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贫困县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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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因此，以福建省18个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贫困县农民收入均衡程度，其次从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农业发展现状和投入力度、农民生活和受教育水平三方面构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选取2000—2017年18个贫困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影响贫困县农民增收的因素。最后，提出贫困县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贫困县;农民收入;泰尔指数;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引言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农民增收。实施乡村振兴，推动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摆脱贫困是前提。2000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 253元，2017年上升到了13 432元，其间增量为11 179元。福建省农民人均收入由2000年的3 230元提高到2017年的16 335元，其间增量为13 105元。福建省农民收入增量高于全国增量，农民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至2017年，福建省的农村人口仍占全省人口比重近35.2%。
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制度角度出发的增收战略定性研究;二是基于省域数据的农民增收定量研究;三是仅讨论单因素指标对农民增收影响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精准扶贫为视角，选取福建省18个贫困县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贫困县的三农发展特征，构建影响贫困县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从县域层面分析农民收入差距，研究贫困县农民增收问题。
一、福建省贫困县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福建省共有18个省级贫困县，贫困县的行政区域分布显示，福建省沿海地区基本上没有贫困县，18个贫困县的分布并不是大聚集，而是小聚集，并且大多地处与其他省份接壤。其中，8个贫困县与浙江省接壤，5个贫困县位于赣州市周边，3个贫困县靠近潮州市。
福建省18个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呈逐年递增趋势，由2000年不到2 000元到2017年突破万元大关，贫困县农民的收入水平在逐渐上升，但是仍然低于福建省农民平均水平，贫困县农民收入处于全省较低水平。18个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16 000元，但是仍未达到福建省农民平均收入水平。
二、贫困县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一）贫困县农民收入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农业發展现状和投入力度、农民生活和受教育水平三方面共选取8个指标，构建福建省贫困县农民收入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指标分别是财政支农支出、城镇化水平、初等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人均GDP、城乡收入比、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粮食产出率，记为X1，X2，X3，X4，X5，X6，X7，X8。
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与8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指标体系构建合理。
（二）个体效应回归模型构建
采用2000—2017年福建省18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收入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首先对人均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两指标做取对数处理，经检验，得到lnX5和lnX7，选取变量都是1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基于kao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福建省18个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与八个变量间的面板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具有统计学上的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进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
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通常有三种，即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5 4，小于0.05，所以认为回归模型不能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F检验P值为0.003 2，小于0.05，所以认为不能采用混合估计模型。故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校正的可决系数为0.952，模型拟合效果很好。模型对福建省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的解释程度高达95.2%。采用逐步回归来修正多重共线性，得到的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
结果显示，可决系数为0.95，校正的可决系数为0.95，模型拟合的非常好。F统计量为271.02，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模型对福建省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的解释程度高达95%。t检验结果表明，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对福建省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得到最终的回归模型为：
模型显示，城镇化水平是影响贫困县农民收入的最重要因素。这与现有研究文献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而初等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粮食产出率对农民增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这与贫困县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需求缺乏有关。
三、结论和建议
研究表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投入力度对农民增收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为提高贫困县农民收入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推进贫困县城镇化建设进程，辐射带动农村发展，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拓宽就业渠道，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增收。
二是推行多元化投资战略。建立“政府-社会-个人”一体化的多元投资主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财政农支，建立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机制，以政策扶贫带动贫困县农民增收。利用乡村资源，吸引更多社会投资，扩大贫困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参考文献：
[1] 刘牧.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6.
[2] 龙怡.福建省县域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7.
[3] 穆红梅.论农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J].人口与发展，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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