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文义解释方法刍议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顾　乐

　　 [摘要] 解释学应系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刑法解释则系刑法之认知方式，而作为刑法之认知方法的文义解释，则以刑法条文语言自身涵义为认知目标，以刑法条文语言意义域为认知限度。
　　[关键词] 刑法解释 文义解释方法 论理解释方法
　　
　　一、刑法文义解释方法的理论依据和地位
　　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曾指出:“由一般的语言用法获得的字义,其构成解释的出发点,同时为解释的界限”。应该说，这一关于解释限度的诠释，揭示出文义解释方法其合理性依据，在解释限度内实现解释须以文义解释方法为途径。然而不可否认，这一解释限度理念虽被法学界广泛认同，却并未得到严格贯彻，而其本身亦被演绎为文义解释方法的基础性依据，“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开始，但也是法律解释的终点。易言之，即法律解释始于文义，不能超过可能文义。否则就超越法律解释的范畴，进入又一阶段之造法活动。法律解释应尊重文字，始能维持法律之尊严及其适用之安定性。”而这一基础性依据则又被解说为文义解释方法其适用的基本规则，“文义解释只能从文字本身出发阐明法规范的意义，而不能超出文字的涵义，超出了文字本身的涵义就不能称其为文义解释。”
　　应该说，理论界所推崇的文义解释方法的基础性和优先性，作为理论调和的产物，亦不无商榷的余地。首先，关于文义解释方法的基础性。应该说，这一结论肯定了法律解释不仅须先由文义解释人手，且最终解释结论亦应符合文义解释，而此结论亦表明，文义解释并不排斥其他法解释方法的使用。因此，如果说解释限度理念给予文义解释方法以排他的绝对权威，那么这一基础性依据则仅确立了文义解释方法的相对优势。然而不可否认，在法解释理论中文义解释方法其相对优势的基础性地位其实也并不稳固，亦如梁慧星教授所云，无论依何种解释方法，原则上不允许作出反于法条文义的解释结论。但有下述情形之一时，应为例外：(1)法条文义与法律之真意及立法目的相冲突；(2)法条文义反于法学、经济学及社会学之基本原理；(3)法条文义反于法治国及民主思想；(4)依法条文义将使社会经济地位之弱者较之强者遭受更为不利之结果。而更确切些说，这一“相对优势的基础性地位”其实并不具有实现的可能。不可否认，文义解释方法与诸如扩张解释等法解释方法之间存在天然的排斥性。在此，如果我们确信解释限度系文本语言之“意义域”，那么文义解释则以揭示文本语言之“意义域”为要义，而扩张解释则应以超出文本语言之“意义域”，诠释文本涵义为其基本特征，因此适用这些方法即必然构成对于文义解释方法的否定。其次，关于文义解释之优先性，即将文义解释认定为首选的法解释方法。应该说，这种“首选”赋予了文义解释方法以普适性，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文义解释方法其合理性依据的解释限度理论，其本身即不具有普适性的意义，那么这一在解释限度内实现解释的方法，是否可以成为普适的法解释方法，或许也不无值得推敲之处。笔者以为，文义解释方法作为刑法的认知方法，应以刑法条文其语言文字的自身涵义为解释目标，因此如果我们确信立法原意的存在，确信立法原意不同于法律条文自身意义，那么以揭示法律条文语言文字其自身涵义为要义的文义解释方法，即不应成为探求独立于法律条文语言其自身涵义之外的属于立法者“精神世界”之立法原意的方法，而且亦不应成为揭示解释者之“历史世界”的解释方法。
　　
　　二、文义解释方法的界定
　　1.文义解释方法与论理解释方法
　　应该说，文义解释方法与论理解释方法是对于法解释方法最为传统的界分，然而恰是由于二者之区分的理所当然，二者之区别的不言而喻，使得理论界对于二者之界分依据鲜有论述。例如根据杨仁寿先生的观点，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有六，即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及合宪解释，其中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及合宪解释，合称为论理解释。然而，杨仁寿先生并未指出，文义解释方法与论理解释方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再如张明楷教授曾指出，刑法解释方法分为两大类：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文理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文理解释的根据主要是语词的含义、语法、标点及标题。论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论理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根据这一观点，文义解释方法应系以揭示法律条文语言自身涵义为要旨，而论理解释方法则旨在按照立法精神，探求刑法真实含义。然而，根据张明楷教授的界定，以立法精神为指引所揭示的刑法真实含义，其本质确有立法原意之嫌，而诸如刑法体系解释方法、比较解释方法等皆并非以立法精神为指导。因而，当陈金钊教授指出，文义解释包括字面解释、限缩解释、法意解释、合宪解释、当然解释、语法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这其中，最典型的文义解释即为字面解释，其他的解释方法之所以被纳入文义解释的范畴，是因为笔者坚持这样一个标准：只要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语词，所使用的方法是发现，姿态是对法律服从，解释结果没有背离可能的文义，就属于文义解释。从而，即打破了中国法解释理论关于文义解释方法与论理解释方法的传统界分，而澄清二者之分野即成为界定文义解释方法的必要前提。
　　根据我国学者的观点，论理解释和文理解释的主要区别即在于，是否局限于法律条文的字面涵义。论理解释强调可以作出与法律条文字面含义不同的解释；而文理解释则认为，解释既不能窄于字面含义，也不能宽于字面含义。应该说，尽管论者所给出的论理解释和文理解释的界分依据，并没有贯彻论者所采纳的论理解释方法的界定，但这一界分依据却揭示出文理解释方法的本质特征，文理解释方法系以揭示法律条文其字面含义为目标，而文理解释既不可窄于字面含义，也不可宽于字面含义。
　　2.文义解释方法与平义解释方法
　　苏力教授曾指出，文义解释的方法还可以细分为平义方法和特殊文义方法。前者的基本要求是，法官和律师以及其他阅读法律文本的人追求法律文字的习惯的和通常的含义。后者则强调法律文字的专业性，它不能按照常人的使用习惯来理解，而必须按照法律界的习惯意义来理解。基于此，平义解释方法应系文义解释方法中的一种。应予承认，法律条文中确存在日常用语和专业术语，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专业术语在醇化语词含义的同时，也排斥了大众对于文本含义的认知，使得非经系统学习的普通公民无法准确把握其要义，而只能倚赖于解释。所以，当“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这就使人民处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从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因此，法律条文中日常用语与专业术语的价值分野，决定了平义解释方法和特殊文义解释方法的价值分野。基于此，平义解释应存在明显的价值倾向性，是法律规则其预测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最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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