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哲学基础、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话语”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言语交际事件，是一种社会实践。不同于西方话语，当代中国话语具有“和谐”“诚信”“天人合一”“含蓄和谦逊”的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当代中国话语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本土化视野，把理性与经验相结合，能全面整体、辩证统一、动态发展地看待话语。在具体方法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就是要解决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下谁（不）在说，（不）说什么，（不）用什么媒介以及说话的目的与效果等问题。
关键词：文化话语研究;当代中国话语;哲学基础;方法论;话语研究框架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9）03-0032-06
收稿日期：2018-09-03
作者简介：李煜（1977-），男，安徽太湖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商务英语，文化话语。
Abstract：“Discourse”isaseriesoflinguisticeventscombinedwithspecifichistoricalandculturalbackgrounds，andisalsoakindofsocialpractice.Unlikewesterndiscourses，modernChinesediscoursesseekharmony，creditandonenessbetweenheavenandmanandimplicitnessandhumilityinepistemology.Inmethodology，discoursestudyscholarsarerequiredtohaveaglocalizedvision，andthediscoursesshouldbetreatedholistically，dialecticallyanddynamicallybymeansofcombiningreasoningandexperience.Intermsofspecificresearchmethods，modernChinesediscourses，underthespecifiedculturalandhistoricalcontexts，attempttoillustratewhois（not）speaking，whattheyare（not）saying，whatmediatheyare（not）resortingtoandwhatpurposesandeffectstheywanttoattain.
Keywords：Culturaldiscourseresearch，ModernChinesediscourse（s），Philosophicalfoundation，Methodology，Discourseresearchframework
自其诞生之日起，“话语”一词在概念和内涵上一直难以有统一的定义，不同学科、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学者都会有不同的阐释，“话语分析/话语研究”的理论流派更是精彩纷呈。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话语分析的概念、原则和方法作为一种认知范式和方法论不断渗透到其他学科，使得社会科学不少领域纷纷出现“话语转向”（discursiveturn）[1]。总体说来，话语分析可分为非批评性和批评性两大类，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简称CDA）是对批评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发端于1995年陈中竺先生的《批评语言学述评》一文[2]，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不少学者都从CDA的视角对社会中存在的话语现象进行解析，CDA甚至成为语言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十分强势的学术话语，被冠为一种普适的研究方法。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批评话语分析的不足之处[3-11]。本文借助文化话语观（ACulturalApproachtoDiscourseStudies，简称CDS），分析当代中国话语的特质，揭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内涵，并提供话语研究的具体框架。
一、哲学基础
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话语霸权，其任务就是解构社会生活实践中强势话语主体通过话语霸权织构的权力网络，达到变革社会现实的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其革命胜利后不仅依靠经济基础，也依靠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来维护其社会关系。因此，从哲学渊源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都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一直以来，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受此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倡导“仁爱”思想，把“仁爱”看成做人的最高准则。“仁爱”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并推人及于万物。“仁者爱人”成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倫理秩序和价值准则[12]，这种“仁爱”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身体力行的一种行为模式。我们的话语体系不仅强调说话者的重要性，更注重听（读）者的反应，体现对听（读）者的深切关怀。同时，说话者还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关注自身的存在，还得关注他人的存在。这种准则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系统里以自我和个体为中心的道德观和处事原则，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利他/她”“利社会”的集体主义特质[13]41。“仁爱”是当代中国话语观的前提。基于此，文化话语观认为言说和理解的重要标准就是“平衡”（equilibrium），即通过关照他人的利益、包容差异、避免冲突和平衡权力，建立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14]7。
当代中国话语与中华文化的“和谐”观为我国发展积极和谐的国内和国际关系提供了认知前提。如中美两国关于国防“安全观念”的不同解读就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体系所体现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中国倡导“国家总体安全观”，认为中国与世界是相互依存、互为机遇的整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而美国倡导的是盟国集团的战略观，捍卫美国自身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就是其根本的出发点，而对集团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实行控制、打压[15]。这种世界观的根本差异必然带来国防话语构建的不同策略。 当代中国话语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复杂的大系统[16]77，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渊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华之一，儒家的诚信伦理包括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和诚信合一等丰富内涵”，它是我们的“立身之方、交友之道和为政之纲”[17]19。诚信是我们进行人际交往的道德前提，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综观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发展历程，我们始终坚持诚实守信、言出必行的一贯原则，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发达国家树立了良好的行为典范。相反，在对待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共同议题（如气候变暖、消除贫困等）、特别是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一些发达国家往往言行不一，甚至出尔反尔，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泥淖。由此可见，“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亦是当代中国话语观的基石。
儒家思想还倡导“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天人合一”世界观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它要求人们把人与环境视为一个统一之存在体，世界（大我）与人（小我）要协调和统一。虽然它的终极理想是要论证人的道德理想，并建立一种社会的人际道德或属人的道德[18]26。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发展进程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要求我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保持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入世”以来，中国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致力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秩序;中国虽然是能源消费大国，但同时也在积极履行节能减排的义务，切实体现了大国责任担当。
根据Hofstede高低权力距离划分，东方文化属于高权力距离文化（highpowerdistance）[19]87，中国权力距离指数（PowerDistanceIndex）明显高于美国。在这种文化体系里，人们认为权力与等级观念的存在理所当然。因此，尊重权威性（authoritative）和含蓄谦逊是当代中国话语的又一特质。权威性规范与制约着人们的日常言行，人们服从个人或集体的权威，强调个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身份地位，所谓“长幼尊卑有序”。反映在话语层面，就是“人们常常把有权威人物（的言词）当成真理或道德的化身”，用他们的言辞来“证明事物的正确性、可靠性和真实性”[13]60-61。正是因为担心“名不正，言不顺”“人微言轻”，所以中国话语还表现出含蓄、谦逊的特质，担心话语不当而冒犯权威或失去自己的面子。当代中国话语分析不能忽视对权威与话语关系的考察，因为首先我们得确认“谁或什么是在何种情况下、基于何种条件与目的而被（不）确立为权威[16]94”，也就是说确立权威的标准是什么。这就告诉我们，在进行话语分析时，不仅要搜集权威主体的话语素材，还要多渠道搜集非权威主体的话语素材，以最大限度地促成结论的相对合理、公正。如在探讨“农民工”称谓要不要取消问题时，不仅要在文化语境下对“农民工”称谓进行历时动态分析，更要重视边缘话语主体的农民工的声音。否则，研究和讨论的结果就不会客观、全面，更不能达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目的。
与此同时，含蓄、谦逊的话语特质还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庸”是儒家思想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中庸”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世界观。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中庸”要求人们为人处世讲究“度”，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并最终达到身、心、人、天、社会等关系的各要素内部及其相互间的和谐状态[20]74。在话语表达上，我们就有了“过犹不及”“言多必失”“不偏不倚”的说法。在日常交际中，我们会通过含蓄、谦逊甚至略微自我贬低的话语来维护对方的“面子”，以达到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目的。如21世纪中国外交话语中多以“共（同）”字、“互（相）”字、“合（作）”字为表达方式[21]83，不仅展现出我们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体现出我们外交政策以和谐互利为宗旨，能包容不同的认知，追求共同发展。
除权力距离和“中庸”思想的影响外，集体主义对当代中国话语的表达也有很重要的影响。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一种价值观，体现特定文化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一般认为，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主义。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里，和谐的集体主义氛围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前提。因此，在集体场合表达不同意见时力求含蓄、委婉、折衷、忍让甚至保持沉默。“和稀泥”“少說多做”“明哲保身”“小不忍则乱大谋”等诸如此类的言说正是集体主义思想在话语中的体现。相反，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在话语表达方式上更加直白，目的明晰，充满辩论性、对抗性、竞争性。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话语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话语在面临威胁、压迫、对抗、竞争时该采取何种对策，这是每一个从事话语分析的研究人员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前，中国正在深度参与全球的开放合作，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研究、解析、传播中国话语“和谐”“诚信”“天人合一”与“含蓄谦逊”的观念，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传播能力、消弭西方对“中国崛起”“中国方案”的误解与担忧、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
二、方法论
方法与方法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经常有学者对两者不加以区别地使用[22]16。方法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取的路径、方式、手段和工具。而方法论是指在某一特定研究范式里，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可信性而使用的原则、概念、理论、技术、标准、程序系统[23]62-63。“方法论与一定的哲学、理论、研究目的、具体的研究现象和问题有紧密联系。”[24]5广义的方法论可以由认识论（epistemology）、研究范式（paradigms）和研究策略（strategies）组成[22]16。
无论是早期的古希腊哲学，还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抑或是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都弥散着二元对立（binarism）的印迹。受罗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影响，西方的哲学言语观也呈现出二元对立的倾向，如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一系列二分观建构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源于批评语言学的批评话语分析正是在认识论基础上，本承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普适主义（universalism）的旨意，采取理性主义的（apersonalandobjectivist）态度与立场解释、分析、评判隐含语篇中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达到运用话语控制意识形态和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目的。因为认识论倾向于二元对立的认知属性，在实际操作中批评话语分析往往把主体与客体、话语与社会、语言与认知、文本与语境等因素割裂开来，容易在价值论上得出“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二元对立的结论[16]74，[25]34。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采取的是辩证的话语观[26-27]，然而，“辩证”一词的使用实际上就是二元对立的解读[16]9，是对构成事物之因果关系的机械分析与拆解。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把话语定义为：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人们凭借语言的、符号的或者是媒介的手段来完成一定社会行为的一系列的交际事件/活动[28]3。它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开放系统，注重吸取东方的哲学智慧和学术资源，并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对话。这就要求话语研究者能全面整体、辩证统一、动态发展地看待话语。
中国话语在意义的生成规则上强调意义与形式的分离性。正是这种分离性，使得语言不再是对社会现实的简单表征，也不是意义的唯一载体。如果在话语表达过程中简单地寻求语言形式与意义的机械的对应关系，那就无法完整地理解话语。中国话语在表达形式上讲究“言不尽意”的生成和理解规则[13]55，[16]12，话语研究者应该注重理性与经验的结合，既要学会运用事实和数据进行推理，又要擅长直觉与想象的运用。我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庄子也认为不同的言说方式不但能使人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也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后果[29]83。因此，庄子的“三言”言说传统不仅开启了人们理解和表达意义的新世界，也为我们话语分析的经验描述和诠释循环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佐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者要全面整体地看待话语。
如前所述，中国当代话语有“诚信”的哲学渊源，因此，话语不仅可以表征和构建现实，更重要的是“立德”，因为语言的本质是有道德性的，言说者和听话者都应该讲究道德[13]43。所以，对于中国话语而言，话语不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性目的，还肩负在言者和听者之间创造和谐关系的使命。正是这一使命，决定了说话者说什么、采取什么方式说、在什么场合（时间、地点）说、利用什么媒介说、话语产生的正（负）面效果等。当代中国话语分析应该全面整体地考虑影响话语的诸多因素及相互之间的连接、依赖、渗透、转化关系[24]6。
当然，话语研究离不开对文化的审视。虽然“话语”是一个难以定义的复杂概念，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它是比句子更大的书面的或者口头的语言单位，因为研究对象所属的学科领域和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在表述上有所差异。话语是一种文化现象[30]172，[31]，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社会行为或实践，重视话语的文化性是文化话语研究范式的关键，也是与西方话语研究最根本的差异。如中國话语具有含蓄、谦逊、折衷、忍让的特质，但在面对论辩式、对抗性和竞争性甚至是故意颠倒是非的西方强势话语时，我们也应该据理力争，敢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西方国家能够了解我们真实的想法，通过话语让他们看见我们真实的行动。我们要做大国领袖，担当大国责任，但也不能因为顾全面子而承担超越自身实力的义务。因此，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考量，这也是中国话语辩证性要求之所在。
那如何看待话语的发展性呢？当代中国话语是通过内部文化的运动和外部文化的互动而变化发展的[13]54。作为一种社会符号的实践，文化弥漫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文化从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的交际理论认为文化是通过交际实践而进行的社会构建[32]74。因此，文化语境制约着话语实践。交际是人类生活、也即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Barker和Galasinki所言：理解文化就是探索在特定的物质和机构的语境下意义如何通过语言指称的实践被象征性地建构出来的[33]4。如果不注意人类运用语言构建社会和文化世界的细节，（我们）就根本无法全面地分析人类社会组织（行为）。话语通过交际实践与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当代中国话语在言说方式、言说内容和媒介/渠道等方面也会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变革。
总体说来，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坚持整体地、联系地、多元地、发展地、反思地看待话语/事件，将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语境、研究结论与社会责任等因素置于中国特定文化的语境之下，非本土文化也成为研究的参照系。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总体方法论原则[13，24，34-35]是：（1）全面整体地看待话语/事件，并把它置于特定的文化、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对话语进行动态、历时地分析，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2）如同批评话语分析吸收与继承不同语言学理论与方法一样，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理论与方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它也要辩证地、批判式地吸收、继承与发展西方话语理论、特别是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话语理论的合理要素。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者不但要具有本土化意识，更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文化的和谐共存与繁荣，这是一种横向的研究;（3）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还倡导理性和经验相结合的原则，不能纠结于实证研究抑或是质性研究的窠臼，可根据研究的目的、对象、内容/形式等要素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如对“农民工”称谓要不要取消的问题进行话语分析时，首先要历时、动态地考察“农民工”称谓的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一种质性分析;要了解不同年龄的农民工群体对此事件的看法，如果不通过实地调查开展实证研究，恐怕很难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因此，LutgardLams等认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可以采用质性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建立个别案例研究的资料库，累积长期与系统性的话语分析的元素与结构清单，作为支持质性分析的科学根据参见LutgardLams，ZhaoKexiang《作为中国研究创新研究典范的话语研究：假设与挑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1·国外中国学）暨“国际视野中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4）在搜集话语材料时，不仅要关注权威话语，更要关注非权威话语/边缘话语;（5）把话语研究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更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话语的特质。
三、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框架与范例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把话语定义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事件或这样一类现象”[13]3。因此，话语是实际生活中的言语交际活动。从社会事件是言语交际活动的理念出发，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可以遵循以下问题研究框架[13]71，[16]29：研究者关注的范畴包括（1）话语主体（说话者、听话者及其身份）;（2）内容/形式/社会关系，包括话语主体（不）说什么和为什么（不）那样说、听者的反应、体现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关系等;（3）媒介使用，包括话语主体（没）使用哪些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媒介（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媒体）;（4）目的/效果（个人的、社会的效果）;（5）文化关系;（6）历史（社会）关系。对于每一个分析因子或范畴的研究，都要探究一组相关的问题;而文化与历史（社会）的因素内嵌于前四个范畴之内。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变化发展的，因此，文化与话语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要始终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以生态旅游发展的话语研究为例。首先，我们应该把生态旅游发展的活动理解为一种话语实践，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话语实践活动的分析，揭示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哪些话语主体占主导地位，他们为什么占主导地位;哪些话语主体声音微弱甚至失声，失声的原因又是什么。同时，话语实践分析还可以展示不同话语主体的话语内容，而对话语内容的历时地、动态地分析能有效地揭示生态旅游发展的实质，能更清晰地展示生态旅游当中存在的问题。再者，我们还要分析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主体在言说过程中借助了哪些媒介，这些媒介带来什么样的话语效果;失声话语主体为什么没能借助媒介等。鉴于此，在话语分析过程中，要融入对本民族/群体文化特性的分析，因为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能够深刻地影响该民族/群体的整体话语行为。
四、结语
基于以上对“话语”概念的理解与阐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开启了不同学科领域与话语相结合的新范式。本文从哲学基础、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新范式。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不仅要看到中国话语“和谐”“诚信”“天人合一”“含蓄和谦逊”的话语特质，更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理性与经验相结合，坚持全面整体、辩证统一、动态发展的原则。正是因为当代中国话语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所以，在话语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兼顾中西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差异，强调平等对话与不同文化和谐共存之重要性，关注当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现实问题，这是西方话语研究传统所难以解决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庞继贤，李小坤.《话语研究新进展》介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1）：77-79.
[2]陈中竺.批评语言学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21-27.
[3]PattersonA.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aconditionofdoubt[J].DiscourseStudiesintheCulturalPoliticsofEducation，1997，18（3）：425-435.
[4]StubbsM.Whorf’sChildren：CriticalCommentso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CDA）[M]//AnnRyan，AlisonWray.EvolvingModelsofLanguage.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1997.
[5]Manjarres，NBarletta.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AReviewoftheCritique[J].Lenguaje，2007，35（1）：219-242.
[6]CobbS.ACritiqueof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DeconstructingandReconstructingtheRoleofIntention[J].CommunicationTheory，2010，4（2）：132-152.
[7]BreezeR.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anditscritics[J].Pragmatics，2011，214（4）：493-525.
[8]赵芃，田海龙.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评介与讨论[J].南京社会科学，2008（8）：143-147.
[9]辛斌.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4（5）：64-69.
[10]辛斌.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J].外语学刊，2008（6）：63-70.
[11]李桔元，李鸿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4）：88-96.
[12]贾磊磊，潘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谐·仁爱·自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4（3）：56-60.
[13]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力量、方法与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Shi-xu.CulturalDiscourseStudies[M]//TracyK，C.Ilie，T.Sandel，etal.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LanguageandSocialInteraction.Boston，MA：Wiley-Blackwell，2015.
[15]施旭.国防话语的较量——中美军事战略的文化话语研究[J].外语研究，2016（1）：1-10.
[16]Shi-xu.ChineseDiscourseStudies[M].Basingstoke，England：PalgraveMacmillan，2014.
[17]涂可国.儒家诚信伦理及其价值观意蕴[J].齐鲁学刊，2014（3）：19-25.
[18]曾小五.人与环境——如何重新解读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理念[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1）：23-29.
[19]HofstedeG.Culture’sConsequences：Comparing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andOrganizationsAcrossNations（2nded.）[M].California：SagePublications，Inc.，2001：87.
[20]孔憲峰，周秀红.“中庸”的话语逻辑与价值转化[J].理论月刊，2011，（1）：73-77.
[21]陈以定.当代中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建设与国际话语权建构——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分析视角[J].学术界，2012，170（7）：79-87. [22]叶洪，JulieWhite.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后现代转向[J].东南学术，2012（3）：15-21.
[23]施旭.什么是话语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62-63.
[24]施旭.話语研究方法的中国模式[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6）：5-7.
[25]Shi-xu.ReconstructingEasternparadigmsofdiscoursestudies[J].JournalofMulticulturalDiscourses，2009（4）1：29-48.
[26]Fairclough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Cambridge/Oxford：PolityPress，1992.
[27]BhatiaA.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HistoryandNewDevelopments[M]//CarolA.Chapelle.TheEncyclopediaofAppliedLinguistics.Oxford，UK：BlackwellPublishingLtd，2013.
[28]Shi-xu.CulturalDiscourseStudiesthroughthe：10yearson[J].JournalofMulticulturalDiscourses，2016，11（1）：1-8.
[29]胡韵.庄子的言说与中国话语的构建[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82-87.
[30]施旭，陈珏.文化话语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的新视野[J].民族文学研究，2013（1）：169-176.
[31]施旭.文化话语研究简介[J].中国外语，2013，10（3）：1.
[32]CarbaughD.ACommunicationTheoryofCulture[M]//AnastaciaKurylo.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RepresentationandConstructionofCulture.ThousandOaks，CA：SagePublicationsInc.，2012：74.
[33]BarkerC，GalasinskiD.Culturalstudiesanddiscourseanalysis：Adialogueonlanguageandidentity[M].London：SagePublicationsLtd.，2001：4.
[34]施旭.话语研究方法须中国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8（15）.
[35]施旭.中国话语：对中国自身的特殊关切[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8-11（5）.
[责任编辑：吴晓红]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492082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