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考证与学术思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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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请诗考证》作为一本考证专著，对纷乱的文献资料能够抽丝剥茧地分门别类，将文献考证与学术思辨紧密结合，内证外证并举，思路清晰，考证准确。
关键词：考证 科学性 严谨性 思辨性 审美性
朱则杰先生长期致力于清诗文献的考证研究，《清诗考证》就是朱则杰先生多年来文献考证成果的集结，文献考证与学术思辨是本书的两个重要特点。本著作秉承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勘精神，实现了考证的严谨性、科学性、思辨性以及审美性的统一。
《清诗考证》划分了三大辑，第一辑为文献专类书，第二辑为总集别集类，第三辑为作家作品类，全书以由宏观到微观的展示视角，层层深入，将重要的与清代相关诗集方面的考证分层展开，既使本书的结构清晰明朗，也方便读者理解与查阅。
在第一辑文献著书类中，作者主要就《清诗纪事初编》《清人诗集叙录》《清人诗集总目提要》《汪辟疆说近代诗》以及《谈艺录》中涉及的清代诗人的生卒年、作品收录情况以及诗歌的疏忽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第二辑总集别集类中主要就清诗总集和别集作品进行补正、补遗以及考辨。第三辑的考查内容则是除了前两辑以外的作家作品。每一辑自成体系，目录明晰，辑与辑之间也相互关系，从而使本著作结构严密，体现了作者严谨的逻辑思维，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每一辑自成体系，结构严密。每一辑的章节之始是作者对于相关文献的笼统介绍，大致描述本辑将要考证的文献出现的比较明显的问题，以及这一章考证的主要方向和视角。在章节的末尾，作者除了做出必要的总结评价之外，还会分享一些文献整理的方法与经验。如在第二辑的《清诗总集作者统计的若干问题》这一章的最后，对于清诗总集作品与作者的统计问题，作者提到日后可以建立数据库，然后通过数据库的多种排列方式从而能轻易检查出原书重复著录的作者。这种文献整理方法的构想，能够启发相关学者进行参考借鉴。
具体的篇章作品的结构清晰，考证层层深入，内容翔实。在具体考证中，作者大量参考其他文献旁证，从而保证考证结果的可靠性。除了对于个人的考证翔实严密，关于具体作品集的考证，作者也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补订与考辨。对于钱谦益辑的《吾炙集》，作者先是介绍了这本集子的编纂缘由，追根溯源从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和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诗钞》中探寻集子的由来。然后，对集子中缺失的诗人作品进行了补充。最后，对编者跋语中的讹误进行订正。《吾炙集》是钱谦益编纂的收录同时代人的一部诗歌选本，作者就这本集子的特点，考辨了几大令人关注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清诗考证》体现了作者学识的渊博、眼界的开阔、文献知识的丰富以及对清代文献的娴熟运用
本作参考文献的数量众多，来源丰富。作者对于相关文献进行了穷尽性的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证结果的科学性。在《清诗考证》中作者参考较多的文献是邓之诚先生的作品，邓之诚先生是历史学家，其治学严谨，对于清代诗人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如《清诗纪事初编》订正前代讹误，注明选录诗歌作品的详细出处为后人研究清代诗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作者一方面充分利用邓之诚先生作品的考证成果，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完全迷信权威，对于参考的文献中出现的讹误也适当指正，体现了作者对文献的掌控能力。如在《（清尊集）与“东轩吟社”》中作者就在行文中提到了邓之诚先生在《古董锁记》中误将《清尊集》理解为专门题咏“官僚雅集杯”的诗歌总集，而实际上“清尊”是通常所说的雅集的代名词，与“官僚雅集杯”并不相干。这里既体现了作者对参考文献的辩证态度，也展现了其扎实的文献学识。除了重点知名的学者的文献之外，《清诗考证》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补充学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如第二辑之六《清诗总集版本丛考》第一条“《前八大家诗选》《今乐府》影印本拼版错误”，叙及《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前八大家诗选》的一处拼版错误，又说：“此系所在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对外汉语专业本科2002级刘丹同学发现，特此予以说明。”①由此可见作者引用文献的广泛性，也包含着作者对后生研究成果的尊重和对学生的鼓励。
作者所参考的考证文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形式题材多样。除了专著作品之外，各种序跋、碑文和书画等，都被作者充分利用作为自己考证的旁证。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料，使得整本作品丰富多彩，资料翔实。如《（吾炙集）杂考》就利用了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二《为林镜帆题许瓯香先生画册》小序介绍了《吾炙集》的编写缘由。具体的篇章作品结构清晰，考证层层深入，内容翔实。在具体考证中，作者大量参考其他文献旁证，从而保证考证结果的可靠性。除了对于个人的考证翔实严密，关于具体作品集的考证，作者也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补订与考辨。对于钱谦益辑的《吾炙集》，作者先是介绍了这本集子的编纂缘由，追根溯源从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和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诗钞》中探寻集子的由来。然后，对集子中缺失的诗人作品进行了补充。最后，对编者跋语中的讹误进行订正。
除了对清代相关作品的熟练掌握，作者对于重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馆藏情况也相当了解，并且在作品中展現出来，为读者进行相关专题的研究提供了获取资料的方向。如对于王昶关于王愫谢世时间的考证中，作者如是说：“已故刘九庵先生《宋代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著录王愫画作，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则有《山水图》《洞庭秋月图》《霜色晚岫图》，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可证王昶所述并不正确。”这段叙述是对于王愫卒年的补证，对于相关文献的收藏地址的展示，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考证结果的可靠性，令人信服，也便于读者亲自寻找文献进行验证。
在考证过程中，作者不仅充分利用直接相关的文献，而且常在文末增加补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献参考的范围。在对于《观剧绝句》考证的文章末尾补记了《清人总集误做别集丛考》一文，便于读者通过参考相关文献，更加深入地了解清代总集和别集分类失误的情况。《陈三立（海藻序）》在补充了序文之后，文末作者又添了附本提到刘经富的《陈三立诗集、文集的版本及其佚诗、佚文》，对于这篇序的可靠性进行了补充论证。 对于一些不怎么出名，但学术价值极高的参考文献，作者不惜笔墨进行重点介绍，以便其能为其他研究者所利用。如在对于《邹志初》的卒年考证一文中，作者在文末附带了关于《武林坊巷志》的介绍：“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坊巷志著作，附带大量与杭州有关的历史人物的传记资料，而其中又以清代人物最多……特别是本篇多次引用的浙江乡试同年录之类.在其他地方很难获见……”这样的详细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读者的重视，也拓宽了相关研究者的参考资料范围。
作者在对于不同的文献考证充分发挥了自己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从而使得其对于相关作品的考证既全面又专业。作者作为清诗的专门研究者，其对于诗歌的拗律和平仄相当了解，这些也体现在《清诗考证》一书中。如对张问陶的《论诗》中“文章体裁本天生，只让天才有性情”的考证，便充分利用了诗歌的专业知识进行了订正，从平仄角度考证“体裁”应作“体制”;从重字角度考证“天才”应作“通才”。对陈青选《逸鹤鸣秋集》中部分诗歌的押韵平仄的考证，从专业的角度展示了诗歌原貌。将《秋雨晚情三首》首句的“一窗明月雨初晴”中从与后文末尾“声…‘生”二字押韵的角度，将“雨晴初”考证为“雨初晴”。将《忆江南》中“大江东去浪滔滔”中的“滔滔”从与后文押韵的角度考证为“悠悠”。类似于这种将专业的诗歌格律知识融入考证中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此一来考证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便不言而喻，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考证视角。
二、對于文献的考证，作者秉承着严谨思辨的态度追根溯源，穷究真相
首先，作者对于文献的考证并不局限于考证结果的展示，而是追根溯源，探究产生讹误的原因，从而提醒后来的学者如何避免此类错误。作者在第二辑中补充了清诗总集未收录的《龙眠风雅》和《（龙眠风雅）毛奇龄序》，作者不仅仅补充序文，而且还推测了未收录的原因即可能是因为毛奇龄和前录该序作者施闰章应征赴试，因为此事耽误交稿不及时，以致该书未收录。通过对作品未收的原因进行探讨，丰富了考证的材料，也极大地提高了考证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清诗总集作者统计失误，作者尽可能地指出失误的可能成因，从而帮助相关后来的学者有方向地避免类似的问题。如《辞海·文学分册》中关于“清诗铎”条将“凡二千余篇”误统计为“诗五千余首”，作者指出：“《辞海》编者，显然是没有读完该款《凡例》，所以造成了这个错误。”作者一方面指出了这个明显的统计错误，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凡例》的参考价值，能够启发编写者进行自我纠错。
其次作者在考证过程中遇到疑问并不是选择避而不谈，而是在行文中明确地描述出来。对顾暄年岁的考证存在争议，作者直面争议，翔实记叙，其中提到可参考吴章焕的年岁推测顾暄年龄，“可惜吴章焕本人的生年目前无从考查，所以只能暂时记在这里，留待日后继续留意”。这里作者不仅指出存疑之处，还提供了解疑的途径，以便提醒自己或者读者沿着此条线索进行深入考证。
最后作者在作品中不断地对自己之前既有的考证成果进行更新或者纠正，体现了其考证的思辨性和严谨性。在对《岭南五朝诗选》的考证一文中，作者在文末附带了自己之前的作品《清诗知识》中关于这部分介绍中存在的失误。在《江苏诗征》中关于作者数量的问题，作者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而且在文末提到了自己的《清诗知识》中对于作者数量描述的不精确之处，并且指出自己之前在介绍首序言时未提及王豫自序，在此进行一并补正。作者直面自己之前的失误，并且在相关文章中进行修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作为一本考证专著《清诗考证》的考证方法令人应接不暇，本校法、对校法、他校法及理校法综合应用。除了普遍见到的旁证考证，还有逆推考证和实地考证等方法，同时作者还对考证结果进行反复印证与补充，从而保证考证结果的可信性。
《清诗考证》中的正面考证大量利用相关的旁证材料，可谓是穷尽有效参考文献。如对林古度的生卒年便利用了大量的旁证：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中的《乳山道士劝酒歌》和《丁老行，送丁继之还金陵，兼简林古度》、顾炎武的《亭林诗集》和王士祯的《池北偶谈》，四个佐证同时证明了林古度确实出生于明万历八年。作者尽可能地展现所有有价值的参考文献，从而确保了考证结果的准确性。
除了正面考证之外，作者还有意识地进行逆推考证，从而确定相关作品的写作时间。同样是在对林古度的考证中，作者通过各种旁证确定了林古度的生卒年准确无疑。然后又在已知林古度的生卒年的情况下，反过来逆推与林古度交游的相关作品的写作时间，从而为有关诗集的编年工作服务。作者通过林古度的年龄断定了屈大均《翁山诗外》中《席上吟赠林茂之八十翁》写于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测这首诗前后若干体裁作品的大致写作时间，其作用和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清诗考证》中最常见的除了利用旁证的正面考证和逆推考证之外，便是实地考证，实地考证一般是用于碑文或者墓志铭。在《吴伟业墓碑与元好问》中，作者提到其曾实地考察过吴伟业的坟墓：“碑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圆石’，而呈长方形;尽管‘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七个字依旧存在，但石块已经缺了一个角。眼前景象，着实凄凉。”作者尽可能对保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进行实地考证，从而使得考证结果尽可能地精准与可靠。值得一提的是，惜墨如金的朱则杰先生对于这样一块残破的碑，除了进行学术上精准地描述之外，还在行文之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一位以《圆圆曲》等许多不朽名作为世人传颂的诗人，其身后竟落到如此地步，令人不胜伤感。回来以后，曾写有《邓尉访吴梅村墓》一诗……”朱则杰先生对于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身后的凄凉，抒发了自己的同情之感，甚至还为此专门作诗一首。由此可见，朱则杰先生的考证著述不仅充满着科学性和思辨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情感性与审美性。他将个人情感适当地融入考证之中，这也将原本冰冷的考证文字变得更加有温度，这种温度也体现着学术的力量。
《清诗考证》不仅仅局限于考证结果的直观展示，对于一些具有鉴赏价值的作品，作者还会进行欣赏，从而使这部考证作品有了审美性。在第三辑五二《李良年（寄耕客）标题及其他》中对于《寄耕客》的第一首进行了简要鉴赏，“这首诗的突出特点，就是抓住两人所在地理上的关系，用推进一层的写法，既曲折地流露出自己的思乡之情，更直接地表达了作为一个哥哥对弟弟的深切关怀。而如果撇开兄弟这个特定的对象，以末句的‘有人’泛指其他，那么诗的内涵还将更广，更耐人寻味”。这里便是将诗文鉴赏与学术考证紧密结合，虽是考证，但寓文献鉴赏于考证之中，加入对清诗的个性化评论。既使读者意识到作品的价值所在，又使得考证文字具有了审美性。
作为一部考证专著，全著作体现了文献考证与学术思辨的紧密结合，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同时，又将文学鉴赏和情感表达在行文中体现出来，这便使得文献考证成果的呈现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又有了生动性。如此一来，本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不言而喻。圈
①朱则杰：《清诗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朱则杰.清诗考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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