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甲马”国内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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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大理，甲马文化一直自发流传在民间民俗生活中，与“阿叱力”“朵兮薄”文化融合，显示出独特的神秘魅力。国内关于大理白族甲马的研究历经了“收集一分类—针对性研究一多学科研究视角一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几个过程。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做一述略，以期为大理甲马文化学术研究史的建构做些许补充，为后来者从多角度研究这一文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大理甲马 研究综述 “阿叱力” “朵兮薄”
　　在大理地区，“甲马”也叫“甲马纸”“马子”“甲马子”，白语念作“zai hui”（音同“灾灰”），是民间祭祀、禳灾、祈福时所用的木板雕刻印制的纸画。“甲马”承载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期许，是起着传递信息作用的祈福祭祀的载体，一直自发流传在民间民俗生活之中，延续至今。这一以活态实践传承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甲马研究的起源
　　在甲马收集研究领域，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李伟卿老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收集和关注“甲马”，显露出了作为民艺研究者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视野。而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大理甲马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树村先生专门到大理考察甲马;在同一时期，大理本土学者杨郁生、赵寅松先生也把目光投向了甲马，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白族甲马收集、研究工作。1987年，李伟卿老先生参与了云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的滇西甲马调研，搜集到了甲马一千多幅，一共一百多个品种。纵观甲马研究领域，多数研究甲马的学者都有着收集甲马的习惯，收集—分类一对比研究，是甲马研究学界通用的研究手法。
　　二、甲马研究的学术论文成果
　　在大理白族甲马的学术论文成果方面，1982年杨郁生在《大理文化》上发表的《独具一格的白族木刻——甲马子》以及1985年杨民在《美术研究》上发表的《白族民间木刻版画——甲马纸》两篇文章，算是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大理白族甲马理论研究的大门。
　　《独具一格的白族木刻——甲马子》对甲马中蕴含的白族原始民族意识以及白族特有的“图腾…‘本主”和原始自然崇拜的各种偶像进行了分析，认为甲马从中原的传人恰好为白族人原始意识中的情感、思想、信仰、希望和理想提供了附着体，并与之融合，流传在民间生活中;作者发出呐喊，呼吁各界重视抢救白族甲马。杨老先生是白族甲马文化保护的先觉者和先行者！
　　《白族民间木刻版画——甲马纸》从白族与巫教、巫教与甲马纸、甲马艺术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大理白族甲马的宗教渊源和审美价值。作者对甲马文化与宗教关系做了有据的探讨，比如作者引《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俗徵巫鬼、好诅盟。”“夷中有桀黠能言语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又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以赐夷，夷甚重之。”据此来看，三国时期的云南地区已有巫术和巫画。从史实角度来看，白族先民确实有着信奉、崇尚巫文化的习俗，而史志中所说的“巫画”从历史传承角度来看或许正是早期的甲马原型。文中还强调“白族地区宗教信仰繁多，除独特的本主崇拜外，早在唐代的南诏时期已‘阐三教、宾四门’。儒、释、道、巫长期并行不悖，互相渗透和掺杂”。“阐三教、宾四门”之说见于“南诏德化碑”碑文：“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僭，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碑文记载南诏王阁罗凤重视文化发展、兼容并蓄的治国安邦策略，也表达了当时统治者对宗教文化的尊崇。从碑文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彼时的南诏国确实以包容的姿态兼容多元文化并存。有学者考证，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在南詔国时期曾经取得国教的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阿叱力教派就是密宗和“白蛮”原始宗教的融合;而白族原始宗教“朵兮薄”（本主崇拜）和密宗阿叱力都比较重视咒术仪轨，因此可以相信，巫文化在当时的民间也属司空见惯，而白族地区流传的“甲马”极有可能是阿叱力和朵兮薄礼仪活动中的祭祀品。即使时至今日，大理地区依然广泛地传承着“朵兮薄”文化，在朵兮薄高功先生举行祈福禳灾仪式时，甲马依然是其必不可少的神符道具。由此看来，文中作者的考证出发点符合历史流变渊源，对甲马的来源和演变考证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而此后，杨宪典《大理白族原始宗教——巫教调查研究》一文则以实地调研的方式录述了白族巫教活动情况，证实了“甲马”“朵兮薄”“巫教活动”之间的事实性关联。文章根据经文、民间传说等对南诏时期佛教与巫教的排斥一妥协一融合一系列变化做了探讨;对巫文化及巫文化从业者的现状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做了相应的事实性陈述，忠实地描述了白族人对本主的虔诚信仰和崇拜。作者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分析巫教和本主崇拜与其他各教合流在封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适应性，并在道教主持的庙会表文中找到了巫教“甲马纸”在道教典义中的存在迹象，从而再次从宗教实践中窥见了大理白族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李伟卿在1987至1988年间发表了两篇研究甲马的学术论文。《漫谈滇西甲马》从民俗学意义和审美意义两方面探讨滇西地区的甲马，还重点对各个地区甲马板的雕刻形式做了对比研究，文中观点认为“甲马是民间的迷性用品”，并且对“甲马是什么”做了史料考证。《大理白族甲马与民间诸神》主要论述了大理白族甲马各类神祗，探讨白族民间造神的历史条件、造神特点，对大理地区以本主为代表的白族诸神和以灵物崇拜残余的自然神祗做了分类和考析，并对大理地区甲马的历史来源、表现手法样式来源做了史料考析和溯源;同时也对白族本主神祗和汉族神祗错综复杂的关系略做了梳理和探讨，在比较中略述了大理甲马的风格特点，是比较详尽的早期大理白族甲马文化研究成果之一。
　　高金龙《云南纸马民俗资料汇辑》结集了一百二十多种甲马纸在民间实际应用的方法与过程，是目前学界较早的甲马研究实地资料汇辑;而其《简论云南纸马》一文则基于多年在云南各地田野调查收集的一手资料，对云南甲马之名称、分布、族属等进行民间活态实践调研和探讨，对称甲马为“迷信品”的提法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在“附录”中对云南甲马的“名目”进行了广泛的收录，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资料性。作者认为：“云南民间美术界将民间流传的木刻版画（不包括大尺寸的年门画）统称‘甲马’或‘甲马纸’。这是根据最初收集地点保山、腾冲、大理等滇西某些部分的民间称呼而来。”而后，作者经过对云南各地（包括保山、腾冲、大理、楚雄、昆明、红河等地）的实地调研后，对各地“纸马”的称呼进行了对比，最终得出结论：“比较之下，多倾向‘纸马’的称呼。”由此，为“纸马”这一在学界似乎没有统一称呼的民间民俗研究对象的名称的“统一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或许是受到了高金龙先生的影响，在此后的诸多研究中，许多学者为了便于表述，大多都把“甲马”称为“纸马”。甚至有学者在其著作中为“纸马”在著作中的“叫法”而专门列出章节加以辨析，观点是：“‘纸马’不仅表明了艺术载体，还揭示出这种艺术载体上所负载的艺术形象……和‘甲马’相比，‘纸马’这一名称的内涵优势就在于：通过它，我们能够一眼就看出这种民间艺术的艺术载体。”但是，很多云南本土研究者（其中主要是大理籍学者）则坚持大理本土的“甲马”叫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成果之一《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也将其称之为“甲马”。从期刊发表的主题和篇名来看，以大理、腾冲为主要研究区域的多称为“甲马”，例如《大理甲马》《滇西甲马纸》《村落中的白族甲马》《白族民间甲马纸源流、传承与变异探微》等都以“甲马”称呼。不难看出，国内甲马（纸马）研究一直存在着“概念”与“叫法”论辩，而本文主要采用甲马这一称呼。 　　甲马数量繁多，有多位学者对甲马进行过分类，杨松海《高原甲马——民间美术展览“甲马”解说词》中，采用“联合式法”把甲马分为人生礼俗、祈求福禄、保佑百业、儒释道造型、民间信仰等六类。章虹宇、章文忠的《白族“甲马”漫谈》着重介绍鹤庆山区白族甲马，通过按照神格和用途对甲马进行分类，其中，按神格分为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祖先崇拜，按用途分为供奉甲马、焚烧甲马。文章主要按照大理鹤庆本土山区的白族甲马纸及其相关使用方法对其进行分类，从类别划分的方式上来看，有着较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甲马种类繁杂，目前学界也尚未有统一分类规则和方法，终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一文化深深扎根于民间民俗信仰实践活动中，实践方法和实践场合具有多样性，对大理本土文化不甚了解的学者，难以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和类别划分。这一点，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并不难看出。对甲马类别进行划分的多是大理本土学者，也因其对大理本土文化有着充分的认识了解，才能更客观科学地对甲马进行对比分析。
　　三、甲马研究的学术著作成果
　　从学术著作成果来看，有关甲马研究的著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陆续出版了十余种，主要有高金龙的《云南纸马》，杨郁生的《云南甲马》，曲艳玲的《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神圣空间——云南纸马造型艺术研究》，丁达贤的《古老神秘的白族甲马》，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丁今的《民间甲马版画欣赏》，吴婉希的《神物遗迹——解读云南甲马版画》等。
　　其中，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是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成果之一，该书在广泛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收录囊括了大理、保山、腾冲、玉溪等地的甲马一千多幅。书中介绍了甲马的分类与使用、制作与工艺材料、甲马艺人、销售情形以及甲马相关民谣、经疏和民间故事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杨郁生的《云南甲马》是大理本土学者历经二十余年，立足于大量甲马纸和民间神話传说，整理研究出来的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早期白族甲马研究出版物。从白族甲马文化研究领域来看，该书意义重大，与外地学者的研究相比，其优势在于本土学者对本族群意识形态的悉知，在考察和收集研究过程中，还原了甲马文化实践的样态，成为比较全面的云南甲马文化（特别是大理甲马）资料集。曲艳玲的《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从艺术人类学角度，以艺术发生学和艺术生态学两个篇幅对云南甲马文化进行解读：上篇，作者从甲马的起源、发展、文化内涵、文化流变、文化心理等几个方面对甲马艺术进行了艺术发生学上的研究及阐述;下篇则从文化解读、文化主题、地域文化特征、传承保护等几个方面对云南甲马进行艺术生态学解读。该著作立足于实地调研，用人类学方法分析甲马，有着较强的理论性;从著作的各个章节名称及其内容来看，作者更加注重对甲马作品的民俗理论性解读，而对于甲马艺术现象、甲马艺术活动本身的关注较少。丁达贤的《古老神秘的白族甲马》主要以介绍的方式从甲马的定义、称谓、起源、发展、功能、类别、使用习俗、活态使用实例、制作、销售等方面对大理白族甲马进行了阐述。该著作相较于其他著作，呈现了部分白族甲马纸的活态运用及甲马文化的活态传承实例;另外还单独记述了与白族甲马文化活动相关的“朵兮薄”教派的符箓、雕版、符咒纸及其相关仪式，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论的议题，即大理“朵兮薄”仪式中使用的符咒纸是否属于甲马。该著作立足于多年的实地调研，内容翔实，是近年来出版的全方位展示大理白族甲马文化的著作成果之一。
　　四、文创从业者对于甲马文化的关注
　　除学者的关注外，活跃在大理地区的“文化创客”算是这一文化符号的产品开发先行者了;大理古城、喜洲、双廊等旅游景区都是主要的创客聚集地，富有白族文化特色的视觉符号“甲马”，经过创客们的开发和改造，以抱枕、画册、明信片、包袋、木版画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随着甲马研究的深入以及甲马文化的不断传播，甲马已经成为大理民俗文化的一张名片。甲马的研究还在继续，以甲马图像为元素的文创产品也将不断被开发出来，新作会不断问世，一个曾经相对寂寞的领域已拂去了神秘的面纱，对于甲马文化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多维解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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