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丕散文中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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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梅
摘 要：曹丕散文数量众多，具有文学价值的主要是书、论两类，这其中不少篇章都体现出他的生命意识。文章首先论述文学中的生命意识，再结合曹丕的具体作品来看他散文中生命意识的来源和具体表现。
关键词：曹丕;散文;生命意识
曹丕散文众体兼备，内容涉及面广且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拓展，具有文学价值的主要是书、论两类，前者以《与吴质书》三笺为代表，情感充沛、文采斐然，后者以《典论·论文》为代表，开我国文学理论批评之先河。前代学者研究曹丕散文成果颇丰，也关注到了其散文中有关生命的思考，今拟从文学中的生命意识入手，剖析生命意识的内涵，再以曹丕具体散文作品为例，论述其散文中生命意识的来源与表现。
一、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指每一个现存的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自觉认识，其中包括生存意识、安全意识和死亡意识等，简单来说，人活一世，少不了对生命的追问，并最终在追问中形成自己对生命起源、生存价值和死后去向的看法。作家将个人的生命意识经过文学的手法提炼之后便形成了文学中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可以深入人心，使作者与读者进行灵魂上的交流，因此它是文学作品的核心主题，也使文学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审美感。
文学的生命意识最早萌芽于《诗经·唐风》中的两篇：《蟋蟀》和《山有枢》，这两篇诗歌都表现出了作家对生命和时间问题的关注，并主张及时行乐，现举《蟋蟀》一章：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诗人将蟋蟀从野外迁到屋内，天气转凉，时至岁暮联想到时光易逝，并劝诫人们当及时行乐但又不可荒淫无度，可谓集感物、惜时、述怀于一体。汉末《古诗十九首》受其影响较大，“他们以一种反传统、反主流的文化品格和姿态来表现对自我个体生命意识的追求、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忧患中的进取精神和对生与死的深沉的思考”，具体表现为“游子”和“思妇”两大主体。曹丕对生命的感悟较前代文学而言更趋复杂，除生死问题之外，还表现出对生存环境的恶劣性、人生的有限性、生命的偶然性和脆弱性等多方面的认识，尤其是他提倡通过著书立说使得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突破时间的束缚，从而实现个人价值的永恒性。从这一角度而言，曹丕之后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这种文学自觉意识推动的结果，直接或间接地表现生命意识，无论将其作为题材、主题，还是作为指导思想、立意动机，历代都不乏此类意识和精神的作品。诸如大量的咏史诗，在感叹历史事件变迁和历史人物命运的起伏，以至改朝换代的兴衰存亡时都充溢着明确的生命意识。
二、生命意识的来源
曹丕的散文数量众多，具有文学价值的主要是书、论两类，这其中有不少篇章都体现了他对生命的自觉认识。这种认识的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种：外部环境和个人性格。
首先来看曹丕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汉魏六朝时期，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呈现出的生命意识进入尖锐化阶段，这主要与这一时期的文人遭际有关。一方面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如此一来生命安全便得不到保障，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和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文人们对有限时间的恐惧和哀愁深感于心，可以说建安文人的觉醒是裹挟在血腥的现实中的。在这种环境下，曹丕作为一个自小在戎旅环境中生长的文人，对战乱生死之事的体验可谓感同身受，因此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在其诗文作品中频繁出现。
此外，父亲曹操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曹操的大量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对时间的珍惜和对生命的豁达，如《龟虽寿》《蒿里行》等，曹丕自己也说到，“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除了跟从父亲出征之外，他还在父亲的影响下阅读诗书文籍，“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曹丕是在曹操的教导中成长的，他的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其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在作品中也表现为对时间和生命的感叹。除此之外，“建安七子”对曹丕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有很深的影响，如陈琳《游览诗》中的“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王粲的《七哀诗》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徐干的《室思诗·其二》中“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曹丕对“建安七子”何等推崇，又于南皮与其中五子宴饮谈诗，交往密切，他们对曹丕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不容忽视。
其次，曹丕复杂多情的性格也是其散文中生命意识的重要来源。作为权力的中心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曹丕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有着与常人不同的复杂性格。他的多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珍视亲情和重视友情。前者主要表现在他与曹操的父子之情，曹操对他言传身教，带他出征，甚至为他除去夺嫡路上的“绊脚石”，同样曹丕对其父也是十分地崇仰和敬爱。在父亲去世后，曹丕发出“矧乃小子，夙遭不造。茕茕在疚，呜呼皇考，产我曷晚，弃我曷早”的悲痛之音。后者主要表现为与“建安七子”和吴质等人的友情。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疫病夺去了“建安七子”中应玚、刘桢、徐干、陈琳的生命，于是有了“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等語，可见他们的离开对曹丕的打击很大。
三、生命意识的表现
曹丕散文中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
曹丕的死亡意识大多体现在他对过去美好时光和对故去朋友的怀念之中，尤以《与吴质书》三笺为代表。他在信中写道：“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筝顺耳······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这一段曹丕怀念了与友人南皮之游逍遥快活的日子，当时与吴质可谓终日形影不离，感情甚笃，如今却“节同时异”“物是人非”，而此时好友阮瑀离开人世已有三年，过往的美好在如今想来却是更添忧愁。又如：“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成鬼录。”与上次书信仅隔三年，但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瘟疫带走了徐干、应玚、陈琳和刘桢四人，“建安七子”已悉数零落，相对于与吴质的暂时分别，曹丕与徐、陈、应、刘则是永别。死亡是每个生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也是生命意识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也为曹丕的散文笼罩了一层浓厚的悲剧氛围。 魏晋时代是一次生命意识的觉醒，魏晋人看待死亡的方式和现代人大不相同，他们大都能够勇敢地直视死亡。“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曹丕由友人的离去念及自身，试看《又与吴质书》中一段：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朋友的死去，自己的年岁渐长，都使他对人生产生了忧虑，以至终夜难以成眠，可是这种焦虑并非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目前人生状态的不满，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少壮真当努力”。死亡没有让曹丕退却，反而讓他更加想要把握时光、珍惜生命、及时行乐，他推人及己，有着直面死亡的精神。
生存意识不仅仅指个人对于当时生命续存的愿望，还包括他自觉地做出想要超越有限生命的行为。自秦以来，帝王们通过求仙、炼丹等方式想要长生不老，对于这一行为，曹丕在《典论·论方术》中予以批判：“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企图用道术延续生命简直是愚谬至极。正如上文所说，他明白每个生命都逃脱不了消失的命运，也拥有直面死亡的精神，那么他是如何做的呢？他认为要将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以文章的方式延续下来。他对文学的看法集中体现在《典论·论文》中，现引其最后一段以作分析：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段话是“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现，曹丕首先肯定了文章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年龄寿命不同，也与荣誉享乐有别，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毁灭，文章具有当下和永恒的功能，作家只要将自己的思想诉诸于笔端，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能使自己声名流传于后世。其次曹丕还强调要珍惜时间，不能沉湎于眼前的困苦或安逸，应当向古人学习，抓紧每一寸光阴来实现立言的理想。这既是曹丕对文章的看法，也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勉励，想要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扬名后世，这一点还体现在《与王朗书》中：“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他认识到自己始终是个普通人，要经历生老病死，但要使自己“不朽”也是有办法的，那便是“立德扬名”和“著篇籍”，以“成一家之言”，突破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达到精神的无限性。
综上所述，生命意识是文学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自《诗经》始，作家或多或少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生存、死亡、安全以及时间的思考。曹丕的生命意识主要来源于其所处时代、环境以及他复杂多情的性格，表现于散文作品中便是强烈的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虽感叹时光飞逝，生命短暂，但依然拥有直面死亡之精神，想要通过立德、著书扬名于后世。从历史小说留给后人的印象来看，曹丕是一个心胸狭窄、善于权术的政治家，但反观其文学作品，他又是个情感细腻、具有悲悯情怀的文人，叶嘉莹先生曾说，“曹丕是一个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人”，从其散文作品中足以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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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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