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好“共富经”要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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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孜孜追求和不竭动力。重庆肩负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命，率先提出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目标，率先推出“共富十二条”系统谋划。这是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的新实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探索，必将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念好“共富经”，让“共富十二条”开花结果，要靠改革。
　　缩小三个差距之所以艰难，就在于这是一块牵涉千家万户现实与长远利益的“硬骨头”。能否攻坚突破，需要的不只是敢闯敢干的胆识和气魄，更是改革的智慧，特别是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大面积、长周期和普遍存在的难题，其根子在体制机制上，这就必须动大手术。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不仅阻碍了城乡要素资源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与农民工进城的既成事实冲突。重庆作出以农民工及其新生代为主体的户改制度安排，无疑对缩小三个差距带来了“一举多得”的效用。安居问题也是如此，单靠计划安排或市场配置都不能解决好。重庆大规模建设公租房，且强调公建、公营、公有、公益，进而建立起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城市住房供给体系。农村资金短缺是“老大难”，主要在“三权”不清、不活。初步测算，重庆农村“三权”现有市场价值上万亿元。若能通过“三权”抵押融资等渠道盘活２０％，必将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巨大活力。
　　对造成结构性失衡的薄弱乃至缺失环节，理当与时俱进，集聚要素政策尽快加以弥补，“无中生有”地创新。长期以来，农民增收的大头在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微乎其微。今后，农民要增收，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长空间有限，只能破解好财产性收入这道新命题，一旦财产性收入占比超过１０％，重庆农民收入结构就会渐趋合理。同样，在市场主体发展上，从个体户到小企业跨度太大。重庆采取财政补助、税费减免、担保融资等优惠政策，扶持发展微型企业，既满足了创业需求，还为国家确定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作出了贡献。地票交易制度可谓“无中生有”创新的佳作，在保持耕地面积不减、质量不降的前提下，实现了远距离的土地增值，拓宽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渠道。
　　对一些由发展阶段性所决定的问题，虽然待发展水平提高后也能随之化解，但当下解决更能多赢。这就要善于以时间换空间，打好时间差，早干早见效。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便是如此。正是通过提前实现教育“普九”、改造中小学校舍、解决教师待遇等，重庆教育整体水平和质量得到大幅提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在全国率先实现全覆盖，改善了城乡居民生活，增加了更多的和谐因素。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已成为社会关切。重庆率先实施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两大“关爱行动”，将逐步消减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
　　任何改革事项，既需必要的财力投入，更要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事实上，国民收入的三次分配，最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是财税杠杆。重庆现行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居民占比大体为２５：３２：４３。要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税负降低可直接让利于民，通过企业减负又可增大劳动回报。受乘数效应拉动，政府收入占比减少１个百分点，相应地居民收入占比可提高约１．５个百分点。而公共财政支出向基层、社会民生倾斜，将从面上直接增加居民收入。重庆坚持市级财政一般预算５０％以上用于民生、７５％用于区县，以及把区县人均财力提高到十万元以上等措施，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缩小差距、促进共富，艰难曲折，但只要坚持“共建、共享、共富”，决策符合群众利益诉求，措施能改善群众生活、增进社会和谐，既定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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