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两种理论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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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杉杉,陈雁峰
[摘要]在发展经济学中，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劳动力的使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当前出现的具体情况，从体制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建设以及人力资本培训等方面提出适合我国现状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刘易斯；舒尔茨；二元经济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2-0037-03
一、引言
几乎所有的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面临着农村劳动力使用的问题，在我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面前，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加上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变得特殊而复杂，大量农村劳动力游动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现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和舒尔茨都曾对二元经济中农村劳动力使用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分别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理论。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有异，以致在“零值劳动力”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本文试图从两种理论的分析入手，结合当前中国特有的劳动力使用情况，探寻一些解决相关问题的新途径。
二、两种分歧较大的劳动力理论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中的零值劳动力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由于欠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落后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因此解决结构问题（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经济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增加资本积累？1954年，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第一，“零值劳动力”假设，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第二，“工资不变”假设，即“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第三，“资本家剩余”假设，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在刘易斯看来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这一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可使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在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基本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便可得到要多少有多少的劳动力，这就是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也是刘易斯理论的核心所在。
（二）舒尔茨――贫穷而有效率的农业部门
批评“零值劳动力”假设最激烈的是与刘易斯同时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舒尔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他的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理论：
1.贫穷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社会
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人们十分贫穷，但并不能因此说该社会的生产要素配置不当。恰恰相反，传统农业社会的资源配置是很有效的。他列举了大量文献和经验材料证明这一论点。舒尔茨甚至援引了一份关于印第安人社会在本世纪30年代状况的研究报告来证明自己的论断。他说，一些年纪很小的孩子也到农田去干活，这说明他们可以做出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上学。在他看来，“全世界的农民，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无论本国还是外国的有能力的农场经营者都不能向农民说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现有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说，传统农业是“贫穷”的经济，同时又是安排得很好的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贫穷的根源在于这种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经济均衡状态之中。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农民即使对即存资源作了最有效的安排，仍无法摆脱贫穷命运，这是由于这种特殊均衡状态所依存的条件所决定的。
2.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否定
舒尔茨批评了刘易斯关于传统农业“零值劳力”的论断。首先，这一假说建立在错误的统计估算基础上，这种估算以为，农业似乎可以组织所有农业工人像工业工人那样每天干10小时或8小时的活，而忽视了农业的季节性这个重要特点。其次，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引进新要素促使生产率提高后才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但这个阶段已不是传统农业，而是过渡型农业或现代农业了。最后，舒尔茨用以印度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为论据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进一步证明传统农业中的“隐蔽失业”不能成立。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使用情况与理论分析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特征
1.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众多，发展速度快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建国后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始终没有停止，计划性的转移决定其规模相对较小。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使过去的计划转移方式不能适应要求，因而在70年代农民外出打工已出现，但到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的继续改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为国家不能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条件，虽然只能形成民工型的就业，也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数骤增，尤其是进入90年代外流规模不断增大。
2.农村劳动力在外时间常年化
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初始阶段多是农闲季节，短暂外出，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05年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3个月以下的占16%，3至6个月的占24%，6个月以上的占59%。在全部外流劳动力中，外出时间在10个月以上基本上可视为常年在外的占53%，常年在外是目前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的多数，而且外出时间有所延长，外出二三年的劳动力逐渐增多。
3.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明显，出现了“流出，流进”双向流动现象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数量是很少的，可以说没有形成规模，回流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均未超过5%。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了规模。在回流的人群中，年龄较大者占据了多数，再有就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占据了多数。但是在回流的人群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中有些人利用在外学到的技术、积累的资金和经验，以及建立的关系，回到家乡创办或领办了一批乡镇企业，而且成为当地小城镇建设中的骨干力量和主力军。在大量回流的情况之下，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情况的理论分析
1.刘易斯理论的分析
刘易斯认为农村劳动力应该是如此转移的：现代部门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投资，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传统部门人口向现代部门转移。当该过程发展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吸纳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完成了第一阶段。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随之提升，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现代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此情况下，现代部门要雇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只能提高报酬水平与传统部门争夺劳动力。当传统部门像现代部门一样实现现代化后，二元经济就实现了一元化，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就会消失正是这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建立起两部门的联系，工业资本通过使用农村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农村摆脱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造成的困境，走上两大部门的收入差距缩小之路。但是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其分析过程暗含一个假定，城市充分就业，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不仅如此，无论是刘易斯还默认人口的流动是完全的。但目前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可能找不到工作，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无论找到工作与否，挣到钱与否，大都会返回农村。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方向得使用，城市实际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同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使用并不是完全自由、没有限制的。因此，我国的农村劳动力的使用不能简单用这一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我们应该针对现实特点提出更加有效合理的解释和对策。
2.舒尔茨理论的分析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要走向现代农业，核心问题是打破传统农业的特殊经济均衡，改变这种均衡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舒尔茨的农业劳力剩余的判断，是建立在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或重组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要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不发生改变，农村中士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但他的分析存在如下几点问题：第一，他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他定义的传统农业中不可能存在零值劳动力。我们知道，在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舒尔茨没有证明这些剧增的劳动力在传统农业中能否与其他生产要素发生完全替代。第二，在实践中很难划清传统农业是否引入了现代要素的界线。在理论上，舒尔茨虽然较好地概括了传统农业的三大特征，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冲击传统部门，因此，在当前国内的现实中，很难找到舒尔所描绘的典型的传统农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对零值劳动力学说的批评失去意义。
但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却很好的解释当前的“回流”现象。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他转引西蒙・库兹耐的话说:“对各种不同社会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进行研究中发现，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形成都必须扩大足以包括人们的健康、教育、训练的投资，也就是对人力的投资”。在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经历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对生产、生活的适应能力，思想观念更加现代化，生活方式出现城市化倾向。这部分人的回流，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的开放程度，改变了输出地的社会生活，加快了输出地的社会变革进程;部分人回乡务农，搞农业开发经营，形成一批新型的农业经营大户，他们经营项目新，投资力度大，追求新技术，走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沿，这可以为输出地的农业引进技术，注入资金，带来市场信息，并通过示范效应带动输出地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带来更多的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了整体素质。当然，对于“民工荒”现象，笔者认为民工荒是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种局部性和结构性现象。局部性体现在，出现用工缺口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地区，结构性表现在，用工缺口一方面出现在劳动条件很差、待遇过低的岗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特别是劳动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要求我们一方面是要提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是建立优质的劳动力迁徙的制度，为劳动力的迁徙提供更加宽畅有利的环境。
四、我国农村劳动力使用的几点对策
1.加快制度创新，完善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以及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废除二元管理体制，消除附着于城乡户籍制度上的不合理经济待遇与身份地位的差别，构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城市化的制度。近年来，各地虽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定了一些便利的政策，但从根本上消除制度障碍的力度仍然不大。让那些可以、也能够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彻底脱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体制创新的力度。因此，应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化制度，切实保证进城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与社会地位。
2.积极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使用
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城镇就业增长率从20世纪末开始大幅下降。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越来越有限，但新增劳动力却越来越多，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由此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包括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新兴行业的进步，重视非正规就业形式;也包括加快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恢复其创造就业的能力。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最主要产业，创造非农就业岗位主要依靠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实现。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创造条件为新兴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成长环境，并以此为契机发掘就业机会。在推动就业的过程中，还应加快我国城镇就业模式转变，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3.建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
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越来越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技能并没有随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得到提高。从劳动力供给看，表现为普通工人多，技术工人少，求职者与职位空缺同时存在。因此，加大对他们的技术培训力度，既可增加他们的收入预期，又可缓解城市技术工人短缺的状况，同时也使得农村整体人口素质达到提高，这也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较为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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