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行政精神的现代性谋划：智力游戏抑或科学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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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政改革的成功需要精神的引领。后工业社会呼唤一种新行政管理范式来取代管理型行政，同时需要建构一种新行政精神来取代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后现代行政精神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实社会也为其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建构后现代行政精神需要从人之重生、制度之再造和想象与启蒙三个方面着手。后现代行政精神的建构面临着诸多挑战，只有战胜这些挑战才能使后现代行政精神成为科学运思与现实活动而不至于成为乌托邦式的智力游戏。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服务型政府;行政精神;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9）03—0018—06
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但相当的论著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分析或是个案的解读，欠缺深刻的学理分析与前瞻性把握。王锋教授新近所著的《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精神》（商务印书馆2018版）一书则在这方面颇具新意。该书对后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以及何种行政精神进行了大胆的学术想象与探索，作者通过精细的论证得出了令人颇为信服的结论。但我们仍会存有这样的疑虑：作者这种对未来政府及其行政精神的描述与勾勒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这种描述与勾勒有无现实性？质言之，这种对未来政府及其行政精神的描述与勾勒究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智力游戏还是具有现实性的科学构思？
一、行政精神及其谱系学的考察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在具体考查后现代行政精神之前，有必要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作一厘清。现代性通常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但是，现代性不能归结为现时，现代性不是单纯地希望了解世界是什么，或作为眼下的现在;更确切地说，现代性是寻求对一种不安的答案”[1]（p.1）。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不是断裂的关系，后现代性是更为成熟的现代性，是指人们进入了对现代性的进程及其结果进行系统反思与重构的更高阶段。对于后现代性的观察可以有三个维度——后现代的视角、后现代的栖息地与后现代进程。后现代视角是敏感地察觉出现代性社会的不完美，认为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其完美的初衷;后现代栖息地是指我们已进入后现代文化与政治生活的竞技场;后现代进程是指现代性达到了它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阶段[2]（pp.180-181）。我们对于后现代行政精神的审查包括所有这三个方面。
（二）公共行政与行政精神
公共行政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行动。公共行政有技术化与价值化两种诉求。技术化行政体现的是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的特质，公共行政必然要有科学精神与专业精神;价值化行政则体现的是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公共行政必然是人为性与为人性的统一。公共行政的技术性离不开价值性的导引与提升，否则公共行政易陷入唯技术化与功利化的误区;公共行政的技术性是价值性实现的基础与保障，离开了技术性的保障，公共行政的价值性将无从实现。公共行政历史形态的演进是技术化与价值化路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有行政必有行政文化，有行政文化必有行政精神。因而我们赞同作者行政精神是主观存在的客观精神这一主张[3]（pp.6-8）。行政精神是行政文化的核心和行政管理的灵魂，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既反映社会的管理水平又指导现实的行政管理。行政精神是能动的与流动的，体现在一切具体的行政活动之中。行政精神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时代性，随着人类行政活动、实践活动的变迁而有着不同的样式与类型。
（三）行政精神谱系
人類社会可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不同社会阶段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社会治理模式和行政精神也不同。农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人化自然的矛盾，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人与人的矛盾[4]（p.29）。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统治型的行政，形成的是经验性的行政精神;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是管理型的行政，形成的是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应是服务型的行政，形成的则是超理性化的行政精神。
经验性的行政精神是农业社会中政治与行政并未完全分离时的行政精神。行政依附于政治，同时既依赖于经验与传统又依赖于个体的德性。经验性的行政精神尽管看上去很美，实则充满了丑陋的东西。这是因为：（1）个体德性的发挥受制于制度的安排。当道德的人遇到不道德的制度时，他们的选择其实是很少的，要么从机制中退出要么变为不道德的人;（2）在缺少制度监督与制度保障条件下，道德的人出于好心也可能办坏事，更何况人并不能保证永远都具有德性;（3）注重经验与传统、德性与操守而忽视了科学与理性，易造成守旧、保守心理，不能进行科学决策与法治化建设。
理性化的行政精神是对经验性的行政精神的超越，是人类行政精神发展中的第二个形态，处于人类行政精神发展链条中的“否定”阶段。理性化的行政精神与工业社会相伴而生，与管理型的行政如影随形。它强调科学与理性、规则与法治、效益与效率，避免了管理中任性与随意，给管理带来普遍性与确定性，从而也实现了社会稳定与国家的发展。不过，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并非是健全的。由于过于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理性化的行政精神造成现实管理中的管理主义与技术主义、倍受人们诟病的官僚主义以及“单向度的人”等。因而，理性化的行政精神自身也是存有局限性的，必然要被更高层次的行政精神所替代。
后工业社会的行政精神即后现代行政精神。后现代行政精神是一种超理性的行政精神，是对既往统治型行政精神与管理型行政精神的扬弃，实现了既汲取统治行政中德治的养分又汲取管理行政中理性与法治的精华，既有工具理性又有价值理性，既有法治更有德治，既有民主又有纪律。后现代行政精神之所以能够最终化为现实，是因为后工业社会为其实现提供了真实的可能、创造了完美的条件[3]（pp.40-43）。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行政也相应地变为服务行政，公共行政的价值性与技术性不再是分离的而是统一的，公共行政人员也由官僚体制中的“套中人”变为具有反思精神的能动的主体。因而，后工业社会的行政精神也便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行政精神。 二、后现代行政精神建构的迫切性、必要性与可能性
（一）后现代行政精神出现的迫切性
欲实现行政改革的成功，必须需要行政精神的引领。纵观既往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行政革命，大凡成功的行政改革都有先进的行政精神的引领。反照当下社会现实，我们不断进行的行政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遗憾与不足，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精神的引领。如果一种行政改革仅仅注重效率与效益的提升而没有人文关怀与人道追求，那么这样的行政改革注定不能遂人心愿。因而，我们非常赞同作者的这一主张——“行政改革必须有精神的指引，只有这样，它才不至于在改革过程中迷失方向，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3]（p.354）。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迫切需要既合乎国情又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行政精神的引领，而这种行政精神就是后现代行政精神。
（二）后现代行政精神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现代性社会必然要走进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后工业社会并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而是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前瞻。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人们生存样式发生巨变的社会——“它也开始培养了一些新的行为模式：非暴力实践、共同参与的组织、软能量（soft-energy）途径和温和技术、民主化政治、女权主义化领导方式和策略、精神化的自然、绿色意识等”[5]（p.136）。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一种客观进程。当然，后工业社会尚未充分展开，我们只是初见其端倪，尽管其存在着诸多可能，但这些可能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因为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并不是断裂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工业社会的发展思路大体对于后工业社会展开某种想象。“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4]（p.5），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取代了工业社会中的资本以及农业社会中的权力成为社会的轴心，人才取代资源与资本成为国家争夺的重点，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多元与多样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面临着诸多风险且这些风险存在失控可能的社会，还是一个关注个体自由切实实现的生活政治的社会。总之，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样式，它比既往的社会形式更为丰富、更为多元、更为多样，同时也更为复杂。因而，这就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及其公共管理模式必须进行调整，这成为迫切的客观要求与历史的必然。其实，我们从现行行政管理方式的量变也看到这一趋势。管理型行政越来越趋向于服务型管理，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以及管理权限也越来越需要取得民众的同意，即管理者的权力由强制性的权力变为“基于同意的行政权力”[3]（p.267）。政府与其所管理对象（实质上是服务对象）有着越来越多的商谈与交流的机会，管理的服务本质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总之，行政管理模式及其行政精神的演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绝非个别人的主观臆断与主观想象。
（三）后现代行政精神形成的现实可能性
后现代行政精神的产生不仅是一种历史趋势，还具有现实客观条件。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出现、全球化进程加剧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都为新型行政管理模式及其后现代行政精神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公共生活的拓展与市民社会的崛起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一大趋势。休闲、娱乐与服务性生活拓展了人们生活中的选项。市民社会的不断崛起与壮大意味着多元社会的来临。多元社会必然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治理主体不能再是单一的，诸多的治理主体纷纷出现并加入到社会治理中来，其中非政府组织是最为突出的代表。同时，多元社会中的公民政治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普遍高涨，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公民不再是沉默的旁观者而是学会“发声”且习惯“发声”的行动者。网络技术使网络民主与网络自由成为可能与现实，同时也为人类社会进行多元治理与建立服务性政府提供了技术保障。全球化的深入则是服务型政府及后现代行政精神的出现与确立的另一历史契机。中肯地讲，早期的全球化是与资本的扩张和野蛮的殖民掠夺相伴而行的，是野蛮的、残酷与血腥的。同时，早期的全球化是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全球化，它所建立的是不公平与不公正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而新的全球化则是人类社会基于互惠、平等基础上所进行的合作与交往，它致力于建立和平共处、和谐相伴的和谐世界与和谐秩序。当今世界人、财、物以及信息的全球性流动为人类建立合作治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同時也为人类建立服务型的政府、全新的行政管理模式提供了历史契机。
三、后现代行政精神建构的路径及其挑战
（一）后现代行政精神建构的路径
后工业社会呼唤一种新行政管理范式来取代管理型行政，同时需要建构一种新行政精神来取代理性化的行政精神。但是，如何建构服务型政府，如何使超理性的行政成为现实而不成为空中楼阁，则需要现代人的共同努力。
第一，人之重生。欲建构新的行政管理模式需要新人的出现。那么后工业社会中的新人有什么样的规定性呢？“（1）个人首先是‘进行体验的有机体’，他们寻求新的经验（在‘经验及经历’意义上的‘经验’），且不受饱和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对一系列惯常的、发展很快的刺激能够吸收并作出反应。（2）个人是‘有创造能力的’演员，这些演员首先以自发的及行为的能动性和适应性为特征——他们只在最小程度上为先前所学及已获得的习惯所牵制。”[6]（p.174）尽管鲍曼这一说法略显文学气，但道出了新人的特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政府以及新型治理模式的建立离不开后工业社会新的行政管理者——行动者。行动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与老爷，而是坦诚相待的挚友与家人;不再是因循守旧、照章办事的执行者，而是充满了热情与活力的创新者与开拓者;不再是真理与智慧的代言者，而是谦虚谨慎的学习者;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套中人”，而是个性鲜明的独行者;不再是追求私利的俗人，而要成为追求公意的雅人;不再是责任的推脱者，而要成为责任的积极的承担者。 第二，制度之再造。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权治与德制，也不同于工业社会之中的法治与法制，后工业社会力图构建合作制来实现德治。后工业社会中的德治立足于人性善的基础重构制度，力图通过德制激发人的善的天性进而造就人的德性与德行。这种德治与德制的制度建构相较于工业社会的法治与法制是极富创新性的。对此，作者这样讲道：“如果把他们看作无赖，防止他们作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整套体系防止恶的发生，那么出了问题就会匆匆忙忙地对这个体系进行修补。如果把他们当作立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看到他们身上的善性，看到他们身上的多样性，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则是另外一番景象。”[3]（pp.241-242）如果从历史进化的角度看，我们必然会赞同作者这一主张。农业社会的行政管理是经验性的行政，是通过政治来建构（代替）行政;工业社会的行政管理是理性化的行政，是通过科学来建构行政;后工业社会的行政管理是服务型的行政，是以人为本的行政，是通过伦理来建构行政。后工业社会的行政是对农业社会的行政否定之否定后的复归。
第三，想象与启蒙。黑格尔曾讲：“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7]（p.3）学术研究要敢于创新，敢于想象，敢于超越前人以及自我。后工业社会行政精神建构以及人与制度的重生或重构都需要跳出既有思维模式、摆脱既有的思维束缚，大胆地展开想象。事实上，人类的所有进步都离不开想象，我们赞同作者这一看法——“想象成为公共行政的源泉，……没有想象的行政在后工业社会是无法想象的”[3]（pp.242-243）。为了使人能够具有想象的能力以及理解他人的想象，便需要对其进行启蒙。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经过思想启蒙后才建立起来的，只不过不同社会启蒙的主旨是不同的。农业社会的启蒙是哲学的启蒙，工业社会的启蒙是法学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的启蒙是伦理的启蒙[8]（p.73）。后工业社会是对伦理的再发现与对德制的再重构，我们需要从新启蒙下的伦理的视域进入到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与后现代主义的进程与场景中去，通过富有创造力的想象来建构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人生。当然，在想象建构美好社会时，我们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认真建设现实社会”[4]（p.155）。
（二）建构后现代行政精神的困难与挑战
第一， 新人的培养。后现代行政精神的建构需要人的重生与再构。不过，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新人”是怎样产生呢？“新人”产生新精神后又如何保持这种新的精神而不至于再变为“旧人”呢？作者在文中提及了这种新人（主要是行政管理的行动者）既是知人情世故的俗人又是具有大智慧的雅人，那么这种人与柏拉图的哲学王何异呢？我们暂且不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否真的具有现实性，仅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哲学王的培养来看，哲学王的养成是不易的，是经过种种考验与选拔后方能确定下来的。同理，后工业社会中的新人也是需要培养与造就的，那么如何培養与造就新人呢？对此，作者语焉不详。
第二，制度的建构。作者主张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的基础不再是无赖原则而是建立在人性善的道德原则之上。这固然是一美好的初衷，然其现实性却存疑。这是因为既往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基于性善论假设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往往并未带来预想的结果，难道后现代社会的人、人性与人类其他社会阶段的人、人性完全不同，就可以成为例外？当然，我们注意到作者看到这一问题并力图加以解决——“后工业社会不是不需要制度，而是制度赖以成立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所有规则都是建立在‘无赖原则’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的制度安排则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它相信潜藏在每个人，包括公共管理者身上的善性潜质，并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来使这种潜质得到充分发挥”[3]（p.297）。在此，我们并不能完全认同作者这一解释。作者在这里只是大体给了一个粗线条的勾勒而并未展开详细的论证与技术化的程序建构，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好的社会治理不能寄全部希望于“良知”“良能”或“绝对命令”之上，制度及其制度的建设仍然是第一位的。作者事实上也谈及了德制以及合作制。他寄望于合作制实现后工业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建构以及新型人际关系的建构。不过，这里仍然有值得追问的问题，那就是合作制有无前提呢？其实，合作制的实现离不开对主体如此的设定——双方均有合作之意愿且均是道德人。离开这两个条件，合作制事实上将不会成立。对于第一点在此我们暂且不论，我们重点谈及“道德人”是否永远存在的问题。假设合作的一方不是“道德人”，那么作为合作的另一方该如何处置呢？“我”是不讲任何条件继续与“他”合作呢？还是“我”需要等“他”成为“道德人”再去合作？抑或是“我”去帮助“他”成为“道德人”（无论是用和平的方式还是暴力的方式）后再谈合作呢？这种追问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有着强烈现实针对性的：宽容有无限度？对于不宽容者是否要宽容？对于原教旨主义者应该怎样？对于恐怖分子又该如何？……这些问题既摆在眼前恐怕也不会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因而，对于这些问题及其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人们去“想象”。
四、前景与展望
“现代性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9]（p.17）但后现代性社会并不会主动来临，仍需要人们去努力。对此，鲍曼说道：“惟一确定的是建设者自己坚韧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中也许会起作用的是对自主的、道德上自立和自治的（因此常常不受拘束、难以控制和难以对付的）公民和一个羽翼丰满、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政治社会之间亲密的联系（不是矛盾！），它们只能一起到来;没有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不可想象的。”[6]（p.336）鲍曼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建构理想的社会需要好的人与好的制度的同构，只要能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理想的社会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就不会是臆想中的乌托邦。
当代中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与攻坚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复杂与多样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召唤每一个中国人发挥聪明才智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仅就行政管理学而言，认真地思考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能对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借鉴意义的中国模式是当务之急。因而，笔者非常赞同作者这一理论旨趣——“这种新的行政精神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需要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者与行政管理者共同努力去推动，也需要我们具有清醒的意识与自觉的使命担当，在迈向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充满想象力的态度书写出全新的行政精神。”[3]（p.11）这是学者应有的良知与正义，也是学者应有的责任担当;同时，这样的学术研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更是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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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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