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及其与高校的互动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福运

　　摘 要：高校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既体现出群体共性，也凸显了特殊生存环境下的个性；其生存空间在改革浪潮中逐步扩大，但同时受到传统体制的制约，从中映射出中国高校改革的缓慢、艰难历程。而两者之互动关系，又反映出其间相容与相斥的两面性。
　　关键词：农民工；生存状态；生存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8／09―0093―03
　　
　　本文选取徐州某高校的农民工为研究样本，依据访谈式问卷调查结果，多维度剖析该群体生存状态。同时结合档案和文献资料，通过纵向历史性与横向共时性对比，透视该群体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并从其生存空间的变化中把握中国高校改革的演进路径以及新旧体制交错中的复杂性。该样本也许不具典型性，所示问题可能无普遍价值，但“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它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
　　
　　高校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调查
　　
　　为确保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我们选取徐州某高校自谋职业者、食堂工、保安人员和清洁工四个群体为样本，展开为期半年的访谈式问卷调查。其中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169份，有效回收率84．5％。
　　调查中发现，高校农民工外出原因亦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其进入路径却与其他群体有显著差异。高校的特殊性决定了招聘临时工时更注重其可靠性，这就约定俗成地衍生出一种“熟人担保制”；而那些相对清闲且收入较高的岗位，如浴池、影院的看管，机电维修等“肥差”，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照顾性质，没有相当关系几乎不可能介入。故在高校农民工的选用机制中，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仍不可低估。调查结果显示，在“打工渠道”一栏中“通过老乡、亲友介绍”的占65％以上，也就是说，即使开放性岗位的获取，人际和地缘关系仍发挥着主导作用。这表明，至今在高校后勤管理体系中仍存在一定的非市场化因素。
　　对于高校农民工的自身情况，我们重点调查了其年龄和文化结构并汇总成表一：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谋职业者和保安人员的年龄和文化结构较为合理，这主要是市场化动作的结果。如保安人员的招聘，无论是用人单位自行招募的“内保”还是保安公司统一聘用的“外保”，均对身高、年龄、文化程度等有一定要求。其他两类人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吃苦耐劳精神和可靠性成为重要考量，故年龄跨度较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多数只有小学文化。在我们随机抽取的样本中，53．8％的食堂工处于30一45岁这一年龄段，而清洁工大部分为40一50岁的家庭主妇。这两个群体的自身状况，彰显了缺乏竞争力的农民生活的艰辛：在既无技术和学历资质又失去年龄优势的前提下，只能靠纯体力劳动维持生计。
　　高校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和报酬，为本次调查重点，亦将其汇总成表：
　　与其他三个群体相比，自谋职业者在工作时日与收入方面的差异，可谓转型时期高校两种体制并存的反映。因自谋职业者的收入与其劳动付出和效益呈正相关，故工作中的全心投入成为必然选择。工作时间的安排虽有完全自主权，但他们对自己要求近乎苛刻，一般不安排假日，休息时间较少。而高校市场的开放不完全性，又决定了该群体通常能够获得稳定、可观的收入，成为高校农民工中令人羡慕的对象。
　　食堂农民工同样非常辛苦，一般凌晨4点就开始工作，晚上7点左右才能收工，但其收入与前者无法相提并论，且内部分配的差距也较为明显。其中，技术、在校工作时间、与主管的关系，为影响该群体收入的三大因素。调查显示，食堂工最高月收入只有800元，而能享受此待遇的还主要是“大工”，即有一定技术和经验的大锅菜厨师，其人数仅占该群体总数的5．7％；近一半即47．1％的食堂工月收入在400元到600元之间；而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小工”占到10．3％，低于市区(二类地区)最低月工资370元的标准。尽管如此，该工种对于只能靠出苦力为生的农民来说仍有较强的吸引力：其一，食宿免费，尽管住宿条件差强人意，但伙食较佳；第二，固定的工资晋升制，一般每2年提升一级(100元)；其三，随着技术的增进和人际网络的拓展，荣升为“大工”的可能是存在的；实力继续增强后，可以在校内开一爿小吃部，上升到自谋职业阶层。
　　清洁工工作时间最短，相应报酬最低。但该工种对学校周围无其他生计的家庭妇女来说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是来去自由，无需缴纳押金和抵押证件，只要管理员首肯，挂个名即可来工作，且按日计酬，这项工作便成为不少人的临时生计；二是工作相对自由，校方对工作起止时间没有硬性规定，故“到学校干活也不耽误家里的活”；三是虽然名义工资不高，但工作之便拣些可回收的废弃物出售，聊以贴补。相对而言，保安人员工作较为辛苦，工资相对固定，但无其他贴补，故其流动性最高。
　　总体上看，其消费性支出与收入基本上成正比。在饮食消费方面，除食堂工这一特殊群体外，自谋职业者相对最优化。他们举家生活在一起，几乎每天餐桌上都有肉食。居住条件也堪称最佳。随机抽查的20个对象，均有独立住所，人均居住面积约8平方米。相比而言，保安人员的生活条件最差。据校保卫处人员透露：“这些小伙子的饮食让我们看着都心酸，每月伙食费只有50元左右。几个人凑在一起，轮休的负责买卖做饭，夏秋季稍好一些，春冬季整天吃大白菜或土豆，还是在批发市场上成袋子买回来的，平时一个月能吃一次肉就不错了。”与食堂工一样，他们的住房也是学校提供的集体宿舍，一般4人一间，虽然条件差强人意，但与建筑工人相比仍相对优越。至于清洁工，尽管我们没有目睹其生活状况，但仍可以推测出其境遇之严峻。问卷显示，供养一个或一个以上孩子读书的占该群体74．3％的比例，亦即其工资只能勉强供应一个初中生，其他开销自然压到最低限度。
　　在徐州市区范围内，高校自谋职业者已进人中产阶层，且在行为上属于农民工中最自由的群体，故其完全有条件和能力享受生活。在非生活性消费支出方面，该群体处于顶端，业余生活丰富多彩，音乐、电视、书报、逛街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人，“平时忙，一旦松下来，反而不知道怎么过”。保安人员尽管闲暇时间较多，但由于经济实力所限，非生活性开支一般控制在50―100元，娱乐活动的档次不高，大部分选择上网游戏或打扑克。食堂工是最节俭的一个阶层，有的甚至每月能把全部工资积攒下来，有限的支出项目只是买些劣质香烟等必需品；如果说有娱乐活动的话，凑在商店门前观看电视节目便成为每日最大的享受。
　　对于现状的评价，各群体均表现出务实态度，其中尤以自谋职业者的满意度最高。与社会上大多数自谋职业者一样，尽管工作相对辛苦，但“做老板的感觉挺好”。令其最开心的是，由于消费群体庞大和市场开放

的不完全性，在高校做生意没有赔本之虞，“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且与大学生打交道最放心，“他们从不赖帐，很少讨价还价，有时明知吃亏，也不来找后帐”。其他拿固定工资的群体，虽普遍抱怨报酬过低，仍颇感知足：一方面收入稳定且保险，从未发生拖欠或克扣工资现象；另一方面大学人文环境较好，服务对象素质较高，一般不会产生大的矛盾与冲突。这两个先决条件，是他们选择到高校打工的主要动因。
　　
　　农民工与高校的互动
　　
　　20多年来，农民工一步步渗入高校并逐步与其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介入是高校发展的结果，而他们的生存空间又与高校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总体上看，二者之间既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均衡关系，同时也存在体制性壁垒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摩擦与矛盾，其中前者居主导地位。
　　在改革大潮中，高校逐步成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素质和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重要基地，其作用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高校为进城农民工直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借用秦晖教授的说法，中国农村面临的所有复杂问题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在解决这一世纪性难题方面，高校的作用无疑不容忽视。高校后勤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大扩招，在建筑、商业、餐饮、绿化、保洁、物业管理领域，为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中国高校对农民工的容纳量，目前尚无完整的统计数据，只能从公开的信息中作一粗略判断。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本世纪初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华中科技大和西安交大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分别达800和1500多个，扣除城市居民参与率并考虑农民工的历史状态，两校农民工的总数应在2000人左右，这与我们所调查的该校农民工人数基本吻合。依照上述比例，全国高校农民工应在200万左右，保守的估计也应有150万。当然，这与同期1．2亿的进城农民工总数相比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视不计，但从多维视角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其价值远远超出表面数字的涵义。
　　第二，高等教育的传播功能利于农民工自身及其后代素质的提高。调查中我们无意间发现了这方面的大量案例。校内一名卖化妆品的女孩拿到该校的自学考试文凭后，在同伴中引起小小的轰动，受此感染，节假日到成人教育学院听课或在校内听讲座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在技术学院接受培训的也呈上升趋势。这些主动接受再教育的主要是年轻的打工者，而对于那些年长者来说，高校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能为子女提供一流的学习环境。一些人坦承，到该校工作主要是考虑孩子读书的环境和条件。这种外部因素既包括校内附属中小学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更主要的是高校师生的成就对孩子成长的激励作用。
　　第三，高校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工传统思想的转变与新理念的培育。有这样一个案例：2003年3月，校内一卖糖葫芦的妇女不幸招来车祸，该校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帮助其索回应得赔偿。据她介绍，目前她本人和周围的朋友一旦有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律。高校文化的辐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自由、民主、公民权利等价值理念的传播，而平等公民权又恰恰是解决农民问题之根本。无论是帮助农民增收还是农村费税改革，实质上是还给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此待遇的获取固然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但仍主要靠农民自身的争取，而平等、权利等价值理念的生成则是其先决条件。
　　当然，农民工的建设意义同样不可低估，而且其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逐步成为高校正常运转乃至进一步发展的保障，成为后勤市场化改革的直接推动力。首先，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校园建设的重要力量，是高校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建筑工地到道路墙角，从教学楼到生活服务区，无不显现他们的身影。这些繁琐沉重的体力劳作，虽为一些人所不齿，却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节。其次，农民工已从“拾遗补缺”上升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服务的主体。前已述及，在高校规模迅速膨胀而原后勤服务队伍不断萎缩时，农民工逐渐填补了这一空缺，不仅成为高校服务主体，且质优价廉。后勤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不及本系统内正式工的1／5，而他们的劳动量却是后者无法比拟的。“临时工干，正式工看”和“临时工苦干，正式工捣蛋”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也是后勤改革的原动因。再者，校内自谋职业者展开的有序竞争，成为后勤深化改革的现实推动力。竞争使高校服务焕发了活力，也迫使传统的管理和服务体系不断进行改革的制度创新。时至今日，该校传统服务系统已从商业、物业管理等领域全身而退，重点防御的食堂、医院等阵地也只能以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而自保。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农民工为校园带来繁荣和生机之时，也播下了不安和骚动的种子，粗野与文明、保守与现代在此发生了碰撞，具体表现在：其一，农民工行为的无规律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和秩序。长期散漫、自由的个体生活使然，农民工即使到了高校也难改其行为的随意性，这不可避免地与高校安宁和规律性极强的生活秩序发生冲突。校园内经常发生这样尴尬的情事：课堂秩序突然被隔壁刺耳的冲击钻声打断，学生午休的鼾声时常被建筑工地的噪音终止。其二，农民工来源的复杂性带来了安全隐患。应当承认，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与校园文明不太和谐，加以一些不法分子混杂其中，从而对学生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几年前，该校曾发生多起建筑工人将校内自行车用货车偷运外出的事。其三，不良的商业行业污染了大学生纯洁的心灵。一些自谋职业者抓住学生要面子的心理，大搞商业欺诈，这对高校的诚信教育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当然，农民工对其服务对象也颇多微词，其中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地位差异性所带来的人为歧视，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对“同工不同酬”的体制壁垒深为不满，按他们的话说：我们干同样的活，甚至最苦最累的活都由我们承担，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就比别人低几倍甚至十几倍?另外，他们对有些大学生故意流露的优越感甚为不解，对“伙夫蛋”之蔑称尤为不满。正如一年轻食堂工所言，我们都是人，只是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没有机会读大学，为什么就要比他们低一等?对这些问题，我们无以回答，当然我们更没有能力加以解决，但我们坚信，社会进步和市场化进程终究会清除掉这些壁垒。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钱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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