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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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就业问题尤为重要，也尤受国家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农民工就业形式与趋势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面临一系列约束，通过梳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了探讨。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着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重点关注的内容。其中，农民工就业问题尤为重要，也尤受国家重视。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2016年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四化”孕育巨大发展潜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双创”催生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为促进就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内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促进就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劳动者素质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等问题凸显（国发[2017]10号）。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传统产业面临着资源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挑战，如何帮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农民工找到新的职业发展方向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供给侧改革下农民工就业形势与趋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理论内涵，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而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做好“转型、创新和改革”方面的工作（冯志峰，2016）。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同阶段，我国就业面临着不同的转换特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我国就业形势面临着新增就业岗位减少、落后产业职工转移、对专业型创新型人才需求增加、新型就业人群增加等一系列变化（刘昌平，2016）。未来决定国家发展质态的根本解释变量是优质高效的产出供给能力，未来的发展崛起之路在于尽快彻底放弃对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理念认同、制度偏好及路径依赖，转而奉行主要依靠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创新知识增长来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俞宪忠，2016）。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重心转到稳定经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上。在面临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民工就业难和城市用人单位用工荒的矛盾以及农民工结构性失业与新兴产业人才短缺的矛盾逐渐突出，农民工就业问题成为摆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难题（张敏，2016）。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加大了各部门的失业风险;同时也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需求已逐渐向第三产业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转移，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的行业有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高翔，等，2016;葛晓巍，2014）。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2017年中央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后，各地都在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格局，激发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热情，在各种政策的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成为热点和趋势（姚韩钰，等，2019）。
　　2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供给侧改革引发大量转岗就业问题，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劳动力成本上升抑制用工需求和就业质量不高等（李长安，2016）。不同生产方式对应的就业变化驱动因素贡献是有区别的，其中加工贸易生产比重高的技术密集型部门，进口投入是就业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分配结构的调整和部门结构的变化都对就业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田开兰，等，2018）。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会对就业产生显著影响，消费升级会对就业数量产生轻微的不利影响，但有助于我国就业质量的改善;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对就业数量的增加和就业质量的改善都产生积极的影响，且对就业质量改善的影响力度更大（王军，等，2018）。另外，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就业转型面临着土地制度的约束，主要是政府政策文件的权益约束、农地经营承包权的约束、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约束和农地抵押与担保权的法律间冲突（刘奇勇，等，2018）。
　　务工距离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正U型”曲线关系，务工在本县范围内，务工距离增加会引起就业质量下降，引起工资水平上升、工作时间缩减，并无益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及工作福利获取;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李中建，2017）。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情况总体上还面临高房价与低收入的“两难”困境，使新生代农民工“望楼兴叹”而影响就业转型（林永民，2018）。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还需要逐步落实。另外，租住集体宿舍比租住廉租房、私人出租房的农民工更易发生住房困难，代际差异也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困难（张黎莉，2019）。
　　另外，资料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但只有3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不少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难度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有待提高（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归根结底是能有效地融入到城镇中，共享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成果。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共享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城乡户口待遇差别大、土地收益的权利不平等、劳动与就业市场不平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匮乏等。他们普遍有着利益诉求、情感訴求、发展诉求和认同诉求（史向军，等，2018）。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京津冀地区的调查显示，大龄、男性、北京户籍、已婚、尚无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较大，创业环境、创业者的能力素质对返乡创业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彭莹莹，2019）。
　　3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特点及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刘传江，20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就业为主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二是以城市就业为主的“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三是当前的“离土不返乡，进城又留城”阶段（刘长全，等，2019）。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就业质量低下，大都就职于低层次的劳动岗位，工资收入偏低、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水平低、职业发展机会缺失、工作稳定性差（张卫枚，2013）。调查发现，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呈现地域渐近化、职业稳定化、就业脱农化及途径自力化等新特征，年龄、性别、家庭人口、职业技能、承包地、病残情况、社会环境、地域政策等是影响新时期农民工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张文洲，2016）。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职业流动频繁、工作时间超时、收入水平偏低、上下级关系偏紧等问题（曹科岩，2017）。就业包括就业数量、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三个方面。“十二五”规划以来就业质量成为民生的热词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赖德胜，2017）。目前我国就业质量总体偏低，各地区就业质量差异较大，但就业质量无论是总体差距，还是组内差距、组间差距，整体上都是逐年递减的趋势（孔微巍，2017）。
　　4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钞小静，等，2014）。年龄、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接受培训时间四方面要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的实现影响显著，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越高、拥有技能水平越高、接受职业培训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就业转型实现比例越高（张洪霞，等，2015）。培训经历、培训收费、培训政策、户籍也对新生代技能人才培训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为了更好地实现新生代技能人才培训，应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新生代技能人才培育平台，开发有利于平台建设和发展的运行机制，保证平台的高效运转（李琳，2018）。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着“认知存在误区、继续教育资源配置匮乏、培训方式单一”等问题，应通过拓展有效的继续教育组织形式、扩展丰富的继续教育内容、构建双元化的继续教育模式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尚国亮，2017）。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开发与培训也存在着“运行机制不够完善、保障机制不够全面、激励机制不够有效”等问题，应科学设计供给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唐羚，2018）。识别出农民工就业能力的主要构成因素，构建出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模型，尝试为农民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期间提升就业能力提出可行性建议（刘会新，2017）。
　　5 政策促进就业角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民工政策经历了三次转变，分别是控制（1978—1991）、管理（1992—2005）、服务（2006—2017），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徐增阳，2019）。农民工政策的转变也是一个松紧交替、由堵到疏、由严到宽、再到和谐的过程，这是由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长期性和农民工政策转型的多变性共同决定的（朱明，2011）。
　　在供给侧改革下，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心是稳定经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就业难和用工荒矛盾、农民工结构性失业与新兴产业人才短缺的矛盾逐渐突出。国家应通过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完善就业政策制度、强化农民工自身素质、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等系列措施，来配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张敏，2016）。新生代农民工在共享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包括城乡户口待遇差别大、土地收益的权利不平等、劳动与就业市场不平等、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匮乏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共享城市发展，应在培训、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剥离户籍利益、完善就业制度方面做出努力，以求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加财产性收益、促进市民化、保障平等获得劳动报酬（史向军，2018）。中央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总体部署主要包括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增加财产性收入为目标，切实保护农业转移人口的“三权”。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亟待解决子女入学、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四大问题（成秋英，2019）。应通过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民工方言技能培养等方式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流，在社会网络关系层面加强互动，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朱平利，2019）。农民工转型上面临农民工规模大、转型成本高、存在转型偏见和认识误区、制度约束和政策障碍及自身转型意愿和能力不足等困难，但也存在进城落户政策放松、逐渐占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强、居家进城农民工数量增多、城市吸纳人口潜力大、财政能力增强等机遇。应当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改革，加快推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城市市民和城市主人转型（徐诺金，2018）。
　　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应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格局，全面激发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热情，创造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加快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催生民生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和谐稳定新功能（姚韩钰，2019）。
　　6 文献述评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6.1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通过以上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后，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及转型等相关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已经在不同视角、多个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基于供给侧改革大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转型的研究仍比较少。主要原因是虽然“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直至中央领导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方引发多方热议。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需要正确認识和把握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讨如何制定科学的农民工政策。 　　6.2 未来的研究方向
　　6.2.1 系统性研究。因经济、距离、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要素流动的原因以及影响是十分复杂的，阶段性特点十分明显。应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结合我国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的指引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创新制度安排。
　　6.2.2 新生代农民工的保障与发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获得与均等公共服务。归属感与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紧密相关的，涉及到农民工平等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的保障机制，是农民工自由流动、安居乐业首要的环境因素。目前，我国多个省份全面取消农业户口，消除身份差异，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工“容得进城市”。同时，取消农业户口不影响集体土地承包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村集体经济分配权，也使农民工“回得去乡村”。
　　6.2.3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扶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但农民工创业还普遍存在资金、能力、社会资源不足等困难，必须凝聚政府、社会、农民工自身三方的力量，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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