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AFTA的视角探讨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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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NAFTA激发了北美自贸区的经济活力，促进了北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北美经济圈”的形成，其发展历程对中国发展自由贸易区战略，促进东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启示作用。首先从贸易、FDI等方面阐述NAFTA对北美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然后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进行概述。最后从NAFTA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关键词： NAFTA;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2.018
　　 0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体化趋势成为世界经济的突出现象，为了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更多的国家组成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或者加入原有的一体化组织中去。在当时，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引人注目，欧洲各国在人员、货物、服务、基金等方面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而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迈上了新台阶。这些一体化大市场的建设对北美构成了挑战，美国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建立以自己为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整体力量与其他一体化组织对抗，才能保持在世界经济中地主导地位。所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方共同签订了NAFTA，协定于1994年1月1日起生效和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NAFTA至今已走过了二十四年历程，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移除贸易壁垒和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对其他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1 NAFTA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NAFTA对北美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从贸易、FDI和其他方面来阐述其对北美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
　　 1.1 NAFTA对区内贸易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NAFTA促進了北美区域内贸易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日本四国与美国的贸易情况较为接近。自1994年NAFTA签署以后，连续二十年来，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的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美国与英国、日本的贸易情况却维持在稳定不变的水平。而相比美加之间贸易关系，在NAFTA实施以前，加拿大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几乎处于空白，而在NAFTA建立之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
　　 1.2 NAFTA对区内FDI的影响
　　自1991年以来，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FDI增长迅速，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的FDI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双向投资在自由贸易时期增速显著。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投资方，从1991年到2016年，美国对加拿大的FDI自707亿美元增长到363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79%。虽然加拿大FDI中的大部分都是流向美国的，但加拿大却并非是美国最大的投资方。同时，FDI也一直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NAFTA生效以后，美国成为墨西哥FDI的最大来源地。美国对墨西哥的FDI总量由1991年的1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876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但自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墨西哥得到投资增速有所降低。而墨西哥对美国的FDI，虽然于美国对墨西哥的，但增速也十分明显从1991年的7.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68亿美元，增长了22倍有余。
　　而从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FDI的行业分布来看，美国对加拿大的FDI集中在金融保险与房地产（19.14%）、石油（12.31%）和运输设备（11.57%）等行业上，而美国对墨西哥的FDI还集中在食品及其同类品（18.17%）以及化工及相关产品上，这说明美国对NAFTA成员国的FDI既可以充分发挥加拿大金融业与墨西哥农业的优势，又可以便于利用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
　　 1.3 NAFTA对区域经济的其他影响
　　NAFTA对美国、加拿大的经济的整体影响有限，一方面是由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5%;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加之间早已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且一些学者认为NAFTA是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扩展，美加两国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因此NAFTA对美加较小但积极的影响。
　　具体而言，这些积极影响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两点。
　　第一，NAFTA对美国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的供应链具有积极意义。1994年以后，美加墨三国之间的汽车贸易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美国汽车企业向墨西哥迁移工厂，利用墨西哥廉价劳动力生产零部件，继而组装零部件组装整车，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相比加拿大，这种效应给墨西哥带来的经济效益要大得多，2013年，墨西哥成为美国汽车贸易最大的供应者。而NAFTA对加拿大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却是有限的。
　　第二，NAFTA的实施使得三国国内各产业间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引起出口产业的劳动力增加而进口产业的劳动力减少，由此导致三个国家都出现 “就业搅动（Job Churn）”现象。1994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加拿大的失业率逐渐下降，而墨西哥则受到NAFTA的冲击，1995年失业率出现大幅上升，随后陡然下降。但1995年以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失业率全部呈下降趋势，北美失业率整体下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美经济形势的繁荣程度。
　　 2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概述
　　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自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首次对外公布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中国已经逐步确定了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思路。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以下内容： 　　前期注重南南型合作，較少发展南北双边合作，在已经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韩国、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在前十位，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
　　开放进程循序渐进，前期选择地理关系相近、经贸关系密切、政治关系和睦的经济体，积累一定经验后尝试与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再后扩大辐射范围，选择经济目标相近、政治冲突较少的发达国家。
　　灵活降税促进贸易自由化，在中国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贸易产品按降税模式不同可分为正常产品、敏感产品和例外产品，对绝大多数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对部分产品保留较高关税或进行里外安排，而后者总体占比很小，不影响自由贸易区整体的福利改善。
　　原产地规则更加细化和复杂，原产地标准可以分为“完全获得标准”和“非完全获得标准”，而在中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中，一般将“非完全获得标准”分为特定原产地标准、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区域价值成分标准和工序标准。
　　投资保护和投资促进并举，中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均涵盖了投资方面的内容，既包括鼓励投资便利化合作、创造稳定的互惠投资环境、组织投资促进活动等的投资促进内容，又包括鼓励并保护双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活动、允许投资者转移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不采取任何无理或歧视性措施等的投资保护内容。
　　服务贸易开放进程逐步扩大，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均是重要内容之一。
　　 3 NAFTA对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启示
　　经过以上讨论，可以发现，NAFTA的建设与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中国有深刻的启示，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
　　第一，继续坚持和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战略，完善自由贸易区布局。当代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频繁遭遇挑战。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谈判中时，受限于各国国家利益的异质性，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谈判越来越难以达成统一。而双边或较少国家参与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则避免了这一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开始跳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重视双边或较少国家参与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而NAFTA的发展和对北美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证明，自贸区的建设既可以提高区域内的贸易开放度，充分发挥贸易和投资的创造效应，又可以强化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规模经济。NAFTA不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自贸区的典范，也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在合理制定运行机制，提高区域合作效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未来应当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区战略，借鉴NAFTA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促进东亚经济共同繁荣发展。
　　第二，注重改善双边贸易结构，拉动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从NAFTA内部成员国的双边贸易来看，美国向加拿大、墨西哥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墨西哥则以出口农产品为主，同时美加墨三国存在着重要的制造业合作关系。三国的出口产品各有侧重又存在长期稳定的经贸合作，因此促使NAFTA持续稳定发展。而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中国与东盟出口产品存在较高的相似性，长期以来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同时存在，而又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发展不平衡，因此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向心力不足，这些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稳定运行。因此，未来中国应当注重改善双边贸易结构，特别是应当着重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促使中国产品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差异化胜出，另外也应当注重加强和平衡多边经贸合作，密切区域联系，为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加足马力。
　　第三，促进贸易、投资、服务协议的多元化发展，提高自由贸易区谈判水平。当今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加之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对外的贸易政策不断发生改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下滑，如何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稳定和提高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成为目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从NAFTA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应当加强与自由贸易区伙伴国家订立贸易、投资、服务协议，提高自有贸易区的谈判水平，加快自贸区建设进程，并进一步加强与自由贸易区伙伴国的投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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