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流动与中国改革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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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刊编辑部
全球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基本上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发展中经济中的盈利机会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中的物理和制度障碍。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跨国资本流动的成本，而全球范围的知识扩展也使欠发达国家充满了新的盈利机会。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障碍逐渐减少。中国的FDI从1990年起每年稳步增长，1996年以来更是每年超过400亿美元。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邻国带来了压力。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七国的总人口超过中国，到1997年巅峰时期其FDI只有33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其FDI在2001年急剧下降为180亿美元。2002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一年之后，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为52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对FDI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显然，中国在当前引进FDI的竞争中胜出。中国吸引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其低廉的劳动力（包括普通劳动力和知识型人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对于需求而言几乎是无限的，这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一直稳定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且正处于成熟期，70％的人口在处于15－65岁的工作年龄，这个比例在世界处于最高水平之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60％，但其15岁以下人口比例高达36％，比中国高出1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7％，但其老龄人口比例高达15％，比中国高出八个百分点。
这个人口特征在过去20年以及未来的20年对于中国的高速发展是特别有利的因素，这一点不因其他政策和制度因素而改变。随着全球化和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的持续繁荣，这种人口结构的优势进一步体现出来。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需要将其在过去半个世纪所积累的退休储蓄投资在诸如中国这样年轻的、生产力旺盛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人口结构和1975年的日本非常相似。日本在1975年之后还保持了15年的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在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的增长还能因此而受益。
基础设施条件的迅速改善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中国的电话线路已经超过美国，而高速公路的长度也仅次于美国。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在基础设施上比投资在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更有价值。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利润，但无疑会有利于劳动力、商品和资本流动，这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几个关键的经济中心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而且中西部省份也极力改善其投资环境，投资了许多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其他基础设施，中西部这些设施在吸引外资方面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但是中西部贫穷的人民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进一步向东部流动。有趣的是，这个计划却产生了计划以外的效果：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汇款、知识和技能，对其家乡发展影响巨大。
不断降低的交通成本和交易费用将中国农村劳动力这个巨大储备库和东部沿海地区联结在一起。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下，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将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全球市场工作。但是他们的工资由于劳动力供给丰富而难以得到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由维持生活基本需要所决定；城市收入只比这个水平稍高。由于城市工资水平同时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及城市自身的失业率不断上升两种因素的制约，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稳定在相当低的水平。
中国不但有无限供给的普通劳动力，而且有成本相对很低的知识型人才大量储备。中国不仅在基础教育中取得重大进展，而且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中国一年培养的工程师比台湾和香港在10年甚至20年培养的还要多。
跨国公司将中国这些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包括知识型人才）和发达的国际资本、技术结合起来，不但直接进入中国本地市场，而且由于将生产基地设立在中国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由于中国允许跨国公司对其运作有完全的控制权，他们受中国不完善的金融和法治体系的约束就相对比较少（至少对其日常运作是如此）。换言之，在中国进行生产的风险比直接投资在金融领域的风险要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中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
因此，中国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力结构和制度特征相互作用决定的。中国的FDI主要是以外资企业的形式进入，其中在制造业中的投资比例超过60％。劳动力成本优势和金融体系及法治体系的缺陷决定了外国资本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以外资企业直接生产而不是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中国一方面不断吸引FDI，另一方面却向资本充足的经济体输出资本。1994年以后的九年间，中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而这显然意味着净储蓄或者资本净输出。
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邻国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其一，大量FDI转而流入中国；其二，中国出口的产品很快占领了大量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三，中国低成本的出口商品对全球价格有向下的压力。
要评价中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在亚洲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首先，中国FDI增长虽快，但人均FDI的水平仍然很低。2001年，中国人均FDI是37美元，远远低于120美元的世界水平，甚至低于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42美元的平均水平。
第二，中国出口增长率比邻国高的两个主要原因是：1.起点低；2.出口产品包含了许多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元件，中国本身的价值增量不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终商品的生产迅速从其他发达亚洲经济向中国转移，但供给链中附加价值高的部件仍然在这些地区生产。中国FDI的三分之二来自港、澳、台和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地。
其实，数据显示，亚洲竞争对手可以与中国一起增长。从199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减少了11个百分点，亚洲增加了7.3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增加2.3个百分点，低于东盟六国的3.1个百分点。此外，其他亚洲国家也得到1.3个百分点。
因此，中国不仅是一个区域竞争者，也是一个亚洲经济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重要伙伴。中国不仅有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也有巨大的市场（包括消费、产品、制造设备和组件），这是邻国的机会，香港和台湾首先抓住了这个机会，其后是美国、欧洲和日本。
第三，中国正在改变的是全球的相对价格。随着中国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在长期固然会有下降趋势，但这不会造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因为在发达国家的消费结构中，中国产品的总额比重很小，2001年只占世界总量的4.3％。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无法自己制造一些出口商品的关键元件，只好大量进口，这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上升，出口价值相对下降。中国在短期内尚无能力对全球通货紧缩造成影响。
在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原材料、日用品和技术的价格就上升了，因为要支持制造业产品的快速增长，对这些要素的需求就会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其价格上升。中国已经从原油净出口国变成了原油净进口国；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净日用品进口量已经增加了三倍；中国顶尖MBA项目的价格大幅上升，已经和香港甚至美国接近了。
客观而言，中国无疑是世界经济中有力的竞争者。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不会消失，除非中国剩余劳动力都被不断扩展的现代产业部门所吸收，从而使其价格上升。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实施对产权的保护，大幅度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为其他产业部门不断扩展而且有利可图提供坚实的支撑体系。这对于可持续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努力想提高农民收入，这个目标任重道远，必须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从而使得农民分享整个经济增长的好处。
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以平均工资低于每小时0.5美元的水平，增加了1.5亿个非农工作，也减少了1.5亿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但是，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中仍然需要至少相同数目的就业岗位。而且，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很可能将有所下降，必须完善其金融和法治体系，以应对未来的老龄化问题。
没有产业升级来吸收剩余劳动力作为前提，中国只能是全球分享中国劳动力供给和国内市场好处的一个平台。很明显，竞争不是在中国和外国制造商之间展开的，而是在外国制造商之间展开，中国只是作为劳动力和国内市场提供者参与其间。外资企业生产中国出口商品的一半，但其增值部分只有很少一部分留给中国劳动力。同时，全球资本仍然会拒绝流入投资于资本市场，甚至中国自身的储蓄仍然会向外净流出。
在现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中国需要给自己正确定位。外界一直存在迫使中国重新对人民币估值的压力，但是，币值重估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因为中国的真实工资并不是由名义汇率所决定的。中国的工资在低端极富弹性，因为非技能性劳动力的工资是由中国农村地区的基本生存收入水平所决定的。真正有助于中国真实工资上升的有效和可持续的途径是使中国中西部贫穷地区发展起来。
同时，对人民币的重新估值会给沿海地区的房地产和服务业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这些现代产业部门和世界经济结合得已经非常紧密。这些地方的价格结构，除了非技能性劳动力的工资以外，对名义汇率的变动要敏感得多。此外，大量资产和债务是以外汇来计价的。试图调整汇率相当于对外汇资产和债务的持有者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类似于在通胀或者通缩时期对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财富重新分配。此外，由于中国经常账户持续盈余导致官方和私人外汇储备不断上升，现在保持中国人民币稳定是可信的。
人民币重新估值不会有助于中国经常账户平衡或者赤字。中国过剩的储蓄不是由于汇率导致的，而是因为其不发达的金融系统不能鉴别好项目和实施贷款合约。重新估值人民币将压抑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从而导致更少的贷款和更多的过剩储蓄，从而更多的经常账户盈余，就象日元升值后日本发生的情况一样。所以，如果希望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有所降低，首先需要改革的是金融系统，而不是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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