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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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培友
[摘 要]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关键词] 邵雍 “击壤体” 哲理诗 范型
[中图分类号]I207.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1-0067-11
治中国文学史者大都公认，宋代诗歌发展至仁宗朝，士人诗文初步具备了迥异于唐的文学风貌。这一判断的主要论据是，苏轼认为宋初七十余年“斯文终有愧于古”[1]852，而《宋史》则强调：“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2]12997再有，欧阳修以独到的诗歌主张及创作实绩，并得梅尧臣、苏舜钦为羽翼相号召，宋诗初步具有了独立的面目。这是为文史学家基本公认的传统看法。实际上，这一看法是有些问题的：其一，上述认识，均来自宋代“文章之士”的判断，而作为党争倾轧严重的朝代，宋代“文章之士”对理学家群体总的倾向是排斥的，因此，理学家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文学史地位问题，当然被这些文章之士有意无意地疏离或者屏蔽;其二，大多数理学家秉持“文以载道”或者“文以害道”的文学功用观，如果说他们重视文学的话，那么，大多数理学家也是试图通过“因诗求道”，以实现心性存养为目的而非探讨诗歌艺术境界或者艺术技巧等为目的。由此，大多数理学家对于“诗”之“统”或者“诗”之本质等，并不关注。这样，必然造成了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在“诗”之“统”系中，一些诗歌很有影响、诗歌造诣非凡的理学家，往往在诗歌发展的谱系序列中，并不知名甚至根本就不在这一日趋固定了的诗歌谱系之中。
上述所言之情形，于邵雍表现得非常明显。邵雍出生年与欧阳修相同，都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而邵雍卒于熙宁十年（1077年），较之欧阳修晚了五年。其诗歌为当世及南宋的诸多诗人尤其是理学家诗人所推崇，特别是对元、明、清人影响极大。作为诗体而言，除了寥寥的几部诗话谈及宋代存在“击壤体”以外，在诗论、文论等文献上，我们看不到更多的记录。显然，对邵雍“击壤体”的探讨，关系到我们对宋代理学诗的范型问题的探讨，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宋代诗歌的基本风貌。
一 、“击壤体”及其诗派的历史存在
从诗论、诗话類文献来看，作为诗体的“击壤体”，在南宋晚期已经为人所公认了。严羽《沧浪集》卷一“诗体”言及：“以人论则有……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3]33稍后，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用了严羽的这一段话。这说明，严羽关于邵雍“邵康节体”的判断，得到了诗论家的认可。不过，严格说来，人们对于邵雍“击壤体”具有独特性的认识，要比严羽提出“康节体”早得多。尽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尚未把邵雍的“击壤体”视同为理学诗的基本范型，但是，也正是在漫长的学习、模仿邵雍诗歌的历史进程中，邵雍的“击壤体”才逐渐被认同进而被确认为理学诗的基本范型和创作范式的。
在邵雍生前，邵雍与他人相互“和诗”诸作之中，玩物、爱闲、天真、乐意、生生不已之意等诗歌主题，得到广泛重视。这说明，邵雍诗作的这些特征被时人普遍认同而得到推重。如熙宁七年，李君锡有诗《奉别尧夫先生……聊书代谢》，邵雍奉和《和大尹李君锡龙图留别诗》，司马光有诗相和《走笔和君锡尧夫》，在这三首诗中，诗人反复提及春和景明、繁华美景，于生生不已之中含有对邵雍“忘机”“隐世”的赞美。从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诗可见，诸人对邵雍安于闲适、乐于玩物、自适德性等给予高度的评价。而邵雍诗的“切理”“达理”等特征，也逐渐为宋人所推重。对此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多有记载。《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卒于1170年，《 溪诗话》作者黄彻卒于1168年。《韵语阳秋》作者葛立方卒于1165年。显见至迟在南宋宋高宗末年，宋人已经对邵雍诗作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阮阅在《诗话总龟后集·达理门》中，收录邵雍多首诗作。如：
康节《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不似世人忙里老，生来（平）未始得开颜。”《身心（自余）吟》：“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同上卷一九）康节《无忧吟》：“人生长有两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或向利中穷力取，或于名上尽心求。多思惟恐晚得手，未老已闻先白头。我有何功居彼上，其间攘（掉）臂独无忧。”（《击壤集》卷一三）[4]36-37
或问邵尧夫云：“谁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画前有《易》何以见？”曰：“画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发明者言之，未有画前尽（盖）可见也。”如云：“神农氏之耒耜盖取诸《益》……此理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故通变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则非画前元有《易》乎？”[4]39
上述数条文献，都提及邵雍诗作具有“达理”的特征。而《诗话总龟后集》具备“以类相从”的编纂特征，基本上可算是《苕溪渔隐丛话》《 溪诗话》《韵语阳秋》三书的杂凑[4]前言。可见，南宋初中期，人们对于邵雍诗歌特征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一致。在邵雍诗作后，该书同时选取了张载、张栻等人的诗作。如：
张敬夫《元日》诗：“古史书元意义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初无欠，正本端原万善生。”（《南轩集》卷七）
张横《渠圣心》诗：“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横渠集》文集）
五峰胡广仲诗：“幽人偏爱青山好，未（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山更好。”[4]40-41
上述诗作，均附于邵雍诗篇之后。这说明，阮阅认为，正是由于邵雍开启了宋代这一类诗歌的源头。此亦从《郡斋读书志》透露出相关讯息。《郡斋读书志》成书于南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1180—1187年），已经注意到了邵雍“击壤体”的特征。晁公武在《邵尧夫击壤集》条下记：“歌诗盖其余事，亦颇切理。”[5]1041这说明，南宋前中期开始，人们已经认识到，作为“达理”“切理”等特征的诗作，邵雍是其源头和范型，后来诸人都是在学习、模仿邵雍诗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这一类的诗歌写作范式。 自南宋中期开始，宋人学习邵雍诗作的文献记载逐渐多了起来。如陈普《学诗》有句：“未能动地惊天句，且诵吟风弄月篇。击坏莫抛康节集，煎胶可续上林弦。”[6]43757诗篇述及在吟咏邵雍诗作之时，往往击节叹赏以至于把邵雍《击壤集》弄坏了。也有人在阅读、学习邵雍诗作之时，有感而发作诗。如仇远有《昔康节先生题安乐窝诗中云……系之以诗》：“人生有至乐，主善以为师……何似安乐窝，受用尧夫诗。”[6]44168诗篇述及其读邵雍诗篇而联想作诗。又如方回有诗《丙申重九前后得今日都无病一句成十首》，其三云：“今日都无病，沉吟算此生……近时学康节，更敢竞时名。”[6]41778其尾联明确记载学习、摹写邵雍诗作。当然，一些学习邵雍诗作的诗人，往往在其诗作中取邵雍诗篇的名句而演化成为新诗。如刘黻《次酬胡编校赋竹屋》有句：“梧桐弄月思康节，枫柞吟秋忆履常。”[6]40721诗篇取邵雍诗作中的繁花“弄月”意象，而表达出推崇“生生不已”于日常日用中体悟、践履心性之道的意味。显然，上述诸诗，都可以从邵雍诗作中找到源头。
可见，邵雍的“击壤体”在宋末被标称为独具特色的诗歌体式，并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在流传日久、具备广泛诗坛影响力的基础上，诗论家有所总结而提出的。换句话说，是先有了“击壤体”的诗坛影响、诗坛传播，而后有了“击壤体”这一名称。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击壤体”自邵雍生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范式意义。在南宋前中期开始，“击壤体”逐渐为时人所关注，产生了学习和摹写的情形，作为诗歌范型的“击壤体”已经得到确立。而非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至南宋晚期，“击壤体”才成为诗歌范型。
而作为诗派，“击壤体”派却晚得多。较早的文献记载，在宋末才出现。宋末人吴渊在所作《鹤山集序》，以为宋代文运“亦无虑三变”。以杨亿、晏殊为一变，欧阳修、苏轼为再变，而将周敦颐以后直至南宋的理学派文风，统归为第三变。关于第三变，作为诗体的“击壤体”，吴渊对其兴起及流弊做了如下概括：“始也厌五季之萎尔而昆体出，渐归雅醇……已而濂溪周子出焉，其言重道德，而谓文之能艺焉耳，于是作《通书》……要以关世教、本立矣……由是先哲辈出，《易传》探天根，《西铭》见仁体，《通鉴》精纂述，《击壤》豪诗歌，论奏王、朱，而讲说吕、范，可谓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矣。后生接响，谓性外无余学，其弊至于志道忘艺，知有语录而无古今。始欲由精达粗，终焉本末俱舛……南渡后惟朱文公学贯理融……又未及而公与西山真公出焉。”[7]24宋代文运，有此三派固然基本正确，而以周敦颐、邵雍等引领的理学派发挥影响，确乎也在欧阳修、苏轼等之后，但把周敦颐、邵雍放于欧阳修、苏轼的“第二变”之后，实际上有些问题，因为，邵雍生年与欧阳修相同，周敦颐也只不过晚出生于欧阳修六年。无论如何，吴渊注意到了周敦颐、邵雍等理学家的诗文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这说明，在吴渊时代，“击壤体”及“击壤派”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而作为影响而言，“击壤体”派主要对元、明、清等三朝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二 、“击壤体”诗歌范型体现：诗作内容、主旨及形式
前述已有论及，邵雍同时代人以及宋人学习“击壤体”，多关注这一诗体具有的“达理”“闲适”“切理”“远名”主题，以及学习其“观物”“安乐”等性理特征。而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评价来看，元、明、清人学习“击壤体”的重点，则集中于“语录体”“涉理路”“不入格”等特征。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宋代陈著以及明代龚诩、曹端、岳正、郑文康、庄泉、罗钦顺、顾允成、元淮、朱升、汪循等人诗作风格、特征的评价，就透露出很多信息。在宋代陈著《本堂集》条下，四库馆臣曰：“惟其诗多沿《击壤集》派，文亦颇杂语录之体，不及周、楼、陆、杨之淹雅。”[8]1408则以“杂语录之体”为“击壤集”特征之一。在明薛瑄《薛文清集》下，四库馆臣引刘克庄评论：“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8]1486则以“语录、讲义之押韵”为“击壤体”特征之一。而论薛瑄之诗文，又以“无俚词”“兼涉理路”为评，则“击壤体”又有“具俚词”“涉理路”等特征。在明徐灿《徐阳溪集》条下，四库馆臣曰：“平生喜讲良知之学，故其文皆质俚，诗亦类《击壤集》派。”[8]1591说明“质俚”为“击壤体”特征之一。在明汪褆撰《檗庵集》条，四库馆臣曰：“其诗则全作《击壤集》体，不以声律论矣”[8]1607，说明“不以声律”为“击壤体”特征之一。又论明夏尚朴《东岩诗集》为：“多涉理语，近白沙、定山流派。集中《读击壤集》绝句云：‘……始信尧夫是我师。’”[8]1502夏尚朴学邵雍诗，故“涉理语”亦为“击壤体”特征。总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通过对元、明、清等三代诗人学习“击壤体”的总结，大致给我们指出了为宋代之后的诗人取法“击壤体”的基本理路，那就是，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后学者对于“击壤体”的研讨和模仿，是多方面的。从邵雍同时代直至清人，对于邵雍“击壤体”属性特征的认识，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由此而言，我们要对邵雍“击壤体”范型进行探讨，也必须从其题材内容、主题、志趣及表达方式、诗歌境界等方面来展开。
第一，“击壤体”的题材及内容非常丰富。从内容上看，邵雍“击壤体”包括咏史诗、咏物诗、闲适诗、哲理诗、咏怀诗等各种诗歌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咏史诗如《过陕》《过潼关》《宿华清宫》《题淮陰庙十首》《观七国吟》《观两汉吟》《观十六国吟》等诸篇，皆能与历史史实中提炼、阐明其有资于治政、史鉴之经验，颇有兴亡感慨。咏物诗如《盆池》《天津水声》《芳草长吟》等皆能于“物”中察知其德性所在，颇有理学意趣在其中。而其闲适诗、哲理诗、咏怀诗等，往往与其心性存养、德性理趣、礼乐教化、安乐闲适等理学思想相结合，成为邵雍诗作最具有特色的部分。
邵雍的“击壤体”，以书写日常日用的随适生活态度为重要内容，表达其安于闲适、隐逸生活，抒写其理学义理、旨趣。如邵雍的《林下局事吟》写了自己的晚年生活：“闲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承晓露看花，一事迎晚风观柳。一事对皓月吟诗，一事留佳宾饮酒。从事于兹二十年，欲求同列谁能否。”[6]4534可见，于游玩风景间吟诗唱酬，自适其乐，是其重要的生活内容。他往往于日常日用诗作之间，以理学的思理来审视平凡的生活事件，而得出含有深刻理学之“理”的诗歌主题。如其《伤足》：“灾由无妄得，为患固非深。乖已摄生理，贻亲忧虑心。乍然艰步履，偶尔阻登临。逾月方能出，难忘乐正箴。”[6]4471“伤足”本是人生常事，但邵雍以之于“得”“患”“生理”等相连，末句又提到乐正之箴言，这就把日常之事的诗篇书写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全身避祸、时刻惕惧等思想相联系，阐明了理学所强调的“生理”。其《游山二首》之二：“二室多好峰，三山多好云。看之不知倦，和气潜生神。一虑若动荡，万事从纷纭。人言无事贵，身为无事人。”[6]4472因观山景而及心性存养，引出修养心性的要诀乃是身心的定止。 邵雍“击壤体”于日常生活内容的诗篇中所表达出的理学思理和旨趣类型是比较多的。天机、隐逸闲适、心性存养、生生不已、乐意、尊德性、观物等常见的理学诗主题，都可以从邵雍的这一类内容的诗作中得以表达出来。如其《落花长吟》尾句“开谢形相戾，兴衰理一同。天机之浅者，未始免忡忡”[6]4507，为夏初花谢之时观景所得，表达出“四时节序，成功者去”的思想，所强调的是，于物衰物荣之际而反观自身，应不以盛衰而变易初心。而其《天津闲步》则表达出“不必奇功盖天下，闲居之乐自无穷”[6]4515的情怀。在邵雍的以书写其日常生活的诗篇中，经常看到“天津”“花”“园”“闲行”“林”等物象，说明其生活环境多在洛阳城。邵雍“击壤体”在书写其日常生活时，有不少诗篇内容充满了世俗烟火气。如其《答人见寄》有句：“鬓毛不患渐成霜，有托琴书子一双。既乏長才康盛世，无如高枕卧南窗。”[6]4483只是书写日常生活应酬，毫无诗歌之美可言。
邵雍的“击壤体”所抒写的“理”，既包括理学之性理、道德、道等，又包括自然、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还包括事物之“当然”之本体、功用、结构等规定性的属性特征，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比较而言，邵雍“击壤体”抒写理学之“理”，是“击壤体”最为引人注目的诗歌内容。因万事万物而“观”其“理”、抒写心性存养、表达“乐意”等为诗歌基本内容书写范围，从而为宋代“理学诗”确定了基本的内容框架。
“击壤体”所书写的“理学”之“理”，内容丰富。有的表达其“乐意”思想。邵雍在《击壤集序》提出了他的“三乐”思想：“人世之乐”“名教之乐”“观物之乐”。他认为，“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9]180，而“名教之乐固有万万”“观物之乐复有万万”。在邵雍看来，“名教之乐”“观物之乐”才是他所推崇的。比较而言，邵雍“击壤体”所言之“乐”，所指向的重心乃是心性定止的“德性”之“乐”。而邵雍的诗作之中，强调的是在保有内心定止的前提下的德性圆满无碍、和悦安适之“乐”。如其《龙门道中作》：“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尝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随时无定名。满目云山俱是乐，一毫荣辱不须惊。侯门见说深如海，三十年来掉臂行。”[6]4472诗篇言及世间万物皆可察明，宜随心所欲，定止其心，不入宦海，而不必计较于得失荣辱，在此人生境界中才可体会与天地万物打成一片的无物无我之乐。邵雍诗篇中，抒写“德性定止”而自适山水的“观物之乐”是常见的诗歌主题。如其《龙门石楼看伊川》：“数朝从欵走烟霞，纵意凭栏看物华。百尺楼台通鸟道，一川烟水属僧家。直须心逸方为乐，始信官荣未足夸。此景得游无事日，也宜知幸福无涯。”[6]4498此诗亦是表达心性定止而适意山水之乐。
以“德性之乐”为主题的诗作，又常常与体贴“生生不已”之“大化流行”相联系。如其诗《东轩消梅初开劝客酒二首》之二：“春色融融满洛城，莫辞行乐慰平生。深思闲友开眉笑，重惜梅花照眼明。况是山翁差好事，可怜芳酒最多情。此时不向樽前醉，更向何时醉太平。”[9]261春意盎然，梅花照眼，所咏正是生意。从邵雍所咏之“德性定止之乐”来看，举凡《清风长吟》之“和气”、《秋暮西轩》之“深秋景物随宜”、《对花吟》之“春在”与“春归”、《乐物吟》之“乐与万物同其荣”等，都以实践主体与天地万物同其气息、打成一片为“乐”之根本。
当然，邵雍诗篇中咏及“名教之乐”的也不少。如其《名利吟》《名实吟》《知非吟》《阴阳吟》分别对“名利”“名实”“是非”“阴阳”等儒家传统义理阐释。比较而言，邵雍的“名教之乐”诗作的内容，而其“人世之乐”在诗作中亦有提及，如其《喜乐吟》：“生身有五乐，居洛有五喜。人多轻习常，殊不以为事。吾才无所长，吾识无所纪。其心之泰然，奈何人了此。”自注：“一乐生中国;二乐为男子;三乐为士人;四乐见太平;五乐闻道义。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体。”[6]4554其间除了“闻道义”涉及“名教”以外，大致都是“人世之乐”的内容。
邵雍诗作中，有不少诗篇表达其“尊德性”思想。其《首尾吟》共135首，内容广泛，而大都与“尊德性”相关。组诗中每一首均以“尧夫非是爱吟诗”为首尾句，歌咏“圣贤兴有时”“四时变革”“鱼跃雁飞”“林泉风月”“诚明”“天地发露”“恢张风雅”“风月朗照”“静默”等，大多数诗作所要表达的主题，都与“明德”“见性”“定止其心”等有关。如其三十首：“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对酒时。处世虽无一分善，行身误有四方知。大凡观物须生意，既若成章必见辞。诗者志之所之也，尧夫非是爱吟诗。”[6]4677言及“处世”“行身”需要为善而无名，否则必受其咎。又如其三十五首言及“在寻常时观常守，当仓卒处看施为”[9]520，第三十七首言及“此心是物难为动，其志唯天然后知”[9]521，第四十一首言及“揄扬物性多存体，拂掠人情薄用辞”[9]522等，抒写“守为”“心志”“物性人情”等，都与“尊德性”有关系。而集中表达其“尊德性”思想的诗篇，莫过于《触观物》一首：“万物备吾身，身贫道未贫。观时见物理，主敬得天真。心净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怜斵丧者，能作太平人。”[6]4699诗篇言及孟子万物备于身思想，对主敬、观时、用诚、生意、守静等均有提及，体现出邵雍诗篇所表达的“尊德性”主题的诗歌特征。再如其《燕堂闲坐》咏及“我心久不动，一脱二网中”[6]4475，《梦中吟》提及“悟尽周孔道，解开仁义结”推崇儒家之道等，皆为理学“尊德性”内容。
“击壤体”也注重抒写基于传统儒学核心范畴与命题的“名教”内容。清康熙八年，重刻明吴翰、吴泰注《击壤集》卷一有《训世孝弟诗十首》，对儒家传统的“孝弟”思想进行了阐释，十首诗作均以“子孝亲兮弟敬哥”为诗篇首尾，咏及报亲、手足情深、善事公婆、兄弟相和、阖家安乐等，亦对伤和、不孝、贪财等进行了批评。再如《名利吟》咏及“名利到头非乐事”[6]4472，《梦中吟》提及“贤愚难并行”[6]4479，《代书寄剑州普安令周士彦屯田》强调“君子屈伸方为道，吾儒进退贵从宜”[9]254等，均为传统儒家思想。而《偶书》更是强调：“纷纷议论出多门，安得真儒号缙绅。名教一宗长有主，中原万里岂无人。皇王帝霸时虽异，礼乐诗书道自新。观古事多今可见，不知何者谓经纶。”[6]4495诗篇强调儒家传统历久弥新，必将长存于世。而从《击壤集》中的诗题来看，邵雍往往以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或者命题为诗题。如《思省吟》《言行吟》《言默吟》《诚明吟》《意未萌于心吟》《邪正吟》《善恶吟》《争让吟》《推诚吟》等，均为传统儒家“名教”内容。 “击壤体”之中也收录有不少的“文人诗”类型。我们知道，两宋理学家所创作的诗歌，往往是文人诗、理学诗并存。邵雍的诗作亦是如此。在他的诗作中，有表达其强烈历史爱憎的诗篇，如其《观春秋吟》：“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无时不战争。灭国伐人虽恐后，寻盟报役未尝宁。晋齐命令炎如火，文武资基冷似氷。惟有感麟心一片，万年千载若丹青。”[6]4608除了尾联赞美孔子以外，其他则以冷峭严厉的笔调对春秋诸侯伐邦灭国的行径予以鞭挞。深沉的历史感慨，古今兴废的沧桑感，往往存在于“击壤体”中。如其诗句“高城半颓缺，兴废事休论”[6]4473“但闻霓裳曲，世人犹或传”[6]4474等，都表达出这种思想。不唯咏史诗如此，邵雍的诗作中也有关心时事的诗歌内容。如其《依韵答友人》有句：“百万貔貅动塞尘，朝廷委寄不轻人。胡儿生事虽然浅，国士尽忠须是纯。陇上悲歌应愤惋，林间酣饮但酸辛。”[6]4522表达了关心边事的爱国情怀。此外，在邵雍诗作中，歌咏隐逸高致生活，表达文士不遇等情感也时有表露。
第二，邵雍“击壤体”以“观物”为基本的诗歌表现方式，较好地实现了他在《击壤集序》所提出的诗歌写作目的，因“物”而“观理”“见性”等得到彰显。邵雍所写作的一些理学诗，受到了其“观物”认知方式的重大影响。从其表达方式来看，主要有“物象—理学之理—（践行）”构型。以这一类构型而写作理学诗的，往往这三者并不完全具备，但是，一般而言，这一类的诗歌会具备其中两个因素。如邵雍组诗《小圃逢春》之一：“随分亭栏亦弄妍，不妨闲傍酒胪边。夜檐静透花间月，昼户晴生竹外烟。事到悟来全偶尔，天教闲去岂徒然。壶中日月长多少，烂占风光十二年。”[9]227前四句写景取象，中两句表述理学旨趣，最后两句述及日常生活。又如其《秋怀三十六首》之三十二：“水寒潭见心，木落山露骨。始信天无涯，万里不隔物。脱衣挂扶桑，引手探月窟。不负仁义心，区区五十一。”[9]223包含寒潭、落木等物象，表达“天无涯”之理，复又联系到践行“仁义之心”，包括物象、理、行等三个要素。邵雍的这一类理学诗表达性理主题的诗歌构型，显然是理学实践主体以“观物”来实践其涵养体察、认知与体验来实现其对天体性体道体心体的把握，连带而及，这些理学诗也述及理学践履的存养功夫以及作者的践行体验等。
“物象—义理”构型。在邵雍诗歌中，常有因“观物”“格物”而述及实践性认知与体验的诗歌内容，只不过所得的认识不一定直接涉及理学的性理主题，但这一接近于客观事物运行发展的规律性的认知，仍然是为后来理学家所重视的“理”亦即义理。邵雍以这种方式表达理学诗主题的诗篇，是比较多的。如邵雍著名的长诗《观棋大吟》，开篇从“观弈棋”说起，极陈弈棋双方的心机、动作、思想变化等弈棋之“象”，再就弈棋者的形势变化推知，“名实”“得失”“福祸”“强弱”等皆可随时更易。进而，诗篇把由此得来的“理”验证于历史，结果发现，“比观之博弈，不差乎毫厘”，故而，作者于诗末点明“消长天旋运，阴阳道范围。吉凶人变化，动静事枢机”[6]4454等“理”。邵雍经常通过诗篇建构较为完整的诗歌境界，而在篇末点明其想要抒发的性理主旨。再如其《秋日即事》：“鸟声乱昼林，为谁苦驱逼。虫声乱夜庭，为谁苦劳役。嗟哉彼何短，一概无休息。借问此何长，两能忘语默。”[6]4464前四句诗写鸟虫昼夜劬劳，后四句则予以发挥，表达物我两忘以怡性的思想。又其《不可知吟》：“犂牛生骍角，老蚌产明珠。人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事固不可知，物亦难其拘。一归于臆度，义失乎精粗。”[6]4540写法与上相同，均以物象堆叠而成诗境，再抽绎、分辨其“理”。可见，“物象—义理”构型只不过是邵雍对事物认知的外在表现。
“性理的诗形表达”构型。这种类型取诗歌形式，以大致相同或者相近的句式来而表述理学义理或者性理。如邵雍有诗《答人语名教》《名利吟》《闲吟》等，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抒写其理学性理主题。如其《仁者吟》：“仁者难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无伤……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6]4505诗篇抓住仁者有“守”思想，阐述其对“有常”“争”“默”等范畴的看法。大致说来，这一类构型的诗歌，主要以议论或者阐释的方式来表达儒家思想。从其诗作来看，邵雍以这种表达方式写作的诗篇是比较多的，如《君子与人交》《唯天有二气》《人鬼吟》《知识吟》《意未萌于心》等，均是如此。
当然，邵雍诗歌的表达方式是比较丰富的。上述只是对其理学诗的主要表达方式进行了归纳。作为兼具认知方式、体验方式和审美方式的“观物”，只不过是对其诗歌表达方式产生影响比较大的一种。其他诸如情景交融、因象立意（非理）、因物起兴等很多诗歌表达方式，也多见于邵雍的诗作之中。
第三，“击壤体”的诗歌外在形式特征，呈现出不拘形式、丰富多样的特点。从邵雍诗作来看，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的自由诗歌形式，是“击壤体”重要的诗歌外部特征。在《击壤集序》中，邵雍强调其作诗的方法：“所作不限声律，不讼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9]180这里强调的是实践主体以不动心性的态度与“物”相合，不做特意的区分、赏鉴或者批评。既然要求实践主体包括情志、思想、审美体验等保持定止而不为外物摇动，诗作不受韵律、句式乃至对仗等句法、诗法等的限制，自是必然的。如其《意未萌于心》：“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诸口……人神亦吾心，口自处其后。”[9]400诗篇是以诗歌形式来阐发儒家“正心诚意”思想。诗作不讲格律，也没有严格的对仗、字数等限制，呈现出散文化、口语化的特征。
重在议论、突出说理，也是“击壤体”在表达方式方面的重要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击壤集》下注云：“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本，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8]1322四库馆臣认为“切理”“知道”等诗歌追求，导致北宋“诗格”出现了巨大变化。他们又从邵雍诗作的诗法范型方面，探讨邵雍诗作的渊源：“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毁之者务以声律绳之，固所谓‘谬伤海鸟，横斤山木’;譽之者以为风雅正传……亦为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失邵子之所以为诗矣。”[8]1322认为邵雍虽追步白居易，但其要在于“自抒胸臆”，确实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法有距离。 在“击壤体”中，古体诗、律诗兼备，散文句体、口语体、铭文体、注疏体等多见。从“工”而言，其诗作有非常工致的律诗。如其《高竹八首》之二：“高竹临清沟，轩小亦且幽。光阴虽属夏，风露已惊秋。月色林间出，泉声砌下流。谁知此夜情，邈矣不能收。”[6]4458诗作严守律诗规范，其第二、第三联对仗工整，写景咏物中含蓄蕴藉，颇有唐人写景诗风致。再如其《秋日饮郑州宋园示管城簿周正叔》二联、三联为：“古木参天罗剑戟，长藤垂地走龙蛇。我来游日逢秋杪，君为开筵对晩花”[6]4459，对仗工整，颇为精妙。邵雍一些古体诗也颇得唐人遗意。如其《观棋长吟》《寄谢三城太守韩子华舍人》《履道会饮》等，皆能于叙事、写景中加以议论言理，颇有思想深度。从其诗作的“不工”而言，邵雍的一些诗作，散文句体、口语体、铭文体、注疏体等多见。如其《十分吟》：“所谓十分人，须有十分真。非为能写字，非谓能为文。非谓眉目秀，非谓衣服新。欲行人世上，直须先了身。”[6]4648连用四个“非”，此为典型的散文化句式。如其《天人吟》：“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天之与人，相去不远，不知者多，知之者鲜。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不乐，身何由安。”[6]4648通篇论及天人关系，但口语化色彩明显。又如其《观物吟》：“居暗观明，居静观动。居简观繁，居轻观重。所居者寡，所观则众。匪居匪观，众寡何用。”[6]4651四字句式而寓有劝谏、警戒之意，此属铭文体特征。再如其《宽猛吟》：“宽则民慢，猛则民残。宽猛相济，其民乃安。”[6]4652诗题与内容，与儒家经典注疏体相近。
三、宋人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
邵雍“击壤体”具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特征，其表达方式也有独特之处。这些特征，一般而言也是宋代一些诗人学习“击壤体”的重点所在。一些南宋诗人注意学习邵雍诗歌的内容、形式及诗作主题，写有不少和诗，或者只标出“效康节体”“诵邵尧夫诗”等诗作，这算是从整体上学习、模仿邵雍“擊壤体”的例子。徐侨（1160—1237年）有《和邵康节苍苍吟》：“穹窿奠计几层苍，缭绕难输九曲肠……万变杂兴虽错糅，一元不动固安详。”[6]32812所和邵雍之《苍苍吟寄答曹州李审言龙图》原诗为：“一般颜色正苍苍，今古人曾望断肠……此意分明难理会，直须贤者入消详。”[9]300徐侨和诗书写天地“生生不已”之“大化流行”之象，强调天地之“本”体乃为“一元不动”，亦即“静”为天地之体。而邵雍则强调日月往来今如昨，万物相生相依，此意唯有贤者能洞达其本。显然，徐侨与邵雍之诗虽其言理有别，但均为表述“理”所作。从这一意义上，两诗立意相近。而王义山亦写有《和康节天意、为人二吟》，其一曰：“一毫矫揉不安然，人众岂能终胜天。透出梦关方是觉，要从心地自澄源。人能穷理始知命，事到容心便费言。造物安排都已定，道中浩浩而渊渊。”[6]40083此诗是和邵雍的《天意吟》。邵雍原诗为：“天意无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无天……圣人能事人难继，无价明珠正在渊。”[9]328邵雍原作强调的是以慎独、绝利来在心上下功夫，以求体贴天意，而王义山则以朱熹的过“梦关”为目标，以澄心、穷理为手段，强调造物之“道”浩渊非人力可为。从和诗来看，虽然王义山诗所推崇的修心途径、方法与目的与邵雍诗作有一定差异，但都强调在“心源”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辛弃疾则写有《有以事来请者效康节体作诗以答之》：“未能立得自家身，何暇将身更为人。借使有求能尽与，也知方笑已生嗔。器才满后须招损，镜太明时易受尘。终日闭门无客至，近来鱼鸟却相亲。”[6]30009诗作目的在于突出“器满招损”之意，表达自己试图远离求请以全身怡情的用心。从诗作来看，辛弃疾这里所言之“康节体”主要指的是“言理”。再如钱时《新亭落成》就表明曾与邵雍诗作相和：“得句谩酬康节韵，知音未断伯牙弦。”[6]34352而陈著亦有《旦起诵邵尧夫诗》，中有诗句：“案头只有尧夫集，参得透时滋味长。”[6]40234说明他对邵雍“击壤体”是非常推重并下过大功夫学习的。
南宋时期的诗人更多的是从某一方面来学习、模仿邵雍诗作。最常见的是，一些诗人使用邵雍诗作中的某些意象来表达主旨。如刘克庄有《芙蓉六言四首》其一：“月地不离人世，花城岂必仙家。且容康节向月，不羡曼卿主花。”[6]36476以邵雍诗作中的“月”来表达心性定止之意。吕人龙的《光风霁月亭》亦引用邵雍诗作常用之“月”意象来表达“光风霁月”之“ 天机”：“江边回首见峥嵘，砥柱颓波气象狞……如此生涯天未老，更须著脚外间行。”[6]39936而刘克庄《记颜二首》之一：“窝中老康节，龛里活弥陀。”[6]35478使用了邵雍诗作中的“安乐窝”意象，表达其安于日常日用生活，以闲适隐居为志的人生打算。再如，王遂有诗《闻杜鹃有感》：“人物同为气所乘，良心露处即良能。天津有此惊康节，西蜀无之感少陵。”[6]34280以当年邵雍于“天津”桥闻杜鹃啼叫声而色变的典故，来书写“气质”生“恶”之理学思想。魏了翁亦有《次韵黄侍郎海棠花下怯黄昏七绝》之四：“临川数落花，康节爱花谢。若作荣悴观，此特花之下。”[6]34874强调邵雍不以花开花落来看待花木凋零，而是以盈衰有常、天道循回来体贴“花谢”。他又有诗《潼川宪司拓圃筑亭取康节语名以四春得古诗十二韵》，以邵雍诗句“四时长有春”来表达天地“生意”常在。张衡《杜鹃》则因杜鹃而联系邵雍，表达出诗人对于邵雍体贴“春意”的向往。
学习邵雍的诗歌形式，也是宋人受到“击壤体”影响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方面。一些理学家经常以示子、示门人以及静坐、独坐等诗题来述及理学主旨，而以邵雍“击壤体”常用的散文句式或者注疏体、铭文体等表达出来。如张九成有《示儿》、胡宏有《示二子》等。如胡宏有《示二子》（之一）：“此心妙无方，比道大无配。妙处果在我，不用袭前辈……混然员且成，万古不破碎。”[10]68诗篇所言纯是理学的性理内容。这种情形发展到南宋，一些理学家既无诗才又无诗歌创作的基本训练，却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抒写理学诗的性理主题，以致产生以“经、子被之声诗”的情况，南宋赵与时《宾退录》记载了张载、洪皓、张九成、黄次伋等人以这种方式写诗的情形。 古今咏史之作多矣，以经、子被之声诗者盖鲜。张横渠始为《解诗》十三章……洪忠宣著《春秋记咏》三十卷，凡六百余篇……张无垢亦有《论语绝句》百篇……曰：“既是文章可得闻，不应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两处分。”……近岁尝见《纪孟十诗》，题：“张孝祥作于湖”，集中无之，必依托者……又黄次伋者，不知何人，《赋评孟》十九篇，极诋孟子，且及子思……若康节先生观《易》、观《书》、观《诗》、观《春秋》四吟，则尽掩众作。[11]676-677
张载、洪皓、张九成、黄次伋等人以“经、子”“被之声诗”，早在张载诗作中已经开启端绪，但写得较好且影响极大的，要算是邵雍诸作。张九成亦有以《论语》《孟子》为题的绝句若干首，其实是有韵的讲义而已。风气所及，甚者出现假冒张孝祥来写《纪孟十诗》的情况。南宋众多的理学家与诗人学习邵雍等人“浅俗”诗风，不讲诗歌技巧与形式，只是一味抒写理学意蕴的特征，又发展为南宋“淺俗体”诗歌。
宋人学习“击壤体”还在于推崇邵雍的思想境界。曾丰（1142—1224年）有诗《呈吾宗茂夫》推崇邵雍的“春”意：“濂溪气韵娟娟月，康节襟怀盎盎春。”[6]30292王迈（1184—1248年）有诗《和刘编修潜夫读近报蒋岘被逐二首》之一则推崇邵雍的“作事莫教人皱眉”[6]35787。再如孙嵩（1238—1292年）有诗《邵康节》：“真隐由中土，行窝赏太平。生无皱眉事，单为杜鹃声。”[6]43159推崇邵雍的“真隐”以及“安乐”情怀。吴潜（1195—1262年）有诗《小至三诗呈景回制干并简同官》：“六十三余七十翁，颇从静里得些工……古今宇宙浑如眩，康节何烦企下风。”[6]37877推崇邵雍“同物”、求“静”工夫。吴泳有诗《湖亭酌王史君纪事并呈看花诸君子》：“红雨斑斑点嫩苔，朱轮轧轧碾轻埃。园公不作橘中隐，康节肯从花外来。”[6]35062推崇邵雍因赏花而体贴天地大化流行之意。卢梅坡有诗《读康节诗》：“先生乐处少人知，最是生平不皱眉。身世帝王全盛日，风光伊洛太平时。画前勘破先天易，醉后吟成击壤诗。高卧行窝吾亦愿，不堪心事类周嫠。”[6]45205赞美邵雍的“安乐”等闲适人生态度。上述可见，宋人对于邵雍“击壤体”所表达出的邵雍思想境界是比较推崇的。
四、“击壤体”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及价值
邵雍的“击壤体”是中国哲理诗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刘衍文写的《雕虫诗话》，对中国历史上的哲理诗发展及其代表人物有所总结。依其所言，宋代理学家之“哲理诗”为中国古代“哲理诗”之重要代表。他把中国历史上的“哲理诗”分为六类，其中五类均可从邵雍“击壤体”中找到例证。其说云：“一曰概括旧有哲理之语以成韵语者。”认为：“历代言哲理诗者必推程明道与朱晦庵，上更追仰邵康节，下乃及于王阳明、陈白沙与庄定山。”“二曰取用旧有哲理或故实以抒发成诗者。”“三曰宗尚旧有哲理而以新喻参证成诗者。”于此则举朱熹《感兴诗》《观书有感》、程颢《偶成》、罗洪先《遣兴》等说明。“四曰赏诗者会心独远，以情志之抒为哲理之发者”。以陶渊明、杜甫、石曼卿等三人诗作为例进行说明。其中言及石曼卿有《题张氏园亭》云：“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富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邻隐士瓜。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得无留事，醉待参横落日斜。”认为：“自有诗人之诗以来，能得道学家如此称许者，可谓绝无仅有矣。然而此岂作诗之人本意所在哉！”“五曰诘难旧有哲理或故实而拓展成诗者。”[12]425-431由此而言，“击壤体”可谓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典型代表。
作为宋代理学诗的基本范型和范式，邵雍的“击壤体”，兼有宋代理学诗的“俗体”“语录体”等诗体类型特征，从而具有了一定的诗歌史地位。《卧雪诗话·卷八》认为，五代时人杨凝式“开俗诗一派。宋邵康节先生《击壤集》，直写天性，亦俗诗也”。并举邵雍诗作《自处》：“尧夫自处道如何，满洛阳城都似家。不德于人焉敢异，至诚从物更无他。眼前只见罗天爵，头上谁知换岁华。何止春归与春在，胸中长有四时花。”[13]469诗篇虽押韵而内容有烟火气，可谓俗体代表。《围炉诗话·卷一》指出：“宋人诗话多论字句，以致后人见闻愈狭。然炼字与琢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陈浊也。常言俗语，惟靖节、子美能用之;学此，便流于尧夫《击壤集》五七字为句之语录也。”[14]506认为邵雍“击壤体”之有“五七字之语录”。可见，“击壤体”是“俗体”“语录体”的代表性诗歌样式之一。
邵雍“击壤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如明代陈献章有《真乐吟效康节体》：“真乐何从生，生于氤氲间……静者识其端，此生当乾乾。”[15]312明代罗洪先亦有《四字吟昼睡戏书与世光子效康节体》：“自笑念庵，终何干济……问年几何，四十九岁。昨非已遥，后善何计。稚子闻之，以语为戏。俟其稍长，问以知未。”[16]420两诗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表达方式上，均与邵雍“击壤体”相近似。陈献章、罗洪先是明代理学大家，其学说影响极为巨大。两个人对于“击壤体”的推崇，影响到了明代众多理学家诗人。清代早期理学大家李光地亦写有《疑经世用康节体》，其中有句：“我观今古代，治乱何多迁……如曰阴阳运，则帝乃无权。缘此世疑开，天问发其端。”[17]480诗篇主要学习“击壤体”的“言理”主旨与表达方式。可见，直到清代，邵雍的“击壤体”仍然为人所推崇。
[参 考 文 献]
[1] 苏轼.苏轼集：卷三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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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光地.榕村集：卷三十五[C]//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On the “Ji Rang Style” of Shao Yong and Its Repercussion in Poetic Circles
Wang Peiyou
Abstract： “Ji Rang（Throwing Clods） Style” and its poetic circles was an historic entity， but it was not formed in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people usually think. As an important paradigm of Chinese poem， “Ji Rang Style” is characterized by “seeking universal law”， “leisurely”， “conforming to the universal law”. Its themes， contents and forms are various， and the style is not limited by rhyme and syntactical structure. Song-Dynasty literati demonstrated propensity to learn from and emulate “Ji Rang Style”， giving it a high standing among Chinese poem paradigms， as well a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Shao Yong “Ji Rang Style” philosophic poems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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