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规律及原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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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劳动力参与率是衡量一国就业状态的关键指标，同时它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息息相关。但近年来，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使得我们的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加之二胎政策持续遇冷，通过增加新生儿数量来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有效供给已经不具有实效性了。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增加女性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研究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规律及其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提出改善女性劳动力就业环境的有效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人口红利  女性劳动参与率  “三阶段”理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2007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速一路放缓，同时还出现了“农工荒”、“用工荒”等结构性失业问题。而改善这一状况的办法之一就是促进女性参与市场劳动，提高女性就业质量。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赖德胜在《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中讲到：“性别红利”将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推力，促进女性就业，可以弥补劳动力短缺，刺激经济发展，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女性就业可以弥补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短板，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女性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二、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规律及其趋势
　　1990年-2016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就其下降的速度，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年-2000年;第二阶段：2000年-2010年;第三阶段：2010年-2016年。由于我国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影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接下来本文将针对每一发展阶段分别进行解释。
　　三、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原因
　　（一）第一阶段：1990年-2000年
　　（1）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重点转变。市场化改革后，企业招聘员工注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意自身的盈亏。而招聘女性劳动力很容易增加企业成本。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速度，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曲线相对平缓。
　　（2）劳动力市场规章制度不严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优势，部分法条实际上留有灰色地带，为企业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因而女性的就业无法得到保障。除此之外，即便是已经就业的女性，特别是在私企和外企工作的群体，由于没有相关的政策来保障女性劳动力由于生育所造成的职业损失，所以她们要么选择承受巨大的压力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艰难度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力市场规范缺失，惩罚措施不够严厉，特别是对于企业和其他盈利组织而言，他们根本不需要为自己行为的负外部性付出任何代价。
　　（二）第二阶段：2000年-2010年
　　（1）资本的逐利性—“性别差别工资”。这一时期，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经济正式对接。我国为了实现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吸引资本。而男性的生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资本就必须将其“魔爪”伸向女性劳动者。加之女性在照顾家庭方面更为擅长，她们在家庭内部劳动中存在比较优势，而男性在外部市场劳动中存在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为了实现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效用最大化，女性会选择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如果承认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具有經济价值并将其社会化，资本攫取的利润中必将有一部分要分割出来，用于支付这一部分有偿家务劳动，于是女性被紧紧地与家务劳动捆绑在一起。
　　（2）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年龄段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15—24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9%下降到2010年的53%，降幅远远大于女性总体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这就说明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是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的主要因素。在这一时期，初中女性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高中女性人口数则持续增加。这就说明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延后，从而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
　　其次，教育能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增强其主体地位，提高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保留工资，面对并未达到自己预期收益的工作，女性往往会选择暂不参加工作，静待后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这一点会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降低。这便是教育的收入效应。
　　但与此同时，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越大，潜在的薪资谈判能力就越强，从而离职的机会成本也就会越高，并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增强自我实现意识，这会促使部分女性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自己的职业抱负和自我价值，这便是教育的替代效应。
　　本文认为教育的收入效应占了上风。
　　（三）第三阶段：2010年-2016年
　　（1）人口老龄化加剧。在进行第五次全国范围的人口调查时，我国就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了。这一时期，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虽然依旧在下降，但降速明显放缓。截止2014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5.5%。人口老龄化在这一阶段成为了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老龄化加剧意味着需要被照料的老人增多，在我国，老年人通常是由子女照料，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子女，则子女间可以分担责任，不会给其造成太大的负担。但由于我国政策引导，人口结构随之发生了变化，承担着独自照料老人责任的独生子女数量庞大，其负担和压力不言而喻。而在我国，照料老人通常是由女性负责，所以女性劳动参与率会相应降低。
　　（2）产业结构调整，新型岗位的出现。这一时期，我国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一战略导向的调整，对于劳动力市场同样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力市场是依托于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及其结构同样也依托于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及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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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翔.经济发展与女性劳动力参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D].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5.
　　[3]孙彬彬.女性劳动力商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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