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年代》中纽兰·阿切尔的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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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21年荣获普利策奖的《纯真年代》为伊迪丝·华顿赢得了文坛的青睐。本文以伊迪丝·华顿的小说《纯真年代》中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为分析对象，结合福柯提出的越界理论，通过分析阿切尔心理、言语和动作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并将其置身于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中进行关照，探讨了一个“真实”的阿切尔。
　　关键词：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 纽兰·阿切尔 越界
　　一、引言
　　伊迪丝·华顿（ Edith Wharton.1862-1937）是19世紀末20年代初美国社会世态小说的杰出代表作家之一，她对于当时受到冲击的纽约上流社会有着锐利的眼光和美学的敏感。她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时代风貌，表现了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其中，《纯真年代》就是这样的作品之一。《纯真年代》发表于1920年，被公认为是华顿最受关注和青睐的作品之一。也正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华顿在1921年成为第一位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的女性作家。作者将小说的背景设定为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纽约上流社会，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们命运的影响。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与女主人公梅·韦兰都出身于纽约上流社会，他俩的婚约被公认为是当时理想的联姻方式，是当时社会制度下的完美产物。与此同时，梅的表姐埃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为了摆脱不幸的婚姻从欧洲回到了纽约，并想要离婚。阿切尔与埃伦在接触中逐渐萌生情意，他几次背着梅去见埃伦并与她交心深谈，甚至萌生了和埃伦私奔到欧洲去过他们所向往的美好自由生活的念头，但最终由于梅的怀孕而回归到现实社会中。国内学者对《纯真年代》中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的剖析主要从自然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学、伦理学、解构主义等角度展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双重性格——小说（纯真年代）纽兰·阿切尔形象再解读》（李梅菊，2015）和《“纯真”年代中禁锢的自我——从荣格人格理论视角分析纽兰·阿切尔》（王盼盼，2018）。也有一些学者对纽兰·阿切尔在心理和言行上的逾越行为进行了梳理，但没有做深入分析。为此，笔者将从越界的角度，在阐释男主人公超越了自我而表现出本我的基础上，进而揭示老纽约社会的传统道德准则对于个人意志和梦想的压制以及其因循守旧、世故圆滑和虚情假意的本质。
　　二、越界的概念
　　1963年，福柯发表在《批评》（Critique）杂志上的文章《越界序言》（Preface to Transgression）第一次将越界（ transgression）作为理论术语提出。福柯认为：“越界并非试图反对什么，也并非为了达到目的通过嘲讽或是挫伤事物根基的牢固性;它也不会完全颠倒是非，超越看不见无法逾越的界限进入熠熠发光的空间。越界同样不会在二分的世界（伦理世界）中引发混乱，更不会追求战胜界限（思辨或崭新世界）的胜利;相反，正因如此，越界的作用是为了丈量从界限的中心位置开始向外延伸的距离，并追踪引发界限问题的闪电的痕迹。”在福柯看来，“越界的存在不仅纯粹而且复杂”，因为越界不是简单的跨越边界，它与边界息息相关，是一条狭窄而又若隐若现的道路。关于界限与越界之间的关系，福柯比喻为如同闪电与黑夜一样，闪电因黑夜而突显光亮，同样黑夜也因闪电而更加浓重。“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螺旋上升的形式，任意一方都不会消失殆尽。”越界一词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只有在逾越界限时，界限本身才得以彰显，而且界限在跨越之前是隐形的，只有当越界行为发生时才得以彰显出来。越界也并非单纯的跨越，而是不断重复的实践性跨越。福柯将理性思辨的精神纳入越界的内涵中，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考维度。
　　在《纯真年代》中，所谓的“界限”就是当时纽约上流社会一直以来固守的传统、伦理、规约和习俗。华顿把纽约上流社会比喻成一座金字塔：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拥有大量财富却没有贵族血统的阶层，中间是一些富有且有一定名望的阶层，处于塔尖的则是真正拥有贵族血统的阶层。这里的贵族仅仅是拥有贵族倾向的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人士或者绅士阶层。他们不是有权有势的商人或者政客，但他们与这些人通常有着血缘或者婚姻关系，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和经济来源，大多信奉英国国教。祖辈长期积累下的资本仍然允许他们不必苦心经营自己的财富，因此，他们不必有自己的事业或者工作;而另一方面，他们保守、疏离的气质，富有贵族倾向的举止、抱负和爱好又使得他们摆脱了职业商人和政治领袖的身份和地位，成为拥有一定财富和权力却不能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走向的特殊群体。他们受新英格兰传统的影响，崇尚体面的生活、良好的品行与趣味，尊重个人精神，维护社会秩序，认为个人的行为应当符合其社会角色，他们在精心地维护与恪守着老纽约的传统社会秩序。
　　这就是男主人公纽兰·阿切尔的生存环境，他的道德、伦理、礼仪及日常行为举止时时刻刻要受到传统习俗的约束和牵制。伊迪丝·华顿以此为创作背景，在《纯真年代》中以类似于记录的手法详细地对男主人公进行了刻画，细致地描写他的生活，剖析他的心理，表现了他的观念冲撞和命运沉浮，为我们提供一幅生动形象的画卷。虽然纽兰·阿切尔一直貌似恪守已经深入骨髓的老纽约传统，但在再见到埃伦后使得隐形的界限在他的越界行为中发生了位移，为重构身份界定演绎出了悲壮的一幕。
　　三、纽兰·阿切尔的本我与自我之间的越界
　　在小说的一开始，阿切尔向人们呈现的是一个“老纽约”社会标准的“绅士”形象：听歌剧时，他故意迟到，因为“在大都市里听歌剧早就是‘不合宜’的。而是否‘合宜’，在纽兰-阿切尔时代的纽约，其意义就像几千年前支配了他祖先命运的不可思议的图腾恐惧一样重要”。而且，在出席社交场合之前，他会“用两把带有蓝瓷漆姓名缩写的银背刷子分开他的头发，纽扣洞里得插一朵花（最好是栀子花）”。从这些描写可以洞察，阿切尔完全是在遵循着“老纽约”的社会秩序，他被这一无形权力所造就和生产，呈现出的是他的“自我（ ego）”形象。“自我”代表的是理性，它感受外界影响，满足本能要求，按“现实原则”活动。对于阿切尔而言，当时的社会制度就是他语言和行动的准绳，是“绅士”所不能逾越的界限，“在那里，人们从来不说，不做，甚至也不想任何实实在在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只是用一套任意的符号来表示”。阿切尔正是这台社会大机器所生产的标件之一，他是纽约上流社会模范贵族青年的代表。而他与梅·韦兰的联姻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两个名门望族间的结合，是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联姻方式，是当时社会秩序下的标准产物之一。 　　但是，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洞悉，阿切尔其实很不愿意承认自己与他的同类们没什么两样，他“觉得自己比老纽约上流阶层这些精选的典型明显要高一筹：他比这帮人中任何一位大概都要读得多、思考得多，并且也见识得多”。同时，他也绝不希望未来的纽兰·阿切尔太太是个无知的人，他要让她（通过他启蒙式的朝夕陪伴）养成一种圆滑的社交能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能与那些最有名气的、年轻的已婚女士拥有平等的地位。这些细腻的心理活动的描写，都可以体现出阿切尔对陈腐的贵族生活的厌恶以及一个自视清高、真实的、“本我”的阿切尔的存在。“本我”又称伊德（id），完全是人的无意识状态，基本上由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阿切尔的“本我”遵循的是自己内心的意愿，他意欲冲破当时社会的传统和规约去释放长久以来压抑的欲望。这时的阿切尔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已经逾越了社会道德和风俗的要求，是对理性的抗争和僭越，是一个已经越界的自我。
　　四、纽兰·阿切尔对传统婚姻和伦理道德的越界
　　梅·韦兰的表姐埃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出现，唤醒了阿切尔内心深处的本我，他内心追求的实际上是自由浪漫的爱情。而他之前对韦兰及他们婚后生活的种种憧憬也逐渐地破灭了，“他发现自己的婚姻变得跟周围大部分人完全相同：一种由一方的愚昧与另一方的虚伪结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乏味的联盟”。阿切尔此时想要做的是摆脱并跨越传统婚姻这一界限。
　　女主人公埃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是华顿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位特别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形象：她代表着当时欧洲的先进文明和自由思想。她虽生于美国上流社会，但在法国长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受到了欧洲先进文明的熏陶和影响。因此，她思想成熟，见解独到，勇于追求个人自由，身上有叛逆的气息，而这些与当时封闭而沉闷的老纽约上流社会所遵循的道德规则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她本身就是纽约上流社会中的“他者”，是有别于小说中其他所有人物形象的存在。她与众不同的风韵很快吸引了思想活跃的纽兰·阿切尔，她身上的异质让阿切尔为之着迷。埃伦就是一个外在的刺激物，她的出现，很快激活了阿切尔本体存在的、对老纽约上流社会的反感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也使他对自己所处环境的闭塞和婚姻的机械性愈发感到厌恶，唤醒了他处于休眠状态的感情，这是阿切尔追求和实现内心深处所渴望的自由、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抵制传统社会价值观、实现真正本我的一个契机。在埃伦无拘无束、散漫自由的个性的影响下，阿切尔发现了自己人格中另一个叛逆的、排斥超验性的、渴望自由的本我。本我是生理的、本能的、感性的、无意识的存在，是非理性的和缺乏逻辑性的，只贪图一时的满足而无视自身的社会价值。在之前的故事情节中，阿切尔对梅·韦兰产生的反感甚至厌恶之情，也正是他人格中代表着原始欲望的、非理性的本我与有着强大的、无形的约束力的传统礼教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的表现。
　　当阿切尔在婚前第一次受埃伦之邀去她家时，虽然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自由人”，是有婚约之人;但他又觉得拜访埃伦是在按照未婚妻的意愿行事，因为梅特别希望他可以善待她的表姐。所以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只要自己乐意，他完全可以去拜访埃伦，而无须事先告诉梅。而且当阿切尔与埃伦的谈话到达高潮之时，他竟然由于自己的忘情而两次直呼埃伦的名字，“他刚才居然叫她‘埃伦’，而且叫了两次……他觉得心头滚烫……”初访埃伦，接受过良好家族教育的阿切尔深切地明白，一个已有婚约的男子是不应该独自去赴约一位已婚太太的，他更明白三人间的伦理关系，但是，“阿切尔的好奇心却超过了窘迫。屋子里的气氛是他从未体验过的，这种差异非常之大，以致他的局促不安已为冒险精神所取代”。这些对阿切尔心理、语言及行为的细腻描写，一开始就向读者隐晦地展现了一个想要冲破当时社会传统伦理与习俗的本我的阿切尔形象，是一个即将解锁自我、逾越伦理道德、越界的阿切尔。
　　阿切尔和埃伦的第三次见面是在庄园主的住宅里，这次的见面情景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或者如华顿更具诗意的表达，“处在心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这次的见面，俩人的感情交流接近直白，激情的斗争也近乎高潮，虽然阿切尔逐渐领悟到埃伦这些话对他具有致命的诱惑性，却力图去阻止自己所有的这些感受，这时的他已经忘却了自己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和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完全处于一种迷失的自我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完全是一种本我状态。阿切尔甚至想着：“假如那种事情要发生，就让它这样发生好了。”在强烈的原始欲望的驱动下，他甚至出现了幻觉，“阿切尔想象着——几乎是听见——她从后面悄悄走上来，要伸开轻盈的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这是一种想要逃离现实、逾越当时纽约社交界的幻想，透露出阿切尔内心真实的渴望。这个情节恰当地说明了文本中人物表层的平稳与深层的无序状态之间的融合，也能说明阿切尔在幻想的同时又对个人自由发表意见。这幢别墅本身也为主人公的越界提供了条件：对于两个迷失自我的主人公而言，别墅变成了童话故事中才有的姜黄色的小屋（代表着独处和逃离现实），它看起来“就像是魔术师变出来迎接他们的”，相信会有“奇迹”发生：他们将在一起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束缚而编织出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爱情童话。
　　婚后，阿切尔越来越发现他与梅在许多事情上的不合拍，对自己所生存的现实生活，他懷着一种与日俱增的虚幻感和缺憾感，沉闷而单调的婚姻生活更加唤醒了他珍藏心底的对埃伦的爱慕与思念，每日都在期盼与埃伦相见中度过。当外婆中风事件将埃伦从华盛顿召回时，阿切尔自告奋勇去接站。他焦急地想要与埃伦谈一谈他们对未来的打算，幻想着与埃伦逃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地方去，但遭到了埃伦的拒绝。之后，越来越烦躁的阿切尔甚至凶残地想道：“假若是她（梅）死了又会怎样？假若她快要死了——不久就死——从而使他获得自由！站在这间熟悉的、暖融融的屋子里看着她，盼着她死，这种感觉是那样奇怪、诱人，那样不可抗拒。”此时此刻的阿切尔逾越的不仅仅是道德伦理的界限，更是逾越了人性的界限。婚后两人的每次见面，都是阿切尔伦理观中“爱”的升华，是两人心灵的交融，是阿切尔真正的本我的外在呈现，是一个已经逾越伦理道德、社会规约、非理性的阿切尔。
　　五、结语
　　虽然，由于受到当时社会道德秩序的约束和制约，阿切尔最终没有与埃伦收获自由的爱情。但在文本的大部分篇幅中，阿切尔是一个处于不断崩溃的过程中的主体，而之所以会崩溃，就是本我和自我的斗争结果，抑或是社会角色与真正本我之间协调的结果。诚然，受当时纽约社交界的限制，阿切尔的“越界”以失败告终，但也向读者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当时的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变，人们的情绪需要被释放，阿切尔即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参考文献：
　　[1]福柯.神圣与越界[M].王楠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2]伊迪丝·华顿.纯真年代[M].赵兴国，赵玲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关心下一代“十三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原创教学模式“对分课堂”教学实践研究》之子课题“对分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生态课堂构建研究”（子课题编号：GGWEDU016-G0153）
　　作者：李桂萍，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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