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作乐的资产管理公司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士学

　　在国外，许多国家政府都赋予了资产管理公司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准司法权，从而使资产管理公司债权具有了超越一般债权的特权，而我国却未给资产管理公司立法，常常使得资产管理公司在保全和追收国有资产上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眼下的资产管理公司早已揭下了神秘的面纱，已不再像刚成立时那样让人感到陌生。因为随着不良资产处置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资产管理公司日益为人们和媒体所瞩目，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资产管理公司临危受命，其工作的独特性和艰巨性，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将承受许多无法想象的重负和压力。为此，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解读资产管理公司，或许能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资产管理公司需客观评价
　　
　　要换个角度解读资产管理公司，首先需了解一下它们当时成立的特殊背景。众所周知，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曾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都感到十分棘手和头疼的问题。国际金融社会普遍认为，当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超过总资产的15％时，必须借助于专门机构，实施专业化处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邻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处置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方式中找到答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决心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因此，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诞生具有紧迫性和鲜明的时代意义。
　　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准备并不充分，我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一开始就面临许多“先天不足”――包括法律、政策、理论、人才等。正因为如此，就决定了资产管理公司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并通过不断实践修正运行中出现的各种偏差。从去年开始，国家审计署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审计，根据公布的审计结果来看，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剥离、收购、管理和处置等环节均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而笔者并不是有意为资产管理公司开脱，而只是想说明在现有的条件下，它们出现一些问题有其必然性。当然，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的对待和分析，资产管理公司也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并且要认真对待和坚决纠正，尤其是对那些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要从严从快查处。
　　
　　对资产管理要求不能太高
　　
　　此外，要理性对待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损失问题，有必要对不良资产进行一些描述和分析。
　　银行不良资产是对那些借款人违约、还款期较长、借款人还款不确定性增加、银行潜在风险增加的贷款的统称。按照国际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方法，一般地讲，可疑和损失两类资产都可以认定为不良资产，其中，可疑类贷款的特征标准是：逾期180天以上；借款人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借款人已资不抵债；银行已诉诸法律未收回贷款等。损失类贷款的特征标准是：逾期1年以上；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虽未停止，但产品毫无市场，企业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并濒临倒闭，且政府不予救助，经确认无法还清的贷款等。但是，资产管理公司除当年接收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以来，其随后接受的不良资产已远远超过了上述两类贷款的标准，而且许多都是20―30年前发生的。它们接收后曾按财政部要求进行过调查分类，其中信用贷款占70％，并且有40％多属于呆账。而另外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八成多为信用和无效担保贷款，账面呆账和事实呆账合计达65％以上，大量的资产已经“空洞化”。试想，按照金融企业财务制度要求，那些不良贷款特别是损失类贷款，都是可以计入成本冲销的。
　　但是，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开始，它们就一直面临着贱卖国有资产的诘难。当然，如果只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报出的成绩单上看，这种批评也不无道理。因为从2004年至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账面价值仅为9404亿元，累计回收现金(不含回收资产和债转股)1370亿元，现金回收率仅为17．8％。
　　其实，不良资产还有一个名词叫“坏账”。所以说资产管理公司是一家坏账清理机构也是可以的。如果按照国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规定，银行业的坏账应该通过计提坏账准备金及时冲销。我国财政部也明确规定了银行业信贷资产风险拨备(即坏账准备金)比率，按五级分类要求，关注类贷款为2％，次级类贷款为25％，可疑类贷款为50％，损失类贷款为100％。风险拨备是进成本的，因为这些拨备资金要冲销不良资产损失。显然，这对财务稳健的银行是没有问题的，而对财务拮据的银行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也正是我国国有银行的“软肋”。因为我国国有银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国有企业的主要资金供应者，加之承担了大量的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的非赢利性业务，所积累的不良资产已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消化能力。这也正是国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不良资产的原因。而且即使如此，它们在运作中也仍然要考虑经济政治和社会道义等多重目标。因为在处置不良资产背后，牵扯着太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企业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等)。当我们面对几十年累积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对如此低劣的资产、如此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背景，又能对它们提出多高的要求呢？
　　所以，笔者认为，在资产处置损失上，我们一定要理性对待。当然，理性对待也并不是说不要一个监督与考核标准。其实，对它们的工作和回收水平国家早就有要求。银监会已经制订了《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尽职指引》，财政部也早就根据不良资产实际情况制订了《资产处置回收目标考核责任制》。
　　
　　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弱势群体”
　　
　　相对于银行业，证券业，还是有保险业以及信托租赁、投资基金等，资产管理公司在当今金融产业中，应该说是一个“弱势群体”。
　　从法制上讲，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经济金融的法制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先后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等。但是，唯独作为代表国家处置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追债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只有一部行政法规层次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而且还是在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之后才出台的。
　　实际上，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国家清理银行坏账，最终要动用公共资源，也就是说最后收不回来的钱，都要花每个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填充。按理说，它们是最需要法律保护的了，而且最需要有一部专门法律来依法调整和规范它们与各方面的关系。然而，迄今为止，对它们的立法问题还远远没有纳入议事日程。
　　然而，在国外，许多国家政府都赋予了资产管理公司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准司法权，从而使资产管理公司债权具有了超越一般债权的特权，资产管理公司代表国家追债时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权力。而我国却未给资产管理公司立法，虽然2000年11月颁布了一个《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但也是它们成立一年多以后才出台的，而且只是一部行政性法规。作为行政性法规，无法解决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一系列法律问题，无法依法调整它们与债务人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当然，也就更无法树立它们作为国有债权人的权威了。
　　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资产管理公司在保全和追收国有资产上，常常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逃废资产管理公司债务的问题也随处可见。加之它们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也存在着矛盾，因而也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许多地方政府甚至直接干预司法部门办案。
　　说它们是弱势群体，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印证，这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当今的金融产业中被边缘化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工作虽然也具有金融业务的特征，但更多地却是在代表国家清理银行坏账。加之处置不良资产的阶段性特征，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定位一直模糊不清。如果它们真的只是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充当“过客”，完成不良资产处置以后就关闭清盘，也就无话可说了。然而，从目前情况看，管理层似乎并没有想在它们处置完不良资产后就关门大吉，而是想要它们在金融市场上向商业化转型发展。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真要让其继续发展，那么它们发展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上，哪一方领地、哪一块业务、哪一杯羹，是属于资产管理公司?却并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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