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原始创新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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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解决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对近年来众多学者关于原始创新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述。发现由于原始创新产出的滞后效应，基于原始创新需求侧的研究仍然匮乏，基于此，提出了将研究侧重点放在原始创新成果需求侧的新角度，以期为后来学者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原始创新 路径优化 研究综述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发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论，把“技术创新”提高到了“创新”的主导地位，从此“创新”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领域。而“原始创新”作为一种独有的、开创性的、最根本的创新，最能体现一国的技术创新实力。因而近年来，“原始创新”越来越多的在各类中央会议、领导人讲话中被提及，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科技部也将“加强从0到1原始创新的措施研究”纳入了《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重大问题研究目录》。
　　近年来，已经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入手，对我国原始创新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不乏对制约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及如何破除诸多阻碍的独到见解。本文将首先对原始创新的概念进行深入辨析，然后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不同学者针对原始创新问题的不同侧面所提出的观点，提取总结出制约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外部因素。并根据众多学者对提升原始创新路径优化的研究，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供参考。
　　一、原始创新的概念辨析与评价体系
　　（一）原始创新概念界定
　　在原始创新界定的概念方面，托马斯·库恩（1962）从基础科学角度提出，旧的科学范式经过不断发展形成危机与科技革命，原始创新是从这种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科学范式[1];Jacob Goldenberg（1999）从应用科学角度提出，原始创新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是以一种开创性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替代不断深化的复杂解决方法，进而以此解决尚未发现的问题或需求，并进入一种循环过程[2];汪寅（2007）、程磊（2019）等人认为，原始创新是在基础科学或应用科学领域中首次发现的，并可以持续性引发创新活动的重大理论突破或重大发明发现，其有别于其他创新之处在于，原始创新主要集中于最基础和最前沿两个研究端点[3][4]。
　　我国对原始创新理论研究已逐渐从宏观尺度延伸到微观企业角度，并提出了企业原始创新的定义。苏屹（2010）认为，企业原始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科研，形成企业战略性技术，并率先实现商业化[5]。裴云龙（2013）认为，企业原始创新是指以企业本身为主导完成的突破性较高的创新[6]。李妹（2014）认为，企业原始创新是企业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的开创性的、拥有完整产权的高水准创新[7]。
　　（二）原始創新能力评价体系
　　在原始创新的能力评价方面，早期大部分学者认为以研究成果形式衡量原始创新能力较为合适，陈雅兰（2004）认为基础领域应以权威学术论文形式表现，应用领域以重大发明专利、知识产权及国家级、国际上重大科学奖项来衡量[8];邢纪红（2017）从高校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专利、论文及著作和科研项目三类指标更能代表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入，当前大多数学者将评价重点由外在的论文数等指标转向内在的投入与产出[9]，李柏洲（2010）基于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原始创新中环境支撑、创新研发投入在衡量原始创新能力时应占较大权重[10];李海超（2015）认为应将投入、产出综合考虑，采取熵值法，以人力资本、科研经费、环境支撑、产出水平为客观权重对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指标进行赋权，并提出原始创新能力评价的纵向、横向并行的方法[11]，黄羽翼（2019）在此基础上将主观因素与负面效应加入原始创新能力评价体系[12]。
　　二、制约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障碍
　　近年来，许多学者针对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展开研究，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个角度：一类是基于创新主体和创新投入，分析创新活动内部存在的直接性制约因素;另一类是基于创新环境与创新模式，分析创新活动外部产生的间接性制约因素。
　　（一）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的内在制约因素
　　1.创新机构方面。就企业而言，李柏洲指出，我国由于体制因素，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相对较多，其规模庞大、信息量大、管理冗杂，对市场风向的反应相对较慢，这增加了大型企业开展原始创新的风险;且我国政企分家尚未达成，国企内官僚体系仍有残余，较为保守的整体风气、庞大的规模压力和行业累积的经验易使企业家产生决策惯性，难以确立开创性的研究[10]。就高校科研机构而言，肖曙光（2018）认为，科研院所作为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模式以及且当前基于报销制的科研经费管理方式易扭曲科研资源的分配[13]。
　　2.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方面。刘和东（2009）曾提出，应对原始创新人才建立技术联盟，并以专门的知识产权体系加以约束可有效降低研究风险，提高相关成果产出的可能性[14]。然而目前，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与产权制度中，既没有将创新型人才区别与普通人力资本进行区分，也未重视对原始创新型人才所产出的超常识型知识设立区别性的产权制度，以至于部分原始创新潜能未能有效发挥[15]。
　　3.经费与金融支持方面。李海超指出，当前我国原始创新发展上面临存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艺老化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R&D经费相对匮乏和创新资金投入力度不够;原始创新发展是在较大量资金投入基础上的，而我国目前金融机构贷款更倾向于国企，对中小型企业贷款存在偏见，这不利于中小型企业的科研活力[11]。李柏洲（2011）提出现代大型企业的原始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金融市场是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另外金融市场还兼具分担企业创新风险的功能;但是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这两种功能无法有效发挥，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原始创新[16]。 　　4.基础研究投入方面。宋建元（2004）认为，基础性研究中的理论积累和方向探索对原始创新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17]。然而，全国人大代表彭寿松（2019）在两会上指出，在原始创新方面，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相较发达国家仍然偏低，其中政府资金占比高达90%，而企业、公益基金等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然十分有限。
　　（二）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的外部障碍
　　1.创新文化环境方面。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2001）提出，要实现科技上的原始创新，必须以建立创新文化作为重要前提[18]。肖曙光认为，我国原始创新发展中面临着文化上的精神屏障，“儒”學中的“中庸”思想根深蒂固，当前应试教育的局面也未能改变，易使学生和学者的开创性精神被抑制，而这种精神是原始创新所必须的;与此同时，学术界和科研界受政治方向影响愈发严重，这制约了研究者的思想自由与理论开创[13]。
　　2.协同创新方面。我国一直以来将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多种创新发展的有效方式，且长期以来不断搭建和完善协同创新平台，然而原长弘（2015）研究表明，现阶段而言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并未对原始创新发展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由于相关合作法不完善、三方目标冲突、动力不明确等问题的存在，目前阶段的产学研模式甚至存在对原始创新发展产生负效应的可能性[19]。
　　3.评价体系方面。王章豹（2007）曾指出，原始创新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多采用评分来量化考核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例如以SCI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考核指标、却忽视其引证情况;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职称考核标准导致了高校教师中出现了许多急功近利、重视数量、轻视质量、短视的行为，从而削弱了高校的原始创新能力[20]。
　　总体看来，作为一种超常识型的创新方式，制约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也同广义而言的创新不甚相同。就内部因素而言，原始创新型人才所需知识的超常规性同现有相关制度的冲突性会阻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此外，原始创新本身所需要的巨额投入以及产出的不确定性，使其相比常规创新更需要资金支持以及优惠政策的扶持，且基础研究投入对原始创新成果产出至关重要，而我国目前相关举措依旧不够到位。就外部因素而言，尽管我国历史上传承的儒家文化具有其重大文化价值，但其“中庸”思想、以及我国近年来所诟病的“应试教育”使得我国很大一部分人才往往仅在现有角度开展研究，而很难有魄力进行超常规性的研究，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效果仍有待提高;此外，现有协同创新形式的不够完善以及评价体系的短视性，也同原始创新本身的特性具有一定的冲突。
　　三、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路径优化研究
　　本文基于前文所研究的中国原始创新现状及制约因素，从中国实际现状出发，重点归纳了各个学者对提升中国原始创新的对策建议，作为规范原始创新模型的依据和优化创新路径的参考。
　　张永安（2012）认为，创新团队应开发有效的知识整合方式，并积极吸和协调纳明晰问题全方位研究状况的人才和全面掌握某项根本原理应用方式的人才[21]。
　　方竹兰（2018）认为，应从创新主体出发，加强对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社会共识、产权制度、组织制度、信用制度、培育制度与文化制度的建设[22]。
　　黄羽翼提出，应在当前现存的基于创新机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的某一领域的原始创新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基于不同区域的整体性的原始创新评价体系与环境，从而激励原始创新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产生[12]。
　　李柏洲（2019）提出，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应注重互惠性文化的建设，减少资源浪费和无序竞争，以合理区间的知识整合与知识共享促进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23]。
　　裴云龙（2013）基于实证得来的资源柔性与原始创新能力的“U”型曲线以及能力柔性与原始创新能力的显著正向作用，提出应从适中的战略柔性与组织合法性的角度出发提升中国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24]。
　　汪立超（2012）认为，高校应立足于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鼓励学科间的交叉合作，为原始创新的出现构建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创新环境[25]。
　　刘立春（2018）提出，应通过风险共担机制降低原始创新的风险性带来的损失，并积极研究原始创新中的风险量化问题，通过风险控制，将原始创新的衍生风险效应转化为创新竞争力[26]。
　　杨中楷（2017）基于我国国情提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应从供给侧出发，以更贴切实际的科技政策对原始创新开发进行引导和激励[27]。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大都将其研究视角放在原始创新的供给侧，即研究原始创新环境和平台，认为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应共同协作，为原始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构建完善的协同创新平台，从而达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目的，其中对于企业创新环境的研究最为常见。但是从另一层面来讲，多数学者忽视了国家战略、企业发展、高校建设对于原始创新的需求研究，原始创新是一个艰辛且漫长的过程，基于需求所带来的原始创新产出往往并不发生在即期。由于这种滞后效应的存在，原始创新的需求和供给在时间上的分离给原始创新产出的评价造成了困难，简单的投入—产出分析并不能很好的度量原始创新产出效率，但是原始创新产出效率又是评价原始创新提升路径优化的重要参考，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
　　四、结论及研究展望
　　针对目前中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本文首先从概念辨析层面出发，剖析了国内外学者对原始创新的定义问题的探讨，梳理概括了我国学者对于制约中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外部因素的研究成果，最后总结了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原始创新能力问题所提出的的优化路径，并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对基于国家或全社会层面的原始创新需求侧的研究十分匮乏，希望本文能够对后来研究者提供一种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相结合的研究视角。 　　具体而言，根据上述研究，制约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主要聚焦在人力资本、创新中介、创新投入与环境上，其中，对创新中介（尤其是企业和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的研究已十分完善并趋于饱和。然而，由于原始创新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滞后性，少有文献对不同领域的原始创新带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量化研究，这对国家政策导向的选择和社会投资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由于原始创新本身的超常规性，所以很难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来对原始创新的需求侧进行研究。但是，就国家角度和社会的短期需求层面而言，某些领域的原始创新突破可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更显著的推动性，而如何以某种指标或方式定位这一领域，从而确立原始创新的短期方向，還有待后来的学者解决。从长期需求而言，某些原始创新突破是具有长期滞后性的，如何将这种滞后性准确纳入评价体系，从而避免由于评价体系问题导致某些领域被忽视，也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后，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原始创新领域的研究，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基于此给出我们的一些建议：（1）后来学者可以从不同领域原始创新需求和投入的特点出发，研究该领域投入—产出的滞后效应，并建立相应的原始创新产出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原始创新生产函数，运用实证分析结果，评价相关原始创新主体的原始创新能力及相关政策的实际效果。（2）在原始创新的优化路径研究中，可以将侧重领域作为切入点，基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对原始创新的中短期、长期需求侧进行研究，即我国当前在哪个领域更需要原始创新出现、哪个领域发生原始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推力更大，更可以从实证角度出发建立原始创新需求侧评价体系或测算方式，为我国科技创新的政策导向提供更为精确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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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林、文子豪（通讯作者）、林子怡，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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