如何理解我作为与他人不同的个人的价值和意义。经历过思想的又一个成熟期，人类又一次自觉和成熟起来，自觉地认识现存的生活条件。如果还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未来的现实性，那样就能够自觉地生活了。所谓自觉地生活，就是把生活的需要从对现存生活条件压迫的被动反应，转变为对未来生活条件的主动诉求。哲学会开始实现蕴含的真理、价值和意义，在真、善、美的内在同一中，实现无限和永恒即人的解放。
哲学有着同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那就是人及其现实生活。哲学以人为终极对象，寻找普遍原理，也就是以认识活动本身为认识对象，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可以说，哲学是人类全部认识活动中的元认识，因为它通过对人的建构，为认识活动提供全部依据。人类通过哲学从最本原上探寻生活需要与生活条件之间的对立，从而通过哲学寻找自我解放的根本道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和技术都不可企及的思想高峰和无法完成的任务。总之，哲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压迫最核心、最集中和最积极的反抗。
三、哲学的思维方式
哲学的现实旨趣决定了它的思维方式;反过来，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影响着哲学的现实旨趣。哲学的现实旨趣要求哲学必须以人及其现实的生活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且必须最终回归到人及其现实的生活。因此，与通常的思维方式一样，哲学思维也从感性那里开始，不同却在于，哲学的感性经验以哲学的理性为指导、为方向，因此，哲学的感性经验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就具有意义性和选择性。并且从一开始，语言就加入进来，就给哲学的感性经验打上明确的理性烙印。不过，哲学思维依然要坚持感性经验的起点，也就坚持了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为起点;否则，以理性为起点，哲学仍然会是德国睡帽里的哲学或扶手椅上的哲学。
当然，思维对象的无限性决定了感性没有能力完成哲学的终极任务，哲学的思维方式必须经过理性思维，而且必须是超越了知性的理性思维。知识是对对象的某一点或某一面的还原，碎片化的认识显然无法还原真实的对象，试想，一支打碎的花瓶，无论碎块拼接得多么完美，也不会还原为那个完好无损的花瓶。对无限和普遍的追求，知性的拼接远远不够，必须达到理性的还原，才能弥合知识碎片的裂隙，突破认识的有限，达到无限的普遍性。就像测量一条曲线的长度，我们可以用微分法把曲线分割成一些线段的首尾相连，然后用直尺分别测量每段线段的长度，最后宣布这些线段长度的和就是曲线的长度。显然，线段的和不可能等于曲线，正如知识的集合不等于真理一样。无论如何无限细分，线段如何无限短，积分的结果也只是对曲线的无限趋近，就如同在现实，上，n→∞时，lim1/n→>0;而不是理论上规定的n→∞时，lim1/n=0。不过，我们可以用一条柔软而无弹性的塑料线，模拟出曲线，然后用直尺测量被重新拉直的塑料线。哲学就是用塑料线测量曲线的方法，塑料线的模拟就是感性，直尺测量就是知性。辩证逻辑使知性在最高阶段上回归感性，完成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让经过知性的表象在理性层面上重新还原。重新建构起来的对象是逻辑的又是现象的，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间接的又是鲜明的。哲学对对象的还原应该是“得意忘象”，忘记对象的感性表象，而与对象辩证地同一，取得认识的意象。而辩证逻辑仍然是抽象的语言逻辑，语言的有限性妨碍了人们对意象的建构，也在表达时同样会造成思想的损失，无法真正地还原对象，所谓“言不尽形”。所以，哲学对内只能是“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对外因为“词不达意”，只能“行不言之教”。听者就只好“得意忘言了。 既然哲学以人及其现实的生活为旨趣，那么，哲学既不能逻辑证明，也无法经验验明，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性，“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首先，哲学以无限为思维对象，它对人及其现实生活的判断不是现象的判断，而是关于其无限性的理性判断;同时，其判断不但是对人及其生活的真理性判断，更加是价值性判断。哲学作为生活的工具，仍然能够被证伪，否则就成为玄学和诡辩术。哲学可以被这两种方法证伪：一是辩论（逻辑式的），二是实践（经验性的）。其实二者本身就是互相渗透的，也是经常被综合使用的。辩论是最经济、最便捷的检验手段，只要找出哲学命题的逻辑矛盾就可以了。辩论的前提在于根据双方共同认可的预设前提，按照双方共同认可的逻辑规则。只要不违背自身逻辑的自洽、不违反矛盾律，我们都不应该裁判其为无效。实践是目的与手段相统一的检验方法，“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不过，我们检验的只是哲学体系延伸出来的方法论，看看这个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能否实现我们的目的和理想，然后反推出方法论是否适用，也许会涉及哲学体系是否已经出现谬误。我们应该清楚，实践就像曹冲称象一样，我们称的不过是我们认为与象一样重的石头。
四、哲学的生活价值
哲学以人及其现实生活为现实旨趣，积极主动地反抗现实条件对人的压迫，从而解放生活、解放人。哲学以理性为工具对人及其生活做出思想还原，目的在于更加完整地占有人的本性、更加彻底地实现人的本质。因此，哲學生存于生活世界，通过问询、反思、质疑“已是的”现实生活，搜索、探寻、发现“应是的”理想世界。
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一路高歌，个人生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地向世界、向历史展开，但后工业社会再一次摧毁了工业社会带给人类的乐观，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兑现实现人类幸福的承诺;相反，却锐化了人与现实的冲突：自然环境恶化、文化冲突加剧、社会隔离增强、类自觉与类认同的张力加大。内外交加的矛盾、困惑和危机感促使人类把目光折回自身，人们却骤然发现自己是个陌生人。冷静下来的目光从外部世界深人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审视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人开始追问自己的合法性。个人自觉地从类的集合中分离出来，社会不再是人的集合，而是与个人相分离的，与自然界共同构成了生活的外部世界。个人彰显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社会的必然性与个人的自由性成为生活的主要矛盾。
自我意识在压抑的内心深处爆发，积极自觉地要求取得解放，强烈地要求证明自我价值和独立性，就像一个叛逆的青春期少年。他们排斥一切外在的力量、权威和控制，内心充满对自身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悲愤，愿意为自己的自由、自主而战斗。“轴心时代”的人类只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求实现自我意志，强调行为的独立自主。现在，思维更加理性，思想更有实践精神。人类强调自我的内涵，强调精神的自由，要求外在环境对内在需求的满足。知性的有限性也充分地暴露出来，自我认识水平不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总在盲目地高估自己的力量，甚至宗教化自己的力量。他们思想既成熟又幼稚、既独立又依赖、既自觉又混沌、既自信又恐惧、既高傲又抑郁。青春期人类不再强调类与自然界的对立与平等，而是强烈关注自己，个人成为世界的主角，强烈渴望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敏感、好斗成为普遍心理特征。
个人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并与他的生活同哲学还原人，就是要“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世界，确立人在生活中的合法地位。智慧是生活的“牛虻”，正如“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无限地追问、反思现实，不断地否定现实的有限性，会让人如凤凰涅架，浴火重生，从而解除人类身上的束缚和枷锁，自由地证明人的存在和意义。智慧还是心灵的“鸡汤”，抚慰疲惫的灵魂，鼓足生活的勇气。德国古典哲学彻底完成哲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后来的人们却没有从更高的水平上让哲学回归生活。现代西方哲学表面上是对康德和黑格尔的革命，其实是在围绕着他们舞蹈。精英化、贵族化在让哲学越来越精致的同时，也让哲学越来越远离生活，不但寻常百姓与哲学无缘，即使知识阶层也都望而生畏。因此，思想的进步落后于科技的进步，哲学的发展没有跟上生活的脚步。哲学离开人，无限和真理都会成为虚无;离开生活，哲学就成为阳春白雪、屠龙之技，像穿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徒然地荀延在那里，让，人怜悯和嘲弄。
生活的哲学应该是简单的，它首先是现实的个人的般若波罗蜜多。当代哲学应服务个人生活，以用于指导个人私生活为第一要务，指导普通人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生活，帮助他设计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安抚他快乐或痛苦的心灵。指导私生活的哲学才是真正的思想哲学，“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许多哲学“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因此，“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离开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就没有了哲学。只有哲学在某个方向走到尽头时，徘徊在生活边缘，才变得晦涩难懂;当哲学在生活的怀抱中时，它会迅猛发展，同时也清静平和、平易近人，因为它知道自己想什么、说什么，不需要故作高深，这样的哲学才是对智慧真正的爱。离开生活，任何思想都是灰色的。
生活是哲学之根，哲学必须从感性的生活那里汲取生活的感性，作为自身的思维起点、理性材料、思想营养;否则，哲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哲学的思维本质决定了哲学抽象化的形态，也就决定了它与生活疏离的必然，尤其是哲学的专业化、学院化可能会使疏离加剧为隔离，哲学不但会滞后于生活的步伐，而且会在生活发生革命之时成为革命的反动者，那时，哲学一定会受到生活的痛击和遗弃。此时，哲学必须革命，哲学术语就是“转向”。哲学革命就是要转向生活、转向普通的个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是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岗”。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智慧回归现实生活的历史、一个智慧回归人的历史，也即哲学“平民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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