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中后期小说的女性空间越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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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丽丝·莱辛的空间越界书写在其中后期小说创作中有着显著体现，主要表现为性别空间、代际空间和阶级空间越界。这与莱辛早年漂泊的人生经历和充满实验性的创作风格密不可分。通过分析莱辛笔下的女性主体在变老过程中强烈的空间越界企图和行为，呈现了她们挣脱空间身份困境和追求自我解放的精神追求，消解了女性主体的传统社会规范。莱辛的越界书写表现了她建立一个多元的、流动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愿望，同时也传递了其人文主义关怀。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中后期小说;女性;空间越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1-0181-007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笔耕50多年，其风格独特多变、主题广泛、思想深邃、观点锐利，极具创造力。女性主体，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主体，是莱辛在创作中后期回归现实主义风格的主要题材。莱辛立足于伦敦城市空间和现代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用密集的心理叙事呈现了与衰老有关的性别、代际、阶级等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对女性变老所产生的身份困境、情感危机、社会境遇等问题的关注。鲁本斯坦（R.Rubenstein）、韦克斯曼（B.Waxman）、华莱士（D.Wallace）、阿加扎德（S.Aghazadeh）等西方评论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对莱辛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某一女性形象或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如女性成长、代际关系、衰老、临终关怀等（1）;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身体话语、空间女权主义或人道主义解读等方面。（2）值得注意的是，莱辛在中后期小说中塑造的女性主体频繁地漫步于伦敦内部空间或欧洲其他城市空间之间，跨越性别、代际、阶级界限，但鲜有学者探析她作品中空间越界这一重要论题及其背后蕴含的意义。本文拟用“越界”思想和空间理论切入莱辛中后期不同年代的三部小说，在社会文化语境中通过文本析读阐释小说中的女性空间越界问题，呈现莱辛通过空间越界书写策略深化自我认知、构建理想女性主体的愿景。
一、越界与空间越界书写界说
尼采（Nietzsche）最早涉及“越界”的问题，他认为人类在越过传统道德和伦理的界限之后可获得最大的快感，通过自我肯定来对抗上帝死后的虚无世界。[1]作为尼采的追随者，巴耶塔（Bataille）认为个体在经过狂欢和放纵之后可跨过自我的边界，获得一种整体性。[2]在此基础上，福柯（Foucault）在其《越界序言》（Preface to Transgression）中提出“越界”这一理论术语，并进一步阐明“越界”并不意味着跨越界限，越界行为本身又彰显了界限本身的存在和合理性，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强化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越界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空间意味，它向我们昭示突破边界与界限本身的重要性。福柯把越界比喻成闪电，消逝在它宣誓过主权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已不是初始的那个空间，而是改造过的空间。[3]越界开辟出新的空间和场域，充满各种可能性。
福柯还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4]，是对人们进行规训的重要媒介。空间理论的创始人列斐伏尔（H.Lefebvre）分析了空间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认为空间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化的”[5]。空间与边界和越界的关系密不可分，它是维持边界和秩序、塑造空间使用者主体性的重要手段。空间边界不仅表现为具体空间的限制，还表现为抽象概念的空间建构。这些具体和抽象的空间边界作用于空间使用者的身体与主体，“把每个人都社会化为空间的身体和阶级主体”[6]，让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空间边界的设定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件政治工具。
在以异质性为特点的后现代社会，越界与文学的关系已愈发紧密。许多作家将越界作为书写策略，宣扬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观点，表达文学诉求。莱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她的作品显著地体现了对后现代社会个体危机的深刻担忧和对后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进程的拷问，而空间越界书写为实现这一初衷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式。界限的空间隐喻成为探究女性主体在各种混杂开放的空间中寻求解放的可能。
二、莱辛空间越界书写的多重表现
莱辛中后期作品中关照的女性伴随年龄的增长，面临着家庭与社会身份困境、情感困惑和精神危机等。在束缚自己的空间边界内，她们或“在忙碌的家庭琐事中慢慢衰老”[7]6，或“迈着优雅庄重的步伐走向老年”[8]9，或挣扎在社会的底层恐惧死亡把她们带走。她们要解除危机获得独立和自由，只能突破重重限制的空间边界，踏入越界之旅。
（一）性别空间越界
莱辛的越界书写张力首先表现为性别空间越界。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男权制话语体系凭借灵魂与身体相对立的二元论传统，制造性别界限，男性往往占據主体和统治地位，女性则被贬斥到客体和被统治地位。在男权制话语对女性他者地位的构建中，身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列斐伏尔的“全部（社会）空间发端于身体”[9]的观点不谋而合，所以身体成为打破性别二元对立和实现性别越界的入口。巴特勒（Judih Butler）也曾解释过性别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阐释了作为性别存在空间的身体如何通过能动性消解性别的稳定性，打破性别界限，跨越界限。（3）
在《天黑前的夏天》（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1973）中，莱辛以独特的眼光审视了中年女性凯特的精神危机。家庭主妇迈克尔·布朗太太四十五岁，丈夫迈克尔是颇有地位的神经病科专家，四个孩子均已成年。小说一开始就描述凯特在家庭琐事中闷闷不乐，但她能感觉到身体里的某种不安定因子。这种内在心理体验与外在社会家庭道德约束之间产生了偏差。凯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选择的局限性，“她浑身上下搭配精巧，这身打扮符合住在郊区豪宅里的中产阶级的身份，而且她是作为别人的妻子待在这里的”[7]7，“她生活的特点就是——服从和适应他人。”[7]18她的选择仅限于她作为管家、妻子和母亲的义务，最重要的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意义。外界强加的共识对凯特的女性主体性有着毁灭性的影响。凯特觉得“为她和自己和家人好，精力必须转移”[7]18。在她偶然得知“国际食品”组织缺少一个葡萄牙语会议翻译后，这为凯特的空间越界提供了可能，使她得以重新审视家庭与社会空间中的自我。更何况，丈夫还决定把房子租出去，凯特觉得“多年以来她都是一台由迈克尔设定的机器”[7]61，她这个家庭主妇整个夏天连个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好像身上温暖蔽体之衣被人剥光，如同一只待宰的牲畜。”[7]19在这个夏天，凯特跨越到了房子界限之外的不同空间。她为国际食品组织工作，去过欧洲的不同城市，在伦敦的酒店和公寓住了一个月，最终回到家里。而凯特面对仰慕她的小伙子杰弗里相邀去西班牙海边度假时，是由她来决定目的地和穿什么衣服。置身于家庭空间之外的凯特不用去理会自己的装扮符不符合阶级、身份的要求，不用迎合丈夫的期望，她可以解放自己的天性，让身体空间成为反抗男权压迫的作用场。凯特充分体现了女性个人自由意志，打破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空间的束缚，通过跨越性别空间界限，在性别空间之争中获取了主动权。 凯特的异域旅行和城市漫游可以看做一次越界过程。约翰·厄里（John Urry）曾用“旅游凝视”（the tourist gaze）将旅行过程中的“看”当作意义的生产过程和自我的重新确证。[10]旅行是一个自我确证和不断找寻的过程，女性既要接受已处于家庭和社会边缘地位的既定事实，又要重新界定自我的形象和身份。在外出工作和旅行中，凯特跨越了传统女性家庭空间的边界，突破了男权社会下的社会空间限制，实现了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自由越界，不仅消解了性别霸权式话语，而且解放了被压抑的女性主体。
（二）代际空间越界
莱辛的女性越界书写还表现为代际空间越界。在其后期作品中，读者很容易发现莱辛钟爱描写婚姻破碎或失去生活支柱的女性。这些不同年龄的女性在彼此的交往中，跨越年龄的界限，构建隐喻性的代际空间。
《好邻居日记》（The Diary of a Good Neighbour，1983）是莱辛化名为简·萨默斯创作的老人题材小说。该作围绕职业女性简和九旬老妪莫迪·福勒太太之间萌发的友谊而展开。奈普（Mona Knapp）在《好邻居日记》的书评里认为莱辛探讨了生活的三个方面：疏离的青年、中年、老年，以及连接他们的意识变化。[11]在事业上，作为伦敦知名的女性时尚杂志的副主编，简机敏干练，重心全在办公室里;在生活中，简与患癌去世的丈夫弗雷迪的婚姻没有真正的交流，母亲患癌住在简家里时，她也很少陪伴在母亲身边。简讨厌与年迈母亲的身体接触，直到母亲去世。亲人的相继去世让简饱受内心的谴责和恐慌，她重新思考，认为自己是“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12]6，决定做点什么使自己作为一个成人独立起来。很显然，简在家庭空间中漂泊无根的心理状态迫使她开始城市漫游，在城市空间的越界之旅中找寻真正的自我。
简起初感受不到老年人的存在，她说“那时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他们一样”[12]9。简在第一次见到莫迪时，认为她是个满心愤怒的“驼背的老巫婆”，极度厌恶和嫌弃莫迪租住房子的恶劣环境。为莫迪家修理电线的年轻电工吉姆感慨“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应该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12]21，这充分体现了老年人处于社会边缘空间的普遍境遇。年轻群体和老年群体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界限。随着交往的深入，简不禁心生爱怜，开始喜欢上她，因为“很容易看到她的本质，朝气”[12]101。简后来以福勒太太的朋友身份自居。简每次来访都要和莫迪分享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奇闻轶事。而作为一个自尊自傲的老妇人，莫迪也会讲述她年轻时女帽工的经历作为回报。简从起初每周看望莫迪一次到每天早晚各去一次，到最后为了照顾莫迪而放弃晋升主编职位并耗尽自己的全部精力。莫迪患胃癌期间饱受疼痛折磨，然而她反抗死亡的斗志不减。这深深地影响到了简，她不禁感慨：“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12]283简通过代际空间越界发掘了老年女性的他者地位和边缘空间，感受到了老年女性的生命尊严，同时也打破了与老年空间的二元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黑前的夏天》和《又来了，爱情》（love，again，1996）里都有女主人公不顾代际界限，喜欢或爱上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男性的经历。莱辛通过两部作品鲜明地刻画了中老年女性的情感纠葛和内心对爱情的渴望。弗洛伊德（S.Freud）也认为，禁忌意味着广义上的界限，禁忌反而会激起欲望本身。禁忌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越界的起点。[13]凯特代际空间的越界伴随着母性空间的越界。凯特和三十二岁的杰弗里去西班牙度假，在道德伦理观严明的西班牙人看来这对女大男小之恋是有违伦理的一对。凯特自己也觉得“和他在一起，她老是觉得好像有个秘密或伤口需要掩饰”[7]76。自律、自制和适应他人这些有关母性的美德现在“都成了她的敌人”[7]87。对于凯特来说，跨越年龄的界限并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把自己和年轻女子对照才是。情感和理性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情感，这让她感到痛苦。这与边界理论是一致的：界限或边界的另一边的未知特性同时产生好奇、希望、威胁和恐惧。在这段女大男小之恋的最后，凯特生病了，她结束了这段“母子恋”，独自回到伦敦。
而“外表枯萎而核心未变”[8]4很好地表达了像《又来了，爱情》里六十五岁的萨拉·德拉姆一样正步入老年的女性的处境。当女性身体开始出现衰老的痕迹时，她就会被打上他者的烙印。萨拉一开始认为对于爱情“她很久以前就已经关上了这扇门”[8]101。而在自己剧团话剧排演过程中，作为剧团编剧的她爱上了频频向自己暗送秋波的二十六岁演员比尔。“萨拉在心中抗议着，同时她的心狂跳着。”[8]101尽管起初萨拉内心深处感到年轻而又充满活力，她却克制自已，不向比尔外露自己感情，这内化了社会对她作为一个寡妇和老妇人的情感规范。但随着情感的持续发酵，萨拉快控制不住自己将要迸发的情感，“她的身體充满活力但又痛楚万分……她看着自己的映像，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而不是一个苍老干瘪的老妇。”[8]202-203通过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自己以及他人的目光之下，萨拉打破了把老年女性置于边缘空间的社会和文化信仰的约束，就要突破自身和社会对老年人情感规范的界限。与此同时，萨拉也面对着老年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所带来的恐惧。她的内心饱受煎熬，不禁感慨：“也许我该去找一位精神病学家看一看……我觉得在神智健全和精神失常之间只有一步之遥。”[8]222在萨拉与有妇之夫的导演亨利的另外一条感情线中，萨拉觉得自己不道德，“这柔情是拉紧的绳索，它的下面是深渊。”[8]263面对爱情之门的重新开启，萨拉小心地突破了代际空间界限，同年轻女子一样陷入了爱恋。但面对社会伦理道德对女大男小之恋及婚外恋的禁忌，爱像沉重的包袱，萨拉在代际边界徘徊，因渴望而病倒，害怕陷入情感的漩涡。
（三）阶级空间越界
莱辛在小说创作中不仅书写了女性主体对性别空间和代际空间越界的执着追求，还把阶级概念置于流动的越界中。在《好邻居日记》中，莱辛塑造了以简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和以老妇人莫迪为代表的劳工阶级两个典型的阶级形象，通过简的空间漫步跨越了阶级空间界限。在莱辛笔下，莫迪是在年轻时靠出卖劳动力，后被丈夫抛弃，晚年依靠政府微薄的救济金度日的贫苦老妇人，而简是外甥女凯特眼里“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12]168，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是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的”[12]40。街角的药店和杂货铺便是带有越界性质的阶级交叉地带。在简第一次和莫迪见面的场景中，莫迪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钱来换取阿司匹林，而简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口红等一大堆化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自有住房者和承租人之间的分裂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质。简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泡在自己豪华公寓的浴缸里，而莫迪租住在位于顶楼背阴角的一个破破烂烂房间，墙上污渍斑斑，没有热水。而简“一个月花在热水上的钱就足够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了”[12]23。在简第一次去过莫迪家的当天和同事一起在高级餐馆共进晚餐时，不禁想到莫迪和自己的阶级空间差异：“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和洗碗工都当不上。”[12]11 当简决定每天都去看望莫迪后，她每天跨越在中产阶级所代表的办公室、豪华公寓等空间与沉闷灰暗的劳工社区的空间边界之间，自己时髦的衣着与这个阶级空间格格不入，但这不影响简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妇人的喜爱和尊重。莫迪身上與众不同的气质给简带来她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乐趣和充实。小说中，莱辛以莫迪的视角记录了“莫迪的一天”，这一章节聚焦了莫迪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她硬撑着自己孱弱的身体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个人清洁和家务，对每天简的到来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她想让简一直陪伴她，虽然知道这并不可能。一天简由于过度劳累在莫迪家睡着时，莫迪饶有兴致地对简的衣服、鞋子和帽子打量起来。天气好的时候，简还会带莫迪去饭店、公园、咖啡店、教堂等公共空间散心，莫迪声称：“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12]149简根据莫迪回忆年轻时在女帽作坊的经历写了一本关于伦敦女帽工的历史小说《马里波恩的女帽工》，她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为她在小说中重新构建了一个人生。
三、莱辛空间越界书写的动因
回望莱辛传奇的一生就是充满越界行为的一生，故在她的创作中也不自觉地融入了越界的思想去关注人生。
莱辛的越界书写动因首先是基于作家经历这一关键因素。莱辛有着持续渴望跨越各种边界的冲动。作为伊朗出生、非洲南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成长、伦敦定居的小说家，这一定义凸显了她的“中间人”的身份困境。莱辛复杂的出身背景和人生经历使她从小就接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从而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克丽丝·鲍尔迪克（Baldick）也认为“迁移和国际旅行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来说的文化价值是显而易见的。”[14]由于受苏非派影响的伊朗宣扬男女平等，妇女地位很高，而非洲广袤的丛林又赋予了莱辛自由率真的性格，这对在这些文化中出生和成长的莱辛无疑有重大的影响。莱辛两次短暂的婚姻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她。在其作品中不乏出现挑战男权制权威、跨越性别空间边界、追求社会平等地位的“自由女性”。其次，莱辛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代际紧张关系的描写，尤其是母女关系，也可溯源其成长经历。莱辛的母亲出生在英国一个上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渊博的知识和严格的教育为莱辛日后的写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莱辛也继承了母亲的独立和叛逆。母亲对于培养“优雅淑女”的执着在莱辛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反感，也引发了后来对于母亲的反叛。[15]85所以在其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莱辛对于忽略代际关系的愧疚以及对年轻人缺乏对传统理性思考的担忧。另外，莱辛在战后定居英国，然而身份歧视、阶级鸿沟、等级制度在这个“福利社会”表面平等的掩饰下暗波汹涌，使她在作品中不自觉地重新思考政治问题、阶级和身份问题等，以及背后蕴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此外，莱辛的越界书写意图也基于她复杂多变的写作风格和强烈丰富的读者反应。莱辛一生共出版五十多部著作，创作风格不断变化，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到实验性的后现代小说，从充满寓言和幻想的科幻小说回归到半虚半实的现实主义小说。她曾被冠以各种名号：马克思主义者、政治作家、现实主义作家、女性主义者、苏菲神秘主义者、科幻作家等等。莱辛本人不接受把自己归类于某一类作家的范畴，反而不停地跨越文学创作边界。莱辛认为，二战以来，人们对人性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但极少人愿意站出来反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由种族、阶级、男性和女性组成的监牢系列中。”[16]因此，莱辛的小说充满了对界限的解构和对个人经历的重视。在她获得诺奖后，“评论家们也已经不再坚持将莱辛归类，而称她为拷问时代、跨越界限、解构类别、重释历史叙事的伟大作家”[15]34。
莱辛一生不断地跨越着地理空间界限、社会文化界限和文学界限，这为莱辛在不同作品中的空间越界书写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力。
四、莱辛空间越界书写的意义
莱辛的空间越界书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她关照的女性主体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语境中，在具体空间或社会文化建构的空间里，打破了空间边界的设定，跨越了性别边界、代际边界和阶级边界，解除了精神危机，在改造过的空间中纷纷获得了自我重构和成长成熟。
《天黑前的夏天》里的凯特在经历性别和代际空间越界之旅后，暂住在伦敦的酒店和出租公寓里，“远离安全和保护的茧，没人认可她选择的自我形象，从而给予她生存的支撑。”[7]164凯特很满意自己的新状态，她从设定好的角色和从他人的期待中解放出来，不仅表现出进一步认清自己在家庭和公共空间中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决心，还准备重新定位这些角色，从迈克尔·布朗太太变为凯特·布朗太太。凯特最终决定回家了，她自己就像梦中反复出现的那只海豹一样，“此刻的它生机勃勃，跟她一样，充满希望。”[7]232除此之外，凯特现在可以直面衰老，她剪掉了头发，决定不再做头发染头发。这与之前一头被认为得体的漂亮头发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种“一切集中于头发的声明”[7]236表明她完成了性别和年龄的越界过程，新的自我被建构。空间越界成为女性颠覆男权话语，追求自我实现的源泉和自我重构的手段，同时莱辛也通过小说解构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角色的社会规范。
与凯特实现空间越界中完成自我重构不同，《又来了，爱情》的萨拉在空间越界中利用空间隔离和空间迁移重新划清代际空间的界限。萨拉通过话剧排演，频繁穿梭在伦敦的公寓和剧院、戏剧上演的法国贝尔河镇和牛津郡的庄园。她通过物理空间隔离来表现社会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对老年女性情感状态的期许。在话剧于法国演出期间，萨拉对比尔欲爱又止，她故意“不让他住在她自己寄宿的旅馆里……她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自尊心，甚至是出于一种荣誉观念。”[8]149-150而萨拉对亨利的感情更多表现为压抑和克制与亨利的空间交融。萨拉不禁感叹：如果自己像剧中的女主演般年轻，“那我就不会太看重道德观，那就会有很多个狂喜之夜”[8]288。在内心欲望和自我克制的两极博弈中，萨拉承认自己的精神失常，她通过日记和白日梦来摆脱内心错乱。一年后，萨拉重新回归自己的日常生活，“她觉得好像一个重物从她房间搬了出去，使她变得轻松自由了。”[8]364同时，萨拉决定不再隐藏或否认衰老，相反，她开始欣然接受衰老和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可以看出莱辛通过小说呼吁世人感知爱的普遍存在性，要重视关爱和关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好邻居日记》里的简在照顾莫迪的过程中，完成了从“长不大的女儿和妻子”到一个不畏惧衰老和死亡、勇于承担责任的成熟女性的越界之旅。在简身上发生的蜕变是明显的：首先，简放弃了通过保持光鲜外表来维系社會身份的手段，接受步入老年的现实。在简对自己职业女性的形象要求上，原先她每天都要泡几个小时的澡，每周日晚上做美容护理，但后来她觉得“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12]259。其次，通过照顾像莫迪这样的“替身母亲”时，简体会到照顾高龄无助老人是多么耗费精力;在经历自己患风湿痛只能躺在床上的那些日子，她亲身体验了老年人的无助感和焦虑情绪;从对亲情和家庭责任的忽略和逃避转变为“不再畏惧老人”[12]201并能使老人对她产生足够的信赖，简已经做到对衰老和死亡现实的直视和参与。最后，在城市空间的漫步中，简从生活的细节中体验到工作之外的美好，“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12]201，信步闲逛于咖啡屋、小店、商业街、报刊亭，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通过小说，莱辛还揭示了在上世纪末劳工阶级老年女性的生存困境和英国福利体系中养老机构的不足，使人们对个人和社会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小说中的阶级空间越界书写不仅打破了城市等级制度的观念，而且通过空间使用者的越界行为促进了阶级之间的流动和互动，消解了城市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二元对立，表现了莱辛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对平等民主的追求。
莱辛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来自于生活中的许多妇女形象，包括自己的朋友和母亲。她认为作家的任务和工作就是要培养问题意识和引发问题。莱辛并没有停留在通常的个人情感或成长问题上，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层次。莱辛通过书写上世纪末女性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关注个人的自我完善，关注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关注着社会的整体福祉。正像迈尔斯（Anita Myles）所说：“她的远见卓识留下了全新的光晕和充盈着希望和满足的气氛，以至于人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冀，未来一定更美好、更幸福、更平和。”[17]
小 结
空间越界书写是莱辛作品中比较鲜明的特色，在其中后期的小说创作中，莱辛随处体现着越界意识，执着于阐释城市空间中女性的身份认同和自我重构。空间越界是女性主体一种特有的反抗权利、抵制身份危机和重构自我的方式。女主人公们的越界之旅打破了性别、代际、阶级的空间界限，消解了男性与女性、青年与老年、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二元对立，颠覆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秩序，体现出以流动、不确定性和多元混杂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空间越界书写无不与莱辛漂泊不定的人生经历、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多变创作风格息息相关。这正如莱辛在《小小的个人声音》里说的：“我们都接受的一个确定性就是不确定和不安定的状态。”[18]莱辛小说创作中的空间越界并不是要否认边界的存在，相反是要承认界限，承认空间差异，从而表现出在边界跨越中建立一个多元的、流动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愿望，同时也传递了莱辛对女性主体在步入老年阶段过程中的人文主义关怀。
注释：
（1）参见Rubenstein，R.Feminism，Eros and the Coming of Age[J].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2001，（22）：1-19.;Wallace，Diana.Women’s Time：Women，Age，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Doris Lessing’s The Diaries of Jane Somers.[J].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2006，（39）：43-70.;Waxman，B.F.From the Hearth to the Open Road.A Feminist Study of Ageing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M].New York：Greenwood.1990：2.;Aghazadeh，S..Ageism and Gender Performativity in 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J].Doris Lessing Studies.2016，（34）：25等。
（2）参见赵晶辉：《英美及中国多丽丝·莱辛研究的“空间”问题》，《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邱峰：《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女性话语建构》，《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肖庆华：《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版;谭万敏：《多丽丝·莱辛小说中的身体话语研究》，西南大学2016年博士毕业论文等。
（3）参见《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李钧鹏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消解性别》，郭劼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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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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